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地處京畿腹地，現轄緊鄰京津的三河、霸州、固安等十個縣市區。此區域歷史悠久，清代乾隆年間李光照所撰《東安縣誌》即載：“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此安墟就為今廊坊市所處位置，這說明在傳說中的遠古時期，廊坊地區就已成為一個與中華文明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重要區域。明清時期，北京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天津依靠其臨海拱京的特殊位置，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而為這兩座重要都城所包圍的今廊坊市所屬地區，當時主要屬順天府所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始終受這兩大都市的影響很大，並形成自身發展的特色。明清兩朝，在今廊坊市所在的區域，曾在文、武科先後出現3個狀元、4個榜眼、3個探花，成為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
壹
明清時期的科舉，最高級別的選拔為殿試，由皇帝親自主考，第一名為狀元、第二名為榜眼、第三名為探花，此三者均名列一甲，僅得其一就足以光宗耀祖，名震天下。明代正德至嘉靖年間，固安城內人楊維聰(1490～1550)一舉得中辛巳（1521）科狀元。嘉靖五年，其兄楊維傑再中丙戌科（1526）榜眼。僅五年之內，一個家庭竟連出了一個天下第一、一個天下第二，很難不令人驚歎。整個明朝共有狀元89人，北直隸地區（主要在今京津冀地區）僅2名，固安縣的這個家庭即佔其一。明顏祖訓原編的《狀元圖考》、清閻湘蕙編《明鼎甲徵信錄》對楊氏兄弟接連登魁的事均有記載，民國《河北通志稿》還記固安縣東孫郭村東南有其父和楊維聰、楊維傑兩兄弟的墓塋。
明清時期的科考同時並行文、武兩科。固安楊維聰、楊維傑兄弟的巨大成功足以使這個區域倍添自豪與榮耀；而之後在武科所取得的成績則更為優秀和眾多。武舉，又稱武科，是古代科舉制度中專為選拔武藝人才而設置的科目。武舉起始於唐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據《新唐書▪選舉志》卷四十四的記載，“武舉，蓋其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歷經唐宋明清四朝，至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廢止。武舉由唐初設時幾十種科舉科目之一，飽受存廢爭議之聲；到宋代被納入整個科舉體系之中，確定了三組考試的程序和外場考武藝、內場考策論兵書的考試辦法；再到明清時期在科目設置、考試程序、考試內容、考試方法等方面逐步完善和制度化，成為國家科舉選士惟重的兩科之一（與進士科並列），整整綿延了1200年，對古代社會政治、軍事、社會風氣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據趙爾巽所撰《清史稿▪選舉志》記載，武科自清順治朝初年下詔舉行，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如文科制。鄉試以十月，直隸、奉天於順天府，各省於布政司，中式者曰武舉人。次年九月會試於京師，中式者曰武進士。凡鄉、會試俱分試內、外三場。首場馬射，二場步射、技勇，為外場。三場策二問、論一篇，為內場。外場考官，順天及會闈以內大臣、大學士、都統四人為之。內場考官，順天以翰林官二人，會闈以閣部、都察院、翰、詹堂官二人為之。同考官順天以科甲出身京員四人，會闈以科甲出身閣、科、部員四人為之。會試知武舉，兵部侍郎為之。各直省以總督、巡撫為監臨、主考官，科甲出身同知、知縣四人為同考官。外場佐以提、鎮大員。其餘提調、監射、監試、受卷、彌封、監門、巡綽、搜檢、供給俱有定員，大率視文闈減殺。殿試簡朝臣四人為讀卷官，欽閱騎射技勇，乃試策文。臨軒傳唱狀元、榜眼、探花之名，一如文科。
在清朝的武科考試中，今廊坊地區共出現兩名狀元、三名榜眼、三名探花，分別是：狀元：文安顧麟、霸州錢治平；榜眼：東安（今廊坊市內）李錫命、馬承基，大城孫和平；探花：大城王萬清、王世平，霸州高適。以上幾人的高中情況，均見載於朱彭壽所撰的《舊典備徵》一書中。 朱彭壽所撰《舊典備徵》記錢治平為乾隆乙丑（十年，1745）科狀元，是順天府霸州人。民國劉廷昌等撰《霸縣新志》載有此人，該志卷五下《選舉志》記：“錢志平，乾隆乙丑殿試一甲第一名狀元。由一等侍衛授湖北黃州參將。”因此，霸州錢志平為武狀元英無疑。在朱彭壽所撰的《舊典備徵》書中，記有顧麟為乾隆甲戌年狀元，即乾隆十九年（1754）高中，但其籍貫失錄。民國陳楨、李蘭增所撰《文安縣誌▪選舉志▪武進士》有載：“顧麟，殿試欽點一甲第一名，任鎮標左營遊擊．升提標參將。世居邑北廣陵城，墓在村西南”。另，此志《方輿志▪墳墓》還記：“武狀元顧麟墓，在城北廣陵城西南。”故，可確定顧麟當為文安人。不過，《文安縣誌》記顧麟為乾隆乙丑（十年，1745）科武舉，為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科武狀元，考取時間與《舊典備徵》所記有所不同，估計當為記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狀元顧麟為文安人當問題不大。
兩名東安籍的武榜眼，據朱彭壽《舊典備徵》所記，李錫命中在乾隆年甲辰（四十九年，1784）科，馬承基中在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科。民國劉鍾英等纂修《安次縣誌》均有記載，如下：
李錫命，字天寵西得勝村人。性慷慨，膽略過人。乾隆庚子科武舉，甲辰科會榜第一，廷試第二，授二 等侍衛。嘉慶元年授廣東潮州遊擊，隨廣州將軍明亮平定苗匪石柳鄧有功，賞倍勇巴圖魯。二年五月，額勒登堡奏剿川匪林之華等於芭蕉山，賊據險死拒，鍚命身先士卒偪賊寨克之。七月，升兩廣督標後營參器將。四年，升羅定協副將。十一月，追剿冉天元於蒼溪縣，力戰死。事聞，嘉慶五年賞治喪銀一千二百兩，特賜諭祭文曰：“皇帚諭祭陣亡副將李錫命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恤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李錫命賊性忠直，因而忘身禦敵，衝鋒奮勇陣歿。朕用悼焉，頒祭葬以慰幽魂！嗚呼！聿昭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尚克歆享。蔭一子，詳襲蔭表。”
馬承基，字念遠，得勝口人。丰姿魁梧，膂力絕人。乾隆已酉武科榜眼，選侍衛期滿
上兩段文字所述及考取榜眼的時間與朱記是吻合的，尤其是對李錫命的記載非常具體全面，十分具有史料價值。
位於廊坊最南端的大城，漢代置東平舒縣，屬渤海郡，曹魏時於縣內置章武郡，晉又改章武國，至唐時改稱大城，後自宋至清一直以大城稱。明代文人王世貞撰《弇山堂別集》卷五記明代的武舉始於弘治十四年，因史料限制，明朝武科被錄取的情況較難查考，而在大城縣的地方誌中卻發現一位中於明代的武探花。在光緒趙炳文、徐國禎所撰《大城縣誌》卷八《選舉》的“武科名錄”明代一欄內記：“王廷蘭，探花，任錦衣衛，千戶”。
有清一代，大城出現武榜眼一名、武探花兩名。武榜眼名孫和平，光緒年《大城縣誌》記他中在道光壬辰科，即在道光十二年（1832）。另兩位武探花，同一志書的《選舉》“武科名錄”在乾隆年下記：“王萬清，庚戌探花，任雲南普洱鎮總兵 雍正己酉年武舉”；在嘉慶年間記：“王世平，戊辰探花，任江西、湖北副將、廣信府參將、南昌、九江、黃州等副將”。據志記王萬清武舉中在雍正己酉年（七年，1729），故其中探花當在雍正庚戌年（八年，1730），朱彭壽所撰《舊典備徵》記在乾隆庚戌年，已在六十年之後，為誤；王世平考中探花則在嘉慶戊辰年（十三年，1808），與相對照朱彭壽撰《舊典備徵》所記一致，但朱書載榜眼孫和平為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市大興區）人，這應當為誤記。光緒年《大城縣誌》卷一《與地》“國朝”欄分別記：“探花王廷蘭墓在召莊”“ 探花王萬清墓在北迸莊”，這說明了兩人籍貫在大城縣的具體位置，而且在該志書編撰時，墓塋應尚在。
此外，民國劉廷昌等撰《霸縣新志》卷五下“武進士▪清朝”欄內又記：“高適，嘉慶丙辰，滿洲鑲紅旗籍，殿試一甲第三名，雲南鶴麗鎮總兵”。朱彭壽《舊典備徵》所記考中時間相同，下屬“漢軍鑲紅”，籍貫未記。相互比較，兩書所載當為一人，本《霸縣新志》正補朱書籍貫所缺，故其地又可增武探花一名。
貳
武科對應試者的“文”也是有一定要求的，並處在不斷變化中。如清初實行武科舉時，武會試內場考試為“策二篇、論一篇”，考試內容出自（武經七書》。到康熙時，嫌其文義駁雜，在四十八年將內場改為試論兩篇。分別以（論語》《孟子》和《孫子》《吳子》《司馬法》為出題範圍，乾隆二十六年，鑑於武科內場槍手冒名之風日益蔓延，將內場考試再作調整，將《四書》論一篇裁去，只留《武經》論一篇、策一篇。嘉慶十二年，由於各地武舉多不能完成策論，武鄉會試內場策論停止，改為默寫武經一段約百餘字，只要不是不能書寫或書寫錯亂者即為可過。嘉慶六年，仁宗以科目文武並重，文闈條例奇嚴，防弊周密，武闈考官面定去取，尤易滋弊，命比照文闈磨勘例，鄉試題名錄將中式武生馬步射、技勇一一詳註進呈。各省交兵部，順天另簡磨勘官核對。濫中及浮報者懲不貸。覆試始乾隆時，起初會闈行，不符者罰停科，考官議處。三次覆試不合式，除名。道光十五年，始覆試順天武舉如會試例。咸豐七年，覆試各省武舉如順天例。 康熙間，欲收文武兼備之材，嘗許文生員應武鄉試，文舉人應武會試，頗滋場屋之弊。乾隆七年，停文武互試例。
據有學者統計[1]，有清一代，自順治三年(1646年)始，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止，共舉行文科會試112次，產生了114名文狀元（順治九年、十二年滿漢分榜，故狀元人數比實際科數多出2人）。武科會試自順治三年始，至光緒二十四年止，共舉行109次，產生武狀元109人。清代，武狀元的地區分佈極不均衡，人數最多的是直隸，達41人，佔清代全國武狀元總的比例為37. 6%，達到全國武狀元總數的1/3強，而四川、貴州僅為1人，各僅佔清代全國武狀元總數的0.9%，更有湖北、湖南、安徽、廣西、雲南等省，沒有產生武狀元。而文狀元人數最多的江蘇，人數達49人，佔清代全國文狀元總比例近43%，陝西、四川、河南僅有1人，山西、甘肅則沒有產生文狀元。從這樣的數字比來看，廊坊地區在清代產生如此多的武狀元、榜眼、探花等，是十分難得的，要較不少省份的總量還多。
叄
作為國家的一種掄才大典，武科在社會也有較高的地位和影響。如清順治三年武鄉試後，仿照文科鄉試舉行鷹揚宴，後成定製，由教坊司鼓樂承應。清代武進士被錄後，國家還會舉行在傳臚大典。在授官上更是如此，清代武進士授官較之前的宋明兩朝，品級有很大的提升。宋代武鼎甲進士授官多為三班率職、左侍禁、承義朗，保義郎等從八品、九品官階，其他武進士的官階更低；明代武進士除官主要依據中式者原來身份地位參考科考成績酌加一到二級，對於原本沒有出身的武進士也止授予千戶、百戶之類官職。到了清朝初年，順治三年丙戌科規定-甲一名武進士授參將（正三品），二名授遊擊（從三品），三名授都司（正四品），二甲進士為守備（正五品），三甲進士為署守備；順治十二年，由於這一科是皇帝第一次親自參加殿試，因此在授官時將待遇調高了一級，“第一名授副將品級”、“二名授參將品級”、“三名授遊擊品級”、“四名至二十三名授以應得品級”；康熙七年對於授官制度又做出調整，一甲第一名進士以參將用，第二名以遊擊用，第三名以署遊擊、管營都司，恢復到了順治初年的授官制度；康熙三十七年規定將騎射優長人才強壯的武進士者擢授為侍衛，分於三旗隨班行走，人數不定；雍正元年對武進士授官進行了改革，武狀元授為一等侍衛，榜眼、探花授為二等侍衛，二甲十三名武進士授為三等侍衛；雍正五年規定更為詳細，“一-名武進士授為一等侍衛”、“二名三名授為二等侍衛”、“二甲簡選十名授三等侍衛”、“三甲挑選十名授藍翎侍衛”，乾隆元年規定將“到部之武進士”，由欽點大臣簡選，分為三等，一等、二等者以營守備用，三等者以衛守備用。此後成為定製，一直延續到清末武科舉停廢。
從清代武進士除官的發展歷程，可看到清代武進士所授官職級別是很高的，雍正元年之前，尋常年份武狀元授官都可以達到正三品，個別年份甚至達到從二品。武進士授官改革後，鼎甲進士所授的一等、二等侍衛品級也在正三品和正四品，普通武進士所授的三等侍衛、藍翎侍衛品級在正五品和正六品。這樣的授官品級不僅比宋明武進士初授官職要高許多，就是同朝文科進士所授官職級別都無法與武進士相比，據《清史稿▪選舉志》記載，清文科進士及第授官，鼎甲進士中狀元授從五品的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僅授翰林院編修。其餘進士無論外放還是留京，多為七品左右官職。
但這並不能說明武進士仕途發展就比文進士要順利，由於武進士所授官階除侍衛外，都不是實授，據順治十二年上諭，中式武進士全部在京城學習騎射，先行照品級給俸祿頂戴，俟滿一年題請實授。此後，類似的規定也屢見不鮮。如康熙五十一年規定“考中武進士，皆以參將、遊擊、守備等項員缺補用。”因此，武進士名義上雖有高官階，但並不一定能直接到任。由於還有各地提督推舉人員等原因，武進士會有許多候選者無法補缺。另外，由於武進士自身的一些經驗不足，任職也有許多不適應之處，在與行伍出身的軍官競爭中常處於下風，在軍隊按軍功提升的原則下，常導致他們成長的速度就不會很快。因此，武進士授官級別雖高，但仕途發展並不順利。而文科進士授官雖低，一來是實缺，直接可以上任，而且升遷速度也很快。這樣，就有不少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這樣從文進士躋身出來的官員扶搖直上，成為掌控軍隊的國家重臣，倒較少有從武進士出身而來的名將或名臣。
不過，在明清兩朝，在今面積不少很大的廊坊地區，共出現瞭如此多的文、武進士、榜眼、探花等，分佈在固安、霸州、文安、安次（東安）、大城等縣（市、區），仍是這個地區歷史文化非常值得重視和研究的現象，其中或許蘊藏著較大的文化資源寶藏。
[1]王金龍《清代武狀元籍貫與地域分佈》，載《歷史檔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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