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嬴驷为何要杀了商鞅,又没有废除商君之法?

文史坊

富大龙刚继位的时候,势力不足,新法派完全是他的父亲赵德汉留下的朝臣,并没有他自己的势力,把自己完全交托给新法派,或者完全交托给商鞅,风险很大,因此,富大龙只能选择被商鞅打击的老氏族合作,新王需要老氏族扶持,老氏族需要借助新王东山再起,两者各取所需。


要想获得老氏族不遗余力的支持,那么富大龙得表现出自己的诚意,表现诚意只有两个办法:1杀商鞅2废新法。

作为富大龙本人来说,他是不愿意废新法的,他知道新法是能够让秦国强大的,所以他选择了杀商鞅。通过杀了商鞅来换取老氏族的支持,从而顺利度过继位前期。

杀了商鞅还有一个好处,朝堂上二十多年实权经营的新法派仍然是秦国朝堂第一大势力,但是商鞅的死让这股势力群龙无首,他们要想在老氏族的反扑下保住地位,势必要依靠新的强势人物,此时,富大龙稍微漏出对新法派的支持,这股秦国第一大势力就顺理成章的投进了国君的怀抱。

所以,杀商鞅,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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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文王杀死商鞅的原因:

1、商鞅死于性格。商鞅为人刻薄少恩,不讲人情,没有人性,结仇太多,在建功立业后,不能及时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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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秦惠文王为太子之时,秦惠文王触犯过商鞅所定的变法,因而其太子傅受刑,使其利益和面子受损,所以一旦秦惠王执位,商鞅是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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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鞅的改革变法是强化君权、实行集权,削弱贵族宗室的权力,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秦孝公死后,矛盾激化。司马迁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对秦惠文王来说,宗室贵族比商鞅更有势力和利用价值,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商鞅是最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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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文王保留商鞅变法的原因:

1、经过商鞅的变法,秦国国力大增,在河西战争中击败魏国。老百姓丰衣足食,社会秩序安定,人人自觉遵守法律法令,勇于为国家作战。秦惠文王自己也接受并认可了变法,因此不会废除变法,废除变法就是自取灭亡;

2、秦孝公在位期间,害怕后代君王不坚持变法,特意在咸阳城,筑起了公布法令的门阙。这个门阙的修建的目的:一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所有国人都来遵照执行;二是让新法成为一种国策固定下来,子孙后代只能执行,不能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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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成两个问题来回答,一是秦惠文王为何要杀商鞅,二是为何没有废除商君之法。

第一个问题,为何要杀商鞅,原因很多,主要有这几点:

1、少年嬴驷与商鞅结下恩怨。因为老世族甘龙设计而犯法,太子杀死了多自己封地的百姓,引发百姓众怒,差点引起民乱使刚刚施行的变法毁于一旦。商鞅为了维护新法,处罚了太子老师以平民愤,就是左右太傅公孙贾和赢虔,一个被毁容一个被割鼻子,更重要的是,秦孝公一怒之下把太子嬴驷进行了流放,这使得嬴驷对商鞅的怨恨深深埋在了心里。为以后嬴驷继位处死商鞅埋下了种子。

2、嬴驷继位后为了树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处死商鞅。秦孝公在函谷关临死前当着众大臣的面对商鞅说:嬴驷能立则立,不能立则商君可废主自立。而且凭借商鞅二十年变法在国内树立的巨大威望完全能够废主自立。而且上大夫景监、咸阳令王轼、直接掌管军队的车英、子岸等将臣都对商鞅无比信服。这些都让新君嬴驷极为不安,必须要处死商鞅。

3、老世族的逼迫。从商鞅变法开始,以上大夫甘龙为首的秦国老氏族就和商鞅结仇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场变法,都是新旧集团势力较量的结果。商鞅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和庇护,使得新法势力能够战胜老氏族,顺利开展二十年,新法根基树立,民心所向。秦孝公一死,旧势力开始抬头,一是策划复仇,二是策划复辟。罗列商鞅“十大罪恶”请求新君处死商鞅,这也正好和嬴驷想处死商鞅巩固自己地位目标一致,所以嬴驷借老氏族之手处死了商鞅。

4,山东六国向嬴驷进行外交施压。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提到,在当时的背景下,秦国新君初立,国基不稳。山东六国借机要求新君处死商鞅,否则就要六国联军攻入函谷关。嬴驷一方面也正好借机处死商鞅,另一方面,也为日后发兵攻打六国提供了口实。

5,除了以上四点,还有很多因素导致商鞅被新君处死。比如商鞅个人性格原因,“极公不尽私”,自己死掉可以让新君地位稳固,新君可以代他维护新法,也可以借民愤处死老氏族,还可以为攻打六国提供借口。这些都使得商鞅甘愿受死。还有秦孝公死前担心商鞅后路而留下的多道密令,比如让商於郡守建立商君宅邸,最要命的是为了防止内乱而给商鞅秘密留的用来平乱自立的一万铁骑,更是给老世族告商鞅想要谋反留下了口实。秦孝公为了保护商鞅,维护新法,却害了商鞅。

第二个问题,为何没有废除商君之法,简单说下。

1是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实力大涨,国富民强,新君也能看得出来。

2是变法持续了二十年,根基已经比较稳固,在民心中树立了威望。商鞅临死前投宿因为没有照身而投宿不成就证明了。新君已经无法废除。

3是嬴驷被流放期间,深入民间,对新法有了新的认识。从最初的仇恨新法,到后来认同新法,再到最后维护新法,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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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秦惠文王嬴驷还是太子的时候商鞅已在秦国大力推行变法,当商鞅作出迁都咸阳改行县制的决策时碰上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原来当时的咸阳并不是秦国君主直辖的土地,而是秦国世家大族的封地,而且这块封地的主人正是太子嬴驷的舅舅。可商鞅为了顺利贯彻自己的变法措施不仅毫不犹豫地收走了这块封地,顺便把这块封地方原主人(也就是太子嬴驷的舅舅)处死了。这下秦国的世家大族坐不住了——连太子的舅舅都敢杀,他们的封地乃至身家性命还能保得住?于是这些老世族们联合起来唆使太子违犯商鞅颁布的新法。商鞅将此事如实告知秦孝公,孝公的答复是“秦国可以没有太子,但寡人不可没有秦国”,虽然有了孝公如此明确的答复,商鞅也不敢贸然对太子施予刑罚,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割掉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又在太子另一个老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以此表明自己铁腕护法绝不姑息养奸的决心。

按说商鞅杀了太子的舅舅,又对太子的两个老师施予大刑,太子嬴驷对其恨之入骨也是正常之事。然而嬴驷偏偏不是一个常人——他虽然杀了商鞅,却保留了商君之法,而且在位期间颇有作为。如此一位大有为之君如果说是为了报复一己私仇而下此杀手未免小看了他。那么秦惠文王之所以杀商鞅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司马迁写《史记》时一般都会在每一章节的结尾以太史公曰进行总结,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对商鞅的总结是“天资刻薄少恩”。依司马迁的意思:商鞅死于性格。意思是他为人刻薄少恩,不讲人情,没有朋友,没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负恶名,只有死路一条。在我看来:这话一语中的,但失之片面——商鞅之死的确和他本人的性格有相当大程度上的关联,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命运实际上已经与时代、社会、国家和各方利益相连,性格有时候只是造成他结局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变法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司马迁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这点其实司马迁自己也提到过:“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

变法之前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是世袭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但商鞅奖励军功的新法规定,凡是没有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要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许无功受禄。相反,有军功的平民也可以按军功封爵受赏,成为新贵族。过去,贵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杀大权。商鞅废除分封制,将贵族封地改设为由国君统一领导的郡、县,大大削弱了宗室贵族的权力。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宗室贵族的权力,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却得罪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

事实上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深入,商鞅与宗室贵族集团已经成为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时还不至于不可调和,由于秦孝公始终信任商鞅,只要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双方还暂时表现为势均力敌。然而秦孝公一死去,这个矛盾就必然发展转化为不可调和。由于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力量更是在瞬间发生倾斜。商鞅曾经不看当年太子而今国君的面,对太子师傅用刑,这只是一个潜在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但这个潜在原因的确加重了秦惠文王除掉商鞅的决心。

自古以来功高震主都是人臣大忌,尤其是新君继位之初和先君时代的辅政大臣之间几乎必然会产生矛盾,秦惠文王和商鞅并不是唯一的案例类似之事在日后的历史中不断重演——秦始皇和吕不韦、刘禅和诸葛亮、唐高宗和长孙无忌、万历帝和张居正、康熙帝和鳌拜等等,除了刘禅和诸葛亮之外其他新君和权臣都已撕破脸告终,刘禅是因为除了诸葛亮无人再能辅佐朝政才装出面和心不合,实际上他宠幸宦官黄皓就有培植自己势力以削弱诸葛亮之权的意图。如果我们站在秦惠文王的立场上考虑:满朝文武只知有商君,而不知道自己这个一国之君的威严,他会怎么做呢?

此时的商鞅已成为君权与贵族利益冲突的焦点。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权得到加强,贵族遭到削弱,贵族们不敢对君权发出不满,但要把这种不满发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为贵族的众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新国君秦惠文王刚刚即位,公子虔等人就诬告商鞅谋反。是杀死商鞅?还是继续得罪宗室贵族集团?这是一个单项必选题。对于新国君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远比得罪贵族更为明智。商鞅对新秦君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变法已经全面实施,改革已经走上了正轨,效果也十分明显。况且商鞅是先君任用的老臣,新王杀他没有感情障碍,也不会有什么内疚感,而宗室贵族集团既势力强大又还有充分的利用价值。此时对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解决君权与宗室贵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没有废除“商鞅变法”那是因为嬴驷并不是昏君,他清楚的知道只有商鞅变法才能振兴秦国,达到富国强军目的!他杀商鞅完全是因为政治因素!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重大成果。秦国的经济,军事成为战国后期六国中最富强的国家。与此同时,商鞅的变法也同样憾动了不少人的利益,商鞅变法的推行遭遇不小的阻力,在坚持变法的征途中,商鞅也是不择手段,甚至残忍,而用刑之残酷也是令人生愄。他的轻罪重刑等各种法令,既让百姓畏惧,同样也让那些权贵们闻风丧胆。



当时的秦孝公是贤明之君,他智慧民主也特别的亲和,以理说服反对变法之人,使变法或得成功。对秦国统一六国,开辟了一条先河。



然而,秦孝公的离世,商鞅失去了庇护。商鞅在秦国任宰相十年,可谓权衡天下,志霸四方,功高盖主,加上他的性格又过刚毅,不计后果,这也给他一生埋下伏笔。他的存在对年轻继位的惠文王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加上商鞅曾经因为惠文王(当时的太子)的老师触犯法令,下令把脸划开涂上墨水,这就直接打了太子的脸。在一连串密谋后,惠文王以商鞅造反之由,决定逮捕,商鞅在逃亡的路上死于非命。惠文王又下令将商鞅尸体车裂,商鞅死于自己制定的酷刑,而他的家族无一幸免。商鞅的变法是最高统治者的成功之宝,所以商鞅死后,他的变法之宝一直为统治阶级服务,惠文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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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既要分开来看,也要合起来分析。我们先分开来看:

首先,嬴驷诛杀商鞅。

商鞅是前朝元老级人物,树大根深,而新王初立,这就是新王执政路上的拦路虎。更何况秦孝公死后,老贵族势力反扑,嬴驷诛杀商鞅,也是不得已之举。

嬴驷与商鞅也可谓是有深仇,因为自己犯法,而割了自己老师的鼻子。要知道这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像今天这样随意对自己身体动家伙的。在春秋战国那年代,伤人身体还不如直接处死。

再一个,嬴驷诛杀商鞅,为何还要用商鞅之法呢。

这说明嬴驷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君王,更是一个有着长谋远略胸怀大志的君王。

秦国地处中原西陲,民风彪悍,私斗成风,民智未开,其实这样的人文环境下,自保尚且费劲,更不用说东出了。

纵观商鞅之法,让秦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秦国的巨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算是小进步。商鞅变法真正的强大之处在哪呢?

在于商鞅变法,打破了由老贵族把持的僵化的体制,激活了人才向上流动的路径。

有人还不行,还要有后勤。

商鞅变法解决了秦国的后勤问题,那就是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土地革命。这个可以对照太祖是如何利用土地革命动员全国人民的,你就知道土地革命背后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

最后,不得不说嬴驷是一个有为之君。

看到有人说,商鞅不懂得进退,刻薄寡恩,对于一个法家名士,搭建起秦国政治框架,同时发动起中国第一次土地革命的人,要知道他不仅搭建的是秦国的政治框架,更是后世几千年一直沿用的政治框架。

而土地革命的成功,也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为一个这样的人,何能不懂得进退之道,又怎么会恋栈权位呢?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以身护法。

而嬴驷也确实没让他失望,继续沿用商鞅变法的成法,让秦国不断的崛起,最终统一中国。

最后总结一下吧,用几张图片。


珍爱君

这就说明嬴驷这个人是个实在人,也是个聪明人。

史记商君列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法律实行了一年多,秦国里面的老百姓怨声载道,都说不方便,有好几千人。在这时候,太子也就是嬴驷,也犯了新法了。商鞅说:“法律之所以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从上到下都有人触犯他。”于是他准备用新法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储君,不能加以刑罚,所以就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说监督他行为的公子虔,然后又给教授他知识的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黥刑)。太子也就是嬴驷和他的老师关系很好,这次处罚了他的老师等于狠狠打了他的脸,这梁子结下了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昂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这段话我就不一句句翻译了,大致意思就是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即位。公子虔和一些人告商君谋反,嬴驷于是派兵捉拿商鞅。于是商君出逃,出逃的路上,住酒店的时候,店家不认识商君,就说“商君有令,身份没有验证的人不能住店”那时候就有类似于现在的身份证的东西了。商君长叹一口气,知道这是自己坑了自己。于是他准备逃到魏国,但是因为秦国之前打败过魏国,所以魏国也不愿意收留他,别的国家的人也一样。于是他只能到自己的封地商邑起兵谋反,当然战败了,被杀死在渑池。秦惠王还不解气,把他的尸体拉到国都然后车裂了。

这段话里面有很多有效信息啊,就是商君其实是被自己的法律害死的。但是他的新法确实使得秦国得到了加强,以至于人家恨的牙痒痒。

嬴驷是个明白人,他当上国君报一箭之仇很正常,但是人家的根本目的是让秦国富强起来,所以该用商鞅的新法还是要用,这就是很理性的做法。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一个成熟的政体发出的政令应该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大家能看明白就能理解嬴驷的举动了。国家利益对于他来说才是至高无上的。


周天无极

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一、商鞅当时功高盖主,他的风头完全盖过了当时刚继承王位的嬴驷,有这样一个人待在君王旁边,身为君王能安心吗?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如明朝的刘伯温,清朝的年羹尧。


二、商鞅本人的性格太过固执、不会变通,甚至有些尖酸刻薄,因此在变法的时候得罪了许多旧势力,孝公一死他在政治上没有了靠山,旧势力乘机反攻给新君王施压!

三、新君王借刀杀人,新君王利用旧势力的力量除掉这个引以为患的人,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紧接着在他根基坐稳之后,再利用广大民众的舆论力量(说自己刚登基时,迫于旧势力的压力才不得已杀了商鞅),铲除了旧势力。如此一来可谓是一举多得。即杀了商鞅,又铲除了旧势力,同时还给自己赚来了好名声,也给自己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了威信!


至于为什么没有废除“商鞅变法”,那是因为嬴驷并不是昏君,他清楚的知道只有商鞅变法才能振兴秦国,达到富国强军目的!他杀商鞅完全是因为政治因素!


养蜂达人

首先,赢驷杀商鞅是形势所迫。刚才看到有人竟然把商鞅刻薄寡恩都算上了,很无语!

凡是进入社会的人都应该知道,任何改变都意味着重新制定游戏规则,重新定义权力,重新分配利益,必然会得罪人。

商鞅变法的最核心内容就是废除原有世族和贵族的特权。从古至今,除商鞅之外,从来没有人不通过战争和大量流血事件,和平的废除了既得利益群体的特权的,从来没有。

商鞅得罪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数百年发展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不止是秦国内部的贵族阶层,秦国变法的成功,让整个战国的贵族阶层都寝食难安。

正是因为商鞅是和平解除了贵族特权,这些贵族都还活着,他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着如何整死商鞅,如何夺回特权。

秦孝公活着的时候,他可以压制住贵族阶层,但是他死了之后,对于刚刚上位的赢驷来说,他是镇不住那些蠢蠢欲动的贵族阶层的。

所以商鞅必须死。

其次,商鞅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太傅嬴虔。秦孝公死后,整个国家个人威望和影响力最大的人就是秦孝公哥哥嬴虔,如果嬴虔跟商鞅穿一条裤子,商鞅也会平安无事。但是,嬴虔跟商鞅却有着深仇大恨,嬴虔被商鞅割了鼻子,他也是做梦都想杀商鞅。

所以商鞅不得不死。

再其次,商鞅自己对后事考虑不周。

试想,商鞅和秦孝公两个人亲手把积贫积弱的秦国建设成富强的秦国,他的权力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秦孝公死后,商鞅利用自己的权势,不说可以夺取政权,保全自己的性命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没有这么搞,因为如果他利用权势跟赢驷对抗,他二十多年亲手建设的帝国大厦就会怦然倒塌,他的宣扬的法治理念也会被人唾弃。所以他选择逃跑,结果没有跑掉,他人虽然死了,他的法治思想却得到贯彻,对中国的产生的极大的历史影响。

再其次,商鞅的权力过大,赢驷作为新君,商鞅对他的威胁太大了,他必须把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中,所以,借着贵族对商鞅的仇恨除掉商鞅收回权力,是个极好的机会。

最后,为什么赢驷杀了商鞅而不废商鞅之法?

我们说了,商鞅变法是废除了贵族的特权,那么贵族原来的权力到哪去了?当然是到了秦王的手中了,国王是变法的最大受益者,他除非脑子被驴踢了才会废除商鞅新法,脑子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会把好不容易收回来的权力再重新分封下去。

商鞅变法实际上是把秦国从一个分封制国家变成了君主集权制国家,国家所有权力都在一个人手上,他想干嘛就可以干嘛,用人用钱用兵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秦国才能比六国强,其他六国的国王的权力其实很小,没有贵族的支持连兵都征不到,钱、粮、人大部分资源都在贵族手上,当然搞不过高度集权的秦国。

赢驷杀了商鞅之后,用了三年的时间逐渐抓稳了秦国军政实权,然后又借机清洗了哪些蠢蠢欲动的贵族阶层,此后,再也没有人可以对王权指手画脚了,赢驷可以放手去搞六国了。

在秦国之后,封建体制就走到了末路,后来凡是实行了分封制的朝代都发生了战乱。真正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体制就是商鞅搞出来的君主集权制。集权制相对于分权制有着很明显的优点,同时也有着难以调和的缺点。

在不和平的环境下,集权制的优势十分明显,但是在和平年代,集权制的弊端就会展露无遗。


过期报纸

秦惠文王是一位成熟有为的政治家,在对待商鞅与变法的处理上,堪称手段老到,既巩固了国家强大,又巩固了自身统治基础,为后来的秦国不断积累实力打下基础。

商鞅变法客观上促进了秦国耕战经济的大力发展,却得罪了以甘龙为首的大批秦国贵族,秦孝公在位时,反对派尚不敢公开对着干,但到了年轻的秦惠文王时,这些旧贵族开始蠢蠢欲动,意图借反对商鞅来推翻变法,维护既得利益。

面对秦国十分危急的政治形势,秦惠文王一方面以雷霆手段杀了商鞅,解除了旧贵族推翻改革的借口,同时得到了他们的暂时支持,巩固了自已的统治地位,待形势完全好转,并控制了政局后,又把甘龙等一班旧贵族势力一网打尽,震摄了各类反对派,维护了商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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