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之機，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沉思的時刻，使我們可以回望歷史深處，記錄榮與衰、權衡利與弊、評議長與短、分析得與失，從而得以探尋那些隱藏在表象之下的、牽繫國運進程的變革力量。
相對於這一持續40年的大變局，40篇鉅細混雜的文章著實難以再現其全貌，甚至配不上這一段空前絕後的歷史。然未有涓涓細流，何來歷史長河之奔湧？哪怕是還原一部分記憶，也有助於我們從歷史中汲取力量，將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馬國川/文
當千禧年的第一縷陽光投照在中國城市的高樓大廈時，也投照在中國廣袤農村的每一個角落，無數破敗牆體上，粗大的標語更加刺目——
堅決打擊抗糧抗稅的壞分子！
喝藥不奪瓶，上吊不解繩。
……
但是李昌平既沒有感受到迎接新千年的歡樂氣氛，也沒有注意到身邊的這些標語。他正開著一輛桑塔納到處遊蕩。他是在鬱悶中進入2000年第一個黎明的。
這是他出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第二十四天，再過一個月就是農曆春節，可是他手裡竟然沒有一分錢，只有一個黑黑的大窟窿：鄉政府債臺高築，不是欠銀行的——銀行已經不敢借給他們了，而是從私人手裡借來的高利貸。好多人圍著他討債，他只能說好話、賠笑臉。然而，面對鄉里的361個工作人員，空話和笑臉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他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領到工資了。
年關如期而至。這位新任黨委書記終於借來一筆錢。他拿出幹部名冊，不論級別高低和資歷深淺，每人發2 000元，另附一張白條。
然後他回過頭來，付給堵在門口的債主們利息。“本金？一定還，一定還。政府不會欺騙人民！請放心，請放心！”言之鑿鑿。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本金什麼時候能夠還上。
一
過去的17年中，李昌平親身經歷了農村改革的全過程。
1983年，20歲的李昌平從湖北省機電學校畢業後，回到洪湖邊的家鄉——周河公社工作。兩年後，李昌平被任命為監利縣周河鄉黨委書記。
那是一個物資短缺的時代，也是一個熱情勃發的時代。剛分到土地的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中國農村呈現出勃勃生機。“那時候，農民收入持續上升，農民收益一是靠糧食等大宗農產品增產增收，二是靠非農業收入，包括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
李昌平領導下的周河鄉幾乎村村有漁場，每村每年從每個漁場提留一二十萬元。鄉里有農工商總公司，下面有八九個企業，從事農產品的加工、營銷，農業生產資料(桐油、油漆、漁網等)的生產，以及服裝生產等，鄉鎮企業的年上繳提留達幾十萬元。
這一時期也恰恰是中國鄉鎮企業的高速增長階段。1988年，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到9 495萬人，這是鄧小平也沒有預料到的收穫。“那時候，鄉鎮企業為什麼能蓬勃發展？因為那個時期的農民集體有權用土地發展鄉鎮企業，農民可以分享土地非農用資本收益。”後來，離開家鄉的李昌平在對中國近60年的土地政策進行研究後認為，1977～1988年的土地制度對農民最有利。
但是，就在《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聲飄蕩全國的時候，身處田野的李昌平卻知道，事情在悄悄發生著變化。
1988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鄉(鎮)村企業建設用地，“必須嚴格控制”。從此，農民要辦企業，必須到城裡的工業區去，農民使用土地辦企業，要經過“國家審批”，先將土地變為國有土地，然後再高價買回來。這不但剝奪了農民分享土地非農用資本收益的權利，也限制了鄉鎮集體企業和村辦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從第二年起，國家對鄉鎮企業採取“調整、整頓、改造、提高”的方針，減少了稅收、信貸方面的支持和優惠措施，政策上也明確規定“鄉鎮企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應主要靠農民集資籌措”，“進一步提倡鄉鎮企業的發展要立足於農副產品和當地原料加工”。鄉鎮集體企業、村辦企業從銀行貸款變得十分困難。同時，國家給予沿海地區很多外企“超國民待遇”，這對於內地鄉鎮企業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李昌平更直接的感受是，鄉鎮部門開始增多了，工商、稅務、漁業、林業站等建立起來，每個部門都靠創收存在。開始周河鄉政府只有八九個幹部，可是到1993年李昌平擔任周河鄉的黨委書記時，他發現，吃財政的幹部已經超過了百人。
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使得“財權上收、事權下移”。中央收走了更多的稅收，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醫療等事務逐步下放給基層政府。農村教育、醫療、生產資料等成本的增加，導致農民負擔很重。而越來越多吃財政的幹部都要發工資，“我們只能找農民要，所以幹群關係十分緊張。”李昌平說。
二
“剛到鄉鎮工作的時候，能做很多事情，我覺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時候，我是有抱負的。可是到了90年代，年紀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工作經驗增加了，但是事情卻辦不好了。到處得罪人，只有欺侮農民。”
李昌平決心做些事。
精簡機構、清退編外人員、減輕農民負擔、治理亂收費……今天的人們把這些都稱為改革，而且給予高度評價。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深知農民疾苦的李昌平從不否認自己的農民情結，但是他對自己當年的改革評價並不高，“一切都是逼出來的，上面不給錢，不改不行了”。
1996年，李昌平的改革在周河鄉取得顯著成效。三年前，該鄉是監利縣經濟最落後的鄉鎮，是年，該鄉成了全縣農產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財政收入進入全縣26個鄉鎮中的前五名。李昌平成了減輕農民負擔的“英雄”，全省優秀黨員。但是，他卻遭到了全縣執法收費單位的集體發難。更讓他感到痛苦的是，一旦他被調離，一切就會立即恢復原樣。
在痛苦和迷惘中，一起突如其來的事件差點斷送了他的仕途。
1997年春季，監利縣政府頒佈命令，要求全縣農民將全年稅費的1/4在當年5月繳納。按照既成制度，稅費本該在收穫以後繳納，監利縣此舉顯然違背成憲，但是沒有任何人提出質疑。
從官員的立場上來看，連續多年行寅吃卯糧之舉，實在是掩蓋財政破產危機以及維繫官員生存的無奈之舉。當時，所有本當由政府興辦之事，諸如維護道路、擴建學校、修復被洪水摧毀的壩橋閘渠、建設縣城賓館和機關幹部住宅、購買官員轎車等，全都不能實現，甚至連幹部工資也不能按期足額髮放。徵稅期限不符合生產週期，適逢鄉村青黃不接又需投入大量生產資金的季節，政府與民爭利已成常態。雖然前一年監利南部10個鄉鎮遭遇水災，顆粒無收，湖北省委書記已經明確要求給災區減免稅費，況且“災民免繳皇糧”在我們國家也是自古以來的傳統，可是在20世紀末的監利實行起來卻不容易，因為如今的農民“稅費”並非“皇糧”，而是地方官員的衣食，所以監利不僅不肯減免，反而要求農民提前繳納。
柘木鄉茶卜村有個婦女朱長仙，也被勒令交出800元。她搬出省委書記“受災免稅”的承諾，要求政府先行退還去年拿走的800元，至少也應將那一筆錢用來抵交眼前稅費。這一要求從制度和道理上來說都可成立，可是她的那筆錢早被官員花完了，登門的收費幹部當然不允。於是雙方發生口角直至肢體衝突，幹部在盛怒之下將她的丈夫抓起來，關到小學校裡，說是“辦學習班”。朱長仙當即喝農藥自殺，她的屍體被農民抬到鄉政府。然而這還不是“茶卜事件”的最高潮。7天之後，在監利縣的另外一個村莊，一個小學教師也因不堪沉重稅負而自盡。這兩件事情恰巧發生在7月1日香港迴歸日前夕，牽涉政治大局的穩定。所以當日就有指令傳達下來：“從重從嚴從快”懲處肇事官員。
時任柘木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雖然遠在數百公里的武漢學習，但是當時的縣委書記要求他“自請處分”。於是李昌平寫下了辭職報告，雖然事件調查組的成員說這是監利縣委的“丟卒保帥”之舉，但是在李昌平的報告裡沒有冠冕堂皇的大話，而是充滿了“負罪感”，“和朱長仙的生命相比，給我這個黨委書記一個處分算得了什麼呢?”李昌平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
三
在辭職報告裡，李昌平這樣寫道：“如果給我處分能促進中央政策的落實，能讓農民相信黨，我願意接受任何處分。誰叫我是共產黨員！”可是事隔三年，當他回到黨委書記崗位上來的時候，卻發現他所擔心的局面不僅沒有絲毫改觀，反而更加嚴重。
走在正月裡的農村，他看到的不是過年的喜慶。一些農家的大門緊鎖，悄無聲息，主人都在外面打工，過年也沒回來。另外有些農家有人聲，但不是笑聲。“到處都是骨肉分離，擁抱泣別的場面。那些可憐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雙腿不放。”這位黨委書記的桑塔納也被攔下。農民說想搭車，他一點頭，就擠上來五個人。他問他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一個人說：“你們當官兒的心太黑，不出去沒有活路。”他有點不相信，覺得這些人也許就是城裡人常說的“無賴”，或者是官員們口中的“刁民”。
然而一路上的情景卻讓他淚流滿面。“成群結隊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滾滾的洪流勢不可當。不管是什麼車，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統統攔下搭乘。如果是客車，一定要擠到裝不下最後一個人為止。如果是貨車，就放上稻草，像裝貨物一樣裝人，直到裝得不能再裝為止。”
當他走進角湖村黨支部書記李先進的家時，他發現這位少年時代同學的家仍然是兩間熟悉的瓦房，那還是15年前蓋的，已經破敗不堪，彷彿隨時都會倒塌。15年前這位同學結婚時置下的黑白電視機，今天仍然是他家最值錢的電器。李先進的母親雖然只有60歲，看上去卻像80歲的人了，讓他不敢相認。“過去只愁沒有糧食吃，現在好了，糧食不珍貴了，愁的事也多了，”這老太太說，“愁孩子讀不起書，愁看不起病，愁穿不起衣，愁交不起稅……”李昌平知道這是真話，他上任這兩個月來，親眼看著他的親姑媽和親姑夫有病不治，慢慢死去，還親耳聽到侯王村的侯家老漢1999年交了700元的“人頭稅”。他的上級說，這人頭稅是增加財政收入的“好經驗”！侯家老漢跑了十幾裡來找李昌平，只為了問一句話：“請問李書記，中國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歲的老人交人頭稅？”
憑著對家鄉父老的瞭解，他知道這李家老太和侯家老漢絕不是那種“刁民”，可是就連他們也是怨氣沖天了。一個說：“老了，政府不僅不養我們，還要我們這些老人養政府！”另一個說：“這個政策要變一變，再不變，老百姓可是沒法子生活了。”這場面令李昌平震撼，多年以後還記憶猶新：“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淚水。農民太苦了！太可憐了！面對他們，我總有一種負疚的感覺。”更讓他不寒而慄的是農民對官員的敵對情緒。看來他過去聽的那些報告並非實情，下級糊弄上級，而他的上級不是真糊塗，就是在裝糊塗。
四
1962年春天，陝西戶縣農民楊偉名寫下《當前形勢懷感》。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民面對“瀕於破產的農村經濟面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如洶湧狂濤，衝擊心膛”。在文中，楊偉名概述當時國民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村經濟形勢時說：“目前我們已經承認‘困難是十分嚴重的’。而‘嚴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農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現在比，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凋零代替了五穀豐登，飢餓代替了豐衣足食，瀕於破產的農村經濟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榮。”他質疑：“同是在黨和人民政府英明領導下，為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來形勢是逼人的，不過困難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把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果斷精神，儘速地應用於當前形勢，諸如一類物資自由市場的開放，中小型工商業以‘節制’代替‘改造’，農業方面採取‘集體’與‘單幹’聽憑群眾自願等，都是可以大膽考慮的。”
初夏，這封近萬言字的建議信發向了公社黨委直至黨中央。因為文中有“一葉知秋，異地皆然”之語，故又名《一葉知秋》。這篇文章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的同志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幹希望……共產黨員在這些問題上不能無動於衷。”各級工作組接踵而至，楊偉名被迫做了違心的檢討。“文革”中，楊偉名不堪忍受折磨，於1968年5月5日晚同妻子雙雙服毒身亡。
37歲的李昌平還不知道楊偉名這個人，更不知道他的命運歸宿。此時他只想選擇一個人傾訴自己的話。“最終我選擇了一個特殊的傾訴對象，”他後來在一本類似自傳的書裡回憶這個晚上的情形，“當我提筆寫下‘總理’兩個字時，淚水頓時溢滿了我的眼眶。”
這是2000年2月10日的午夜。
“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在閃爍的燈光下，李昌平寫出當代中國農村史上最觸目驚心的一段文字。他告訴共和國的第五任總理朱鎔基，農民不再熱愛土地，因為80%的農民種田虧本。官員本來是按照土地攤派稅負的，現在只好轉而按人丁攤派，叫做“人頭費”。中央政府稅收體系中沒有這個名目，可是幹部執行此項制度卻格外認真。“喪失勞動力的80歲的老爺爺、老奶奶和剛剛出生的嬰兒也一視同仁地交幾百元的‘人頭’費。”儘管如此，鄉鎮政府依然債臺高築，每年從農民那裡弄來的錢，除了償還債務利息，還不夠給幹部發工資的，因為依靠稅費養活的人在過去10年裡增加了兩倍。於是他們去借更多的高利貸，去農民頭上搜刮更多的錢來還債。如此年復一年，政府的債臺越高，百姓的積怨越深。“這樣下去，黨的基層組織和政府怎麼運轉啊?”李昌平感嘆，“現在真話無處說，做實事求是的幹部太難，太難啊。”
信寫完了，心情平靜下來的李昌平在猶豫中過了三個星期。黨的制度雖然允許任何一個黨員直接上書最高領袖，但李昌平知道，這個舉動不會被他的上級原諒。他對上級仍然抱著一點希望。可是在縣委隨後召開的一次宣佈當年農民的稅費數量繼續上漲的會議上，當他直言不諱地說農民負擔過重並引發了惡性循環後，卻無人回應，縣委書記甚至說：“今天的會議很不正常，這叫正氣不足啊。”
“我沒有理由不把給總理的信發出去。”李昌平走出會場時這樣想。他對自己的直接上級已徹底絕望。
五
中央調查組來了。
那封4 000多字的信發出還不到一個月，中央調查組就來到了監利縣。調查沒有找縣領導，而是直接與李昌平接洽，走訪村民，發現情況比信中所反映的還嚴重。在閱讀了調查報告後，朱鎔基總理批覆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全面情況，但問題在於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做全面情況，而誤信了基層幹部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也對調查報告做了批示，強調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離家的前夜，李昌平獨自跑到長江邊，放聲大哭。
在一些人眼裡，他是英雄；在另外一些人眼裡，他是失敗者，因為李昌平被迫辭職離鄉、南下打工去了。
這一年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曹錦清將其在黃河沿途所看、所聽、所談、所思，結集為《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並出版；第二年，於建嶸的博士論文《嶽村政治》出版；2002年，李昌平出版了《我向總理說實話》。這些關係“三農”的書籍都引起不同程度的轟動，“三農問題”日漸成為學界和政府共同關注的話題。
在《我向總理說實話》的前言裡，李昌平寫道：“回首農村工作的17年，對農民好事做得太少，壞事做得不少，於農民，我是有罪的……我，農民的父母官，應該無數次下地獄……我現在懺悔我的過去，我怕懺悔晚了，上蒼不原諒我。”
附：2000大事記
胡長清案
2月15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鬍長清受賄、行賄、鉅額財產來源不明案做出一審判決，胡長清因大肆收受、索取賄賂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三個代表”
2月20～25日，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期間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西氣東輸”
2月28日，新華社報道，國務院近日召開會議，聽取國家計委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關於“西氣東輸”工程方案的論證彙報，對工程從資源、市場及技術經濟可行性等方面進行了研究。“西氣東輸”工程將建設4 200公里左右管道，將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氣東送，經甘肅、寧夏、陝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蘇到上海，供應長江三角洲地區和沿線各省（區）的工業和居民用氣。初期年供氣120億立方米左右，以後將隨著資源勘探的深入和下游用氣市場的開拓，逐步增加供氣量。“西氣東輸”工程包括油氣資源勘探開發、輸氣管道以及城市管網、工業利用等相關項目建設，初步預測第一期投資將達到1 200億元左右。
查處成克傑
4月20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查處情況。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成克傑案做出一審公開宣判，以受賄罪判處其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悉尼奧運會
9月15日～10月1日，第二十七屆奧運會在澳大利亞悉尼舉行。中國體育代表團獲28枚金牌、16枚銀牌和15枚銅牌，名列金牌榜和獎牌榜第三名，美國和俄羅斯名列前兩名。
寬帶
寬帶成為熱門話題。通過寬帶可從網上快速下載音樂和電影的誘惑，吊足不少青年人的胃口。
哈里·波特
10月6日，哈里·波特系列叢書中文版之《哈里·波特與魔法石》、《哈里·波特與密室》、《哈里·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徒》在全國上市。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版3本書共印了60萬冊，創下第一版印數的最高紀錄。
國企改革
12月11日，國家經貿委主任盛華仁在全國經貿工作會議上宣佈：國有企業改革與脫困三年目標已基本實現，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實現利潤大幅度提高，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
“爸爸”掀起馭金熱
在《富爸爸，窮爸爸》一書中，作者羅伯特·清崎講述，他的親生父親和朋友的父親對金錢的看法截然不同，這使他對金錢產生了興趣，最終他接受了朋友的父親，即“富爸爸”的建議，讓金錢成為他的奴隸，讓金錢為他工作，變成了極富傳奇色彩的投資家。這本書大洗中國人腦，人們開始熱衷於學習怎樣獲取和駕馭金錢。
MP3
MP3逐漸替代CD機成為年輕人喜歡的音樂播放器。
龍子龍女批發出世
新一輪生育高峰在這一年出現了。作為21世紀的頭一年，又是中國農曆龍年，育齡男女們瘋狂爭做世紀嬰兒的父親母親，這一年的全球新生兒比以往多出200萬～300萬，3年後，中國的世紀嬰兒們擠爆了幼兒園。
（本文出自經濟觀察報2008年編著的《開放中國：改革的30年記憶》一書）
專題鏈接：中國改革開放編年史（197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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