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秀文在小區裡寫書法
書法曾是中國人的“童子功”
書法是中國漢字特有的一種傳統藝術，被譽為無言的詩、無行的舞、無圖的畫、無聲的樂。中國書法歷史悠久，從甲骨文、金文演變而為大篆、小篆、隸書，至東漢、魏、晉的草書、楷書、行書諸體，書法一直散發著獨特的藝術魅力，出現了王羲之、顏真卿、柳公權等書法大家。
在道外溫州商貿城開辦書畫工作室的趙中，喜歡上書法則受到小學老師影響。“我老家是七臺河的，小學五年級時開始練習書法。當時，老師寫得一手漂亮的板書和毛筆字，讓我非常崇拜。於是，課餘時間我就自己練，練到上癮。”
三四十年前的全民“書法熱”
在中國書法史上，軟筆書法一直佔主流，直到上世紀30年代中期，隨著鋼筆傳入中國並開始廣泛使用，中國才出現第一本硬筆書法字帖。不過，在建國初期，毛筆字仍是中國書法的代名詞，與古詩詞和中國繪畫關係密切的軟筆書法，才是公認的傳統意義上的藝術。
1978年，中國迎來了文藝復興的春天，隨著高考的恢復和文化的迴歸，更具有實用意義的硬筆書法，也就是鋼筆字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可。當年，年過七旬的硬筆書法家黃若舟，依據自己1939年出版的硬筆書法著作《通書》，重新編寫了《怎樣快寫鋼筆字》。沒想到，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得到全社會的熱烈追捧，一印再印，銷售量高達1200萬冊。
在趙中的記憶中，當年全國經常舉辦各類書法比賽，硬筆書法風行一時，也拉動了傳統的軟筆書法受到更多人的喜愛。全國出現了一大批書法名家，受追捧的程度不亞於現在的明星。“我高中畢業後，要找一個謀生手段，在這股書法熱的感染下，我拜師學習玻璃畫。炕琴、高低櫃、牌匾等我都畫過畫、題過詩，幹了5年。”
孫秀文是在部隊練得一手書法功夫的。“那時我還在部隊當兵，訓練之餘就是練字，幫部隊寫板報，寫大字塊。復員後進入糧食系統工作，書法也沒有扔下，接觸了黑龍江一些書法大家，經常揹著紙墨在江沿兒的九站公園裡練字，玩得不亦樂乎。”
“打字”時代讓書法受到冷落
進入新世紀以來，硬筆書法熱迅速退去。作為一種實用性的書寫形式，硬筆書法更多侷限於中小學生群體中。在老師和家長心中，學生寫得一手好字，考試時卷面才會更整潔，給評卷人留下好印象，作文才會得高分。大多數學生練習硬筆字，不求“藝術”，但求工整。
在各類職場中，隨著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和辦公自動化時代的到來，“打字”代替了寫字，大多數職場人員平時已經很少動筆，對硬筆書法的需求降至冰點。同時，軟筆書法也退出了實用性的市場，曾經佔據各類牌匾領域的毛筆字，迅速被擁有各類字體的計算機字庫和電腦噴繪取代。
孫秀文所在的單位解體後，他被迫“下海”，當了十多年的水果販子，除了偶爾給水果庫寫一寫大字塊，很少有機會展示他的書法。後來他又開了童車店，忙於生意，一度連書法都很少練了。計算機字體代替了一切，書法似乎沒有了用武之地。
隨著現代化傢俱的出現，玻璃畫沒有了市場，趙中後來改做家電批發生意。多年來，他在做生意之餘，書畫愛好一直沒有放下。在他的辦公室裡，始終放著毛筆，不忙時他就寫幾幅字。對於他來說，書法是一種放鬆的休息方式，更可以讓他修身養性。
趙中在創作
文化需求讓中國書法“迴歸”
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社會經濟的空前繁榮，書法作為一種傳統國學回歸。尤其是在退休群體中，“有錢有閒”的他們把書法當成書寫人生第二春的重要手段。據調查，很多老年大學的書法班都人滿為患，一些社區活動室及各單位的老幹部處也開辦了書法班。
與此同時，文化市場的空前繁榮，也讓書法作品有了市場，像道外古玩城這類商場在哈爾濱出現了很多家。朋友的店鋪或公司開業，送上一幅裱好的書法作品，成為有品位的賀禮；一些商家買來書法作品，成為最時髦的裝飾方式之一；給友人的辦公室求一幅書法作品，成為朋友間交流的粘合劑。
文化產業日趨繁榮，書法作品成為商品，文博市場一片紅火，孫秀文和趙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書法市場領域的。當年很多放棄書法改行做其他生意的一批人，重新回到書法領域。曾經營大酒店的杜國強也重拾舊好，在古玩城裡開辦了“北墨堂”。
趙中說，在南方，很多店鋪又重新流行手寫的牌匾。“書法作品更有靈魂，有文化味，更高檔。對於我來說，寫字表面上是一種生意，我的書法作品在古玩城、曼哈頓及一些茶行都有賣；但骨子裡，我與書法已融為一體，那是我的生活。我新買了一棟大房子，打算開個書畫班，與老年人共度自己的退休生活。”
張德祥曾在《中國藝術報》發表的文章中，對書法有過精當的概括：“書法不僅僅是技法，它是技法所承載的文化，因而是藝術創作。文化是墨，人格是筆，書法是精神的一種存在。”（田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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