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随州文艺》读到汪艾萍写的《曾记否，厉山那些渐行渐远的老行当》，文中提到的“柴行”，让我记忆犹新，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想起了那时跟着父亲到厉山柴行卖柴的一幕幕情景。
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第一位的必需品，过去做饭、烧水、取暖全靠柴，直到八十年代初，寻常百姓家都用上了电，后来又有了煤气、燃气，就很少烧柴了，慢慢的柴行关闭了，山里人也很少卖柴了。
父亲那时在生产队的搬运队拉板车，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给供销社拉货、给棉花站送棉花、给食品公司送鸡蛋，一年到头总是忙个不停。偶尔闲的时候，就会拉一车柴到厉山卖，一趟可以赚三五块钱，既可以供我们兄妹读书买笔买本，还能够贴补一下家用。那时我们家里喂有一头驴，专门帮忙拉车，这可是家里的宝贝，就指望它赚点钱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所以牲口在我们家的位置显得很重要，父母每天精心伺候，我们放学后作业还没做，就得到地里割草，为的是晚上给牲口准备“晚餐”，母亲有时候还要泡些黄豆、豌豆给牲口“加餐”。
我家住在太山乡小集镇上，离厉山足足有四十里路，隔三差五父亲就会到厉山去卖柴，遇上星期天我就跟着父亲一起。父亲总是在头天晚上把柴装上板车，一车可以装一千五百斤左右。第二天早上鸡叫一遍的时候，母亲就起床做饭，我和父亲随后起床洗漱，简单吃点饭，鸡叫二遍的时候，我把牲口牵到板车前面，父亲就套上牲口，握好车把，肩上挎上背带，长鞭“啪”的一甩，牲口拉紧套绳就出发了，我跟在车子后面，上坡的时候帮忙推。
我们沿着厉万公路一路向南，向厉山进发，那时的公路还是沙石路面，从家里出发连续要爬两个陡坡，很多时候人吃不上多大的力，因为路面滑不好使劲，所以我们总是在离坡还有百米左右就开始加速，为的是通过一定的惯性爬坡省力。驴在前面拉，父亲在中间握车把，我在后面推车，其实那时还小才十多岁，半夜三更在后面推车，公路边的柏树就像一个个哨兵排列两旁，不时地从眼睛的余光中穿过，心里还是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恐惧。两个坡上去以后，父亲就要我坐在车上了，我倒在柴垛上一路不一会就睡着了，直到天蒙蒙亮才到厉山南门口天坑边的柴行，柴行里已经聚集了很多卖柴和买柴的人，柴行的柴经纪不慌不忙地东看看西瞅瞅。我下车把牲口牵到一根电线杆旁拴好，把带的饲草喂给牲口吃。父亲就去跟柴行的柴经纪打招呼，并随手奉上香烟。
我记得柴行的两个女经纪，都有四五十岁，年纪稍大的姓刘，喜欢抽烟，年纪稍轻点的姓王。父亲把她们带到自己的板车前，让她们看看自己的柴禾，好让她们帮忙早点出手。父亲经常来卖柴跟她们已经很熟了，有时为了跟她们关系走得更近，时不时的给她们送点像皮柴、活林丫这样的好柴，她们也心知肚明，从不让父亲吃亏，多数时候会让父亲的柴早点出手，有时还帮忙卖个好点的价钱，有时甚至帮忙赚点秤。对那些像砖瓦厂、酱园厂这样的公家单位，她们在称秤时就要父亲用粗绳子捆，称罢了也不去秤，这样一车柴有时可以多赚几十斤，多卖个块把钱，这在当时可是很管用的。父亲卖柴时喜欢把柴卖给“公家”，因为他们可以将一车柴全部买下，很快就完事了，要是分到零卖，一些买主挑三拣四，磨价磨秤，不仅要一家一家地送，还要帮忙堆好。柴卖完了，钱一到手，父亲就会给两三角钱，要我买一个水煎包子吃，再买两根甘蔗，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尝尝鲜。
父亲卖的柴有时是一担一担从乡邻手里收的，按照一斤一分半的价收回，再送到厉山二分左右一斤出手，从中赚点差价，有时是自己上山寻的。那时候我跟父亲多次到青苔、倒峡寻过柴，总是半夜三更起床简单吃点饭就出发，天亮时就到了寻柴的山上。我那时年纪小，只能帮忙捡些树枝丫，帮父亲把寻的柴往一起拢堆，父亲再一捆捆起来装上板车，直到天色渐晚才开始往回走，回到家已是昏天黑地，母亲早已做好饭菜等着我们回家。第二天父亲就把柴拉到厉山柴行卖掉，又可以为我们家换回一些油盐钱。
如今这样艰苦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只是留在了岁月的长河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时不时勾起一些回忆。父母的艰辛，生活的艰难，条件的艰苦，只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改革开放四十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享受现代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过去生活的艰辛，不能忘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文字：陈福斌
审核：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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