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医疗行业出现了一个大转折。倒不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而是从此，一定要是熟读儒家经典的医生，才会被承认水平高。“所谓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大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
这件事说起来还是跟科举制有关。考中了有官做，大大刺激了民间识字读书的学习欲望，但实际上真能考中的人毕竟有限。于是，社会上也就囤积了大量多余的读书人，去库存压力很大。
这时候，去当医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有了小时候跟四书五经较劲的经历，临床是否更高明固然难说，但阅读医家典籍，总是很大的优势。民间谚语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医生们多半还是不甘心，对考试不能忘怀。明清有不少医生留下“医案”，记录自己开过的药方，也记录自己给病人治病的经过和心路历程。就在这类书里，医生常常会讲类似这样的故事：自己科举本来是有希望高中的，但就是在迎考复习的关键时刻，有重病人找上门来。出于医者仁心，他不得不殚精竭虑替人家治好了病，因此放弃了备考，这才名落孙山。
李时珍是不是也有类似心理呢？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但他对儒学和科举的态度，显然是复杂的。他读书的天分不低，14岁中秀才这事，几乎接近神童级的表现——现代人容易低估考中秀才的难度，实际上，明代平均每个县，活着的秀才拢共才300个左右，考中的难度，至少不低于今天上个“985”。
23岁的李时珍放弃了科举之路，大概是一种计算过成本与收益之后的理性选择，谈不上对科举制的否定。最明显的证据是，在培养儿孙的时候，李时珍没让他们都走自己的路，还是敦促他们在考场上打拼。最后，这些孩子大多也取得了秀才身份，李时珍的长子李建中更是在残酷的考场里杀出一条血路，中了举人，当了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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