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施朱脂，著紅裙，點絳唇，幾乎與紅色融為了一體。文人墨客、風流才子們愛屋及烏，浮想聯翩，乾脆將女兒的閨閣就稱為“紅樓”，或是“朱樓”。
其實這樓未必是漆了朱漆，樓內的鋪陳擺設也未必都是紅羅帳、紅窗簾或紅被褥，甚或，這女子家境貧寒，跟本就沒有樓住——古時兒童啟蒙教材《幼學瓊林》裡就說，“綠窗是貧女之室，紅樓是富女之所”，但將女子與小樓聯繫在一起，再加一個“紅”字，總會讓人感覺到美女對鏡優雅梳妝或佳人倚窗惆悵遠眺的意象。
文學裡，紅樓（朱樓）的說法最早見於唐詩。崔顥在《代閨人答輕薄少年》中，以女子的口吻敘述心情：“桃李花開覆井欄，朱樓落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李白寫的《陌上贈美人》，有“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但是這時候“紅樓”並非單指女性的住所，李益寫《詣紅樓院尋廣宣不遇留題》，這兒的紅樓卻是詩僧廣宣的住所，他與白居易、劉禹錫、韓愈、李益等詩酒唱和，過從甚密。使紅樓成為女性專屬名詞的，乃是起於唐末、盛於五代的花間派，和橫跨兩宋的婉約派。
唐朝經歷安史之亂後，國力衰微；晚期再經黃巢起義衝擊，愈加風雨飄搖。江河日下之中，初唐時邊塞詩人鋒利堅韌的尚武精神，盛唐時中原詩人豪氣干雲的浪漫情懷，都已煙消霧散。民族精神的萎靡，反映在文學上，就是一大批詩人不再放眼宇內四海，而是聚焦於閨閣脂粉，寫來寫去，不是傷春，就是閨怨，侷限於男女燕婉之私，格調不高。這個群體，以晚唐韋莊、溫庭筠為鼻祖，緊隨其後的，是五代的一些文人。五代時，後蜀趙崇祚選錄溫韋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編成《花間集》，後世因而稱之為花間派。
花間派的作品在思想上無甚可取，但其文字或濃豔華美，或疏淡秀明，非常富於美感，藝術成就很高。這些作品以女子生活為主要題材，自然也就離不了其起居之地。“紅樓”在花間詞中，便俯仰皆是。如韋莊，他最常為人引用那首《菩薩蠻》中，開篇便是“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卷流蘇帳”。而他的《閨月》裡，也有“美人情易傷，暗上紅樓立”，《長安春》裡則是“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南唐後主李煜的老師、有才無德的宰相馮延巳，也擅長寫女性生活，在《採桑子》裡有“獨宿紅樓，月上雲收，一半珠簾掛玉鉤”，在《拋球樂》中又有“盡日登高白玉杯，紅樓人散獨盤桓”。花間派香軟的詞風，為兩宋的許多詞家繼承，如晏幾道、柳永、李清照、朱淑真等人，題材仍是閨閣生活、男女情勢，但運筆更精妙，又各具風韻，自成一家。
由於他們大體上並未脫離宛轉柔美的主旋律，因此後人徑以“婉約派”來概括這一類型的詞風。而在婉約詞中，“紅樓”的影子也屢屢現身。晏幾道有稱讚美人的《踏莎行》，“綠徑穿花，紅樓壓水，尋芳誤到蓬萊地，玉顏人是珠蕊仙”；又有描寫女兒相思的《何滿子》，“難拼此迴腸斷，終須鎖定紅樓”。柳永回味自己風流多情的少年生活，“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在描繪江南風光時，則有“處處青娥畫舫、紅粉朱樓”。女詞人朱淑真則是寫自己閨中傷春，“清明過了，不堪回首，雲鎖朱樓”
將紅樓用到極致的，當然是震古爍今的《紅樓夢》。曹雪芹自述，說此書也可稱為《情僧錄》，或《石頭記》，或《風月寶鑑》。其實《情僧錄》聽起來頗像下流卑褻的豔情小說，《風月寶鑑》則似神魔故事，《石頭記》的名字流行於乾嘉年間，卻失於平淡，唯有《紅樓夢》一名，以紅樓代一眾釵環女子，以夢總括興亡榮辱離合悲歡，終流傳至今，而必將不朽。
曹公是將紅色的女性含義發揮到極致的人，他現實中自居“悼紅軒”，而讓虛幻的主人公住“怡紅院”；“紅樓十二曲”，已將諸女兒的悲慘命運盡納其中，偏偏還要再飲千紅一窟（哭）；賈寶玉愛紅，卻又無力護花；大觀園提供給他們歡洽而詩意的生活，卻在風刀霜劍、汙濁險惡的世事中不堪一擊。春盡花落，紅顏老死，孑然一身的賈寶玉只能以出家來逃避世事，悲傷憤懣的曹公也只能以著書來反抗現實，正應了李商隱的那句“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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