王六生少将，是号兵出身的将军。他吹号，是解放军众多将军中时间最长的，也是唯一被称为“号兵将军”的战将。
王六生吹号，有很多的故事。首先得从他偷偷参加红军说起。
1929年秋，红5军第二纵队来到王六生的家乡——江西萍乡桐木镇。国民党说红军杀人放火抢东西。王六生一家离家躲到山上。几天后，粮食吃完了，父亲认为王六生年纪小，不会被抓去当兵，叫他下山取粮食。王六生回到家中，发现红军已开走，却把他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挑满了水，吃了的粮食，也付了款，又吃惊又感动，赶紧跑上山叫回了全家人。从此，他就爱上了这支军队。
第二年，红军进攻长沙，靠近湖南的桐木镇也成为了苏区，王六生要求参加红军，哥哥们怕他战死，都极力反对。一天晚上，王六生瞒着家里，跑出去参加了红军。随后，被分配到红3军司令部学吹号。
可是，叫吹号的号长在旧军队干过，有些不良习气，在教号过程中，动手打骂新兵，有时借新兵的津贴费也不还。这引了王六生和另一位学号新兵的不满，于是两人悄悄离队，寻找当初住过王家的红5军。
他们一边打听一边找，在萍乡一带找到了红5军第1师。师特务连长听说王六生学过吹军号，就安排他继续学号。
毕业后，王六生被分配到第1师政治部当司号员。
随后，王六生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一次师司令部司号员负了伤，他临时受命吹号调兵参战。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后被批准入团。
第二年，他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紧跟师长李实行身后，负责吹号指挥。一次，他吹号联络不上部队，便冒着危险跑到前沿传达命令。此战歼灭敌81旅大部，战后，李实行表扬了王六生的勇敢行动，并将他调到师司令部当司号员。遗憾的是，后来李实行师长在战斗中牺牲，成为王六生经历的第一个牺牲的师长。
1932年2月上旬，红军开始围攻赣州，久攻不克。一日敌人突然发起反击，师政委黄克诚下令突围。王六生吹号通知部队。部队大部撤出战斗转移后，他与通信班一起掩护黄克诚转移。可是，师长侯中英却返回前沿寻找第1师其余人员，被敌人军俘虏，后英勇就义。
这是王六生经历的第二位牺牲的师长。他为侯中英的牺牲难过了好久。
1933年6月，王六生任第4师第10团3营营部的号目，负责营部几名号兵。
1934年，在高虎垴战斗中，王六生的耳朵被敌人的大炮震聋了。一次，敌人冲上来了。营长张震命令他吹号，调兵反冲击。王六生听不见，经张震打手势才明白，随即跑步前去通知第7连，终于打败了敌军。
长征前，王六生被调至师司令部当司号员。红军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后，师长洪超赶去红11团指挥作战，王六生跟随其后。不料路遇敌人溃兵袭击，洪超中弹倒下。王六生等人奋力将溃兵击退。这是他当号兵时经历的第三个牺牲的师长。
1935年2月中旬，红三军团取消师建制。王六生被编入第10团，继续当司号员。他参军5年，仍然还是一名号兵。9月在过渭河，红10团与追击之敌发生激战。在战斗中，王六生被打穿右臂和肩胛骨，之后靠着政委杨勇送的一头打土豪得来的毛驴代步，才翻越六盘山，走到了陕甘苏区。伤愈后，他被提升为大队部（团）司号长。
这算是王六生第一次正式当干部。
1937年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六生担任115师343旅第686团团部司号长。第二年3月，在晋西南的午城与日军展开巷战时，王六生再一次在巷战中负伤，伤愈后，他调任2营担任组织干事，之后又去担任代理连长，11月正式调任1营担任教导员。从此，王六生才完全离开了号兵工作，开始担任领导干部。
至此，他一共干了8年的号兵，并且四次负伤（他一生五次负伤）。
王六生对号兵有着深厚的感情。
1949年10月，王六生已经是解放军第22军军政治部主任。一次，部队在解放舟山的战斗中，俘虏了国民党一支为蒋介石演奏过的军乐队。第22军军长说：“这是一支反动军乐队，不能留用，解散算了。”
王六生说：“我们22军一直没有军乐队，眼下敌人给我们送来了一支，我们正好可以留用，就像留用国民党军送来的枪炮子弹一样。当然，对军乐队队员们要多加教育。”
在王六生的坚持下，这支军乐队编入了第22军文工团。经教育改造和积极演练，他们能够演奏不少好听的革命歌曲，深受部队官兵欢迎。
1955年，王六生被授予少将军衔。在这一次授衔的解放军将领中，也有好几个人以前当过号兵，但谁也没干王六生这么久。授衔时，罗荣桓元帅说：“王六生同志是我军地地道道的‘号兵将军’，是号兵官兵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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