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阳：说到底我就是个混不吝，顽主加犬儒

文／雷晓宇

这篇文章，是张朝阳先生在2010年的文字素描。今天拿出来看，它需要更新，但毫不过时。

很多年以后，张朝阳这个名字留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可能不是个商业命题，而是个人生命题——一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和CEO如何保持生意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感，以获得某种精确的平衡，才既不会被时代所遗忘，也不会沦为公司的人质。

张朝阳看起来不像是个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和CEO，倒像是个复出的老牌摇滚歌手，正在举行新专辑发布会。

就像所有已经沉默了太久的人一样，他突然再也不能忍耐。他抬起头来，宣布说，从现在开始，他要再造搜狐。

“否则很危险。”他用手指头敲击着桌面，砰砰作响。“要想安安静静地做一个互联网公司已经不可能了，必须大鸣大放。”

2010年秋天，张朝阳又回来了。

一

没有人对张朝阳的复出表示惊讶。这样若即若离的游戏，他以前又不是没玩过。

张朝阳上一次大规模接受采访是在两年前。那是张朝阳最春风得意的时候。2008年，搜狐获得北京奥运赞助商资格，推出用户数庞大的搜狗输入法，网络游戏也做得有声有色。张朝阳鼓吹了数年的搜狐“矩阵”初见成效。等到公司10周年庆的时候，搜狐的业绩和市值首次超过新浪，股价一度摸高91.50美元。

“我是中国互联网第一代创业者，我这些年够煎熬的了。我厌倦了。如果现在我全然退休的话，肯定能够活得更高兴。”他说。

作为当年度福布斯富豪榜排名123位、个人财富28.9亿美元的单身男人，张朝阳完全有资格这么做。在三亚湾，他有一艘名叫sunset的游艇。他自创了一种舞步，名叫“查尔斯狐步舞”。那一年，张朝阳44岁。他开始着意养生。他每天睡得很少，不过三四个小时而已。他很少吃肉。即使在炎炎夏日，他也绝对不喝冰水。他坚持每天做瑜伽。很快，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张朝阳决心要活到150岁。

张朝阳的努力绝没有白费。两年过去了，眼前的张朝阳看起来的确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衣着时髦，脸庞没有下垂的迹象，身上也没有赘肉。拍照的时候，他举起双臂，露出训练有素的腹肌。2009年年底的一次论坛活动上，张朝阳和赵本山一起出席。所有人就这么看着他：谁又能够相信，他其实只比赵本山小4岁而已呢？

当然，这并不是说，张朝阳如果再不怎么样的话，搜狐公司就麻烦大了——搜狗浏览器仍然掌握着中国70-80%上网人群的用户行为，公司账户上仍然有6亿美元现金。不过，张朝阳到底还没有退休，他还是搜狐的CEO。这就是说，他不得不面对扑面而来的危机感。2010年夏天，他在中国南部的几个城市独自旅行，决心重新出山，再造搜狐。

“形势很严峻。辉煌和毁灭之间没有中间状态。如果我不爆发，继续坐在背后做一些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动作，已经不适合当今互联网的发展了。互联网相当残酷，赢家通吃，输家一无所有。我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搜狐失败了，损失太大了。如果搜狐成功了，获得的太多了。在巨大的得失面前，我愿意损失一些自己的生活品质，用来追求效率。”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张朝阳曾经意兴阑珊，以为自己已经抵达巅峰。现在他明白，互联网永远没有终结的一天。他得打一场仗。非关生死，但关荣辱。他的虚荣心重新被激发起来。

“如果有一天，搜狐和我本人成为过去时，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不希望被人遗忘，不希望成为一个过去的传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跟我说，算了算了，老头你别跟我们玩了，那我就是被淘汰了，我的生活就从舞台中心偏移了。我不待见这个。”

二

张朝阳有一个秘密的作战计划。从视频到搜狗，从畅游到微博，除了一系列的业绩统计数字之外，用张朝阳自己的话来说，这个计划的宗旨就是：“未来几年内高效率地工作，让搜狐成为一个成功的、没有毒素的公司，同时，我个人衰老的进度和游山玩水的时候是一致的——我不能以这个为代价。”

这里头多少有点儿心理阴影——工作曾经给张朝阳带来巨大的焦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曾经被失去自己公司的恐惧所折磨。从1999年到2002年，搜狐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前后，张朝阳曾经和华尔街董事会进行过长时间的博弈。好些年以后，他回忆当时的状态说，“为了生存，全身心地搭进去，那种纠结的状态特别累。风雨飘摇，每天一个邮件都能吓得我跟惊弓之鸟一样。从97年到05年，那几年受到的伤害和纠结，让我在后来的几年里都伤着了，开始着手自己疗伤。”

假使要写心灵自传，2007年就是张朝阳的“思想分水岭”。在阅读了一些佛教书籍之后，2007年，有朋友介绍他开始看印度学者克里希那姆提的著作。很难解释他到底在这些关于人生、未来、自由和宗教的言论中有怎样的获益，他只是简单地总结说，“这些书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几年想太多了，很多精神官能症患者都是想太多，钻牛角尖。我意识到了思考的危害性。”

不过，从公司的层面来看，这些来自印度和佛教的启迪对于张朝阳和搜狐都影响至深。甚至可以说，这些阅读和思考直接导致张朝阳在2008年之后的隐退和出世。2008年月，张朝阳发表了一篇博客。这篇名为《人生基本矛盾》的文章不足千字，却在以后的几年里被张朝阳本人反复提及。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就是张朝阳阶段性的生活纲领——简单来说，他对于自己的人生保持着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观点。他立志要走一种中间路线。他既不希望被时代遗忘，也不希望成为公司的人质。他希望在自由和效率、生意和生活之间找到某个精确的平衡支点——这个支点实在隐蔽、模糊和暧昧，以至于他的现实主义看起来也不那么现实了。

瞧瞧，张朝阳像是个手持高尔夫球杆的思想者，似乎只要找到这个支点，他就能以最少的杆数出击，精确地摆动髋骨和腰部肌肉，撬动整个搜狐公司的能量。2010年秋天，他的思考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获得了阶段性的总结——他相信，所谓“人生基本矛盾”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不矛盾。”他说，“绕了一圈之后回来，我发现游山玩水带来的衰老也不见得比工作更少。相反，高速前进的车不容易熄火。如果老是安静下来，想这想那，乱七八糟的杂念，反倒要熄火，还得要重新发动……这么多年了，我现在终于达到了这么一个状态——我要效率，但是我并不焦虑。我可以兴趣式地工作几年，不带来焦虑，又很高兴，又能利用那么多的社会资源，这样人生不是更加有趣吗？”

没错，有人也在怀疑，这是不是有点儿像一个人玩腻了想要工作，就像一个人工作腻了想要玩一样——张朝阳是否对于自己的公司有某种游戏一般的不确定态度？说白了，搜狐是不是也和瑜伽、登山、音乐和书籍一样，是他用来保持个人状态的玩具？张总会不会哪天一不高兴又消失了？

“不会。”他否认，“我觉得我以后不会再犯病了。这一次想得比较清楚。我比较了解自己，这一次是本质的改变。”

三

张朝阳不是个工作狂。他是个生活狂。已经有好多次，张朝阳让他的同行们感到吃惊。

今年夏天，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在三亚遇到他，他一个劲地跟她说：“兰姐，女人千万不要喝冰水，对身体太不好了。”张兰大大咧咧地照喝，但也忍不住回来跟自己的朋友们感叹一番。汪潮涌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说，自己的邻居张朝阳天天严格锻炼身体，天天坚持打坐，“他看起来状态好极了，根本不像是这个岁数的人。”另外，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段子说，张朝阳有一次接受时尚杂志拍照采访，发型师提醒他有一根白头发，要不要拔掉。在传言里，张朝阳回答说：别拔了，我要用自己的力量让它黑回来。

张朝阳是个与众不同的中国企业家。他虽然有极强的意志和控制力，但是他宁可把这能量用在个人生活而不是工作上。

他说：“我不像有些企业家，他的生活就是工作。他们都在焦虑，焦虑到根本不考虑自己焦虑不焦虑了。很多人辛辛苦苦最后做到很伟大，但是人突然卡壳了，也衰老了。我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

他又说：“我的目标绝对不是成为最伟大的企业家。我相信历史上有记载的最伟大、最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一定不是最快乐的。他们活得很累、很窝囊的。在我的价值体系里，我既不羡慕比尔盖茨，也不羡慕李嘉诚，我也不羡慕乔布斯——假如遇到他，我都没问题可问的。我羡慕最快乐、不焦虑的人。他们也赚了钱，但不是最伟大的，所以历史没有记载他们。”

他还说：“我走的这条路和思维的过程是不具备代表性的，不具有一般意义中国企业家的奋斗精神，也不是主流文化所宣扬的。”

的确，张朝阳有他特殊的个人历史。他出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陕西省省会西安市。这是一个盛产皇权和摇滚的古城。比起同乡的几位著名摇滚歌手，他比郑钧、许巍和张楚都要大上几岁。还没等到张楚写出那句著名的“一个长安人站在长安街上”，他已经来到了北京。作为一个中学教师的儿子，他在清华园度过了一段孤独、勤奋和自省的理想主义岁月。他看《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北方的河》，他的偶像是杨振宁和陈景润，并且在大四的时候考上了李政道奖学金。22岁，张朝阳来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习物理。

从1985年到1995年，张朝阳在美国待了10年。他从电影、电视和杂志上认识美国。他最喜欢的男明星是凯文·科斯纳。他最喜欢的女明星是安娜特·贝宁和金·贝辛格。他最喜欢的杂志是《名利场》。他最喜欢的电影角色是《复仇》里的凯文·科斯纳。这是一个小城镇青年来到大城市复仇，并且出人头地的故事。说实在的，这个故事和张朝阳个人奋斗的现实版本一样，充满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精神、好莱坞文化、大亨情结，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

张朝阳，他可真像菲茨杰拉德的盖茨比啊。但他的河对岸的绿灯，又是什么呢？

这些戏剧化、精致、性感的东西为他提供了一种对理想生活的文化想象。这种文化优越感作为一种生活习惯被保留了下来。一直到现在，张朝阳都不怎么看国产影视片和书籍，相反，他在中国生活，但仍然保持着对英文世界的阅读兴趣。他最近在看的书籍是肯尼迪传记，电视剧是讲好莱坞明星生活方式的美剧《明星伙伴》，正打算要看的电影是《盗梦空间》。

但是张朝阳很快发现，在20世纪的美国，一个西安来的中国人根本不可能真正成为美国人。美国人心目中华人的标准形象是：广东福建一带移民到美国，第一代在洗衣房工作，不善言辞，但是数学特别好，最后都成了工程师。总之，他总结说：“中国人在那里的日子很惨淡的，和《名利场》杂志那种主流文化完全不可比。”

张朝阳一直是个佼佼者，他不希望作为一个典型的、边缘化的华人工程师生活一辈子。但是，要像《名利场》的人物那样生活，又显得遥不可及。一个令人记忆犹新的例子是，他自己说，当年在美国的咖啡馆里喝东西，就连杯子放到桌上稍微放重了一点，他都会胆战心惊。他并不重视人际关系，也没有什么朋友。他曾经想去好莱坞，做个汤姆克鲁斯式的明星。他还正经争取过一些试镜机会。后来，出于偶然的机会，他去了硅谷和华尔街。他发现谈判桌两边的气场和好莱坞非常相似。

“一边是商业计划书，一边是剧本，但是都特别充满了可能性，特别激烈，那个剑锋的状态，我都感受到了。”

嗯，后来我们都知道了。1995年，张朝阳拎着两只箱子，打算回国。因为担心国内没有传真机，他的行李中还包括了这么一台银灰色的机器，被海关一通询问。他的留学生朋友熊晓鸽送他去机场，一切犹如前线告别，临了，熊晓鸽站在分手处，为他唱了一首《送战友》。

第二年，张朝阳在北京创立了搜狐公司。2000年，搜狐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上世纪末到21世纪初，张朝阳反戴着鸭舌帽在天安门广场玩滑板的样子留在了很多年轻人的心目中。他公开发表对国家产业未来的讲话，他参加最顶级的商业谈判，他以黄金单身汉的身份出席所有最热闹的派对。有时候回想起来，张朝阳还真想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拍手叫好——怎么说呢？从商这条路还真的走对了。他不仅挣到了钱，获得了尊敬，也实现了“和美国主流社会有可比性”的生活方式。

15年过去了，张朝阳又回到了清华园和五道口。从他现在的办公室看出去，透过两面大落地窗，正好可以远眺清华大学的梧桐树和教学楼的房顶。那是上世纪初用庚子赔款的白银修建的楼房，红砖灰瓦的样式，恐怕再过上100年也不会变。但是张朝阳已经变了太多了。现在的张朝阳，最喜欢和一群富二代一起玩，吃饭，喝酒，聊天，跳舞。

“我最羡慕他们这些富二代了。他们根本不用奋斗，就什么都有了，多快活。我当初多么苦。”

当年，张朝阳还是广为传颂的数字英雄的时候，他接受柴静的采访，于是有了一篇经典的人物素描《我不知道该为什么而奋斗》。当时张朝阳30出头，表现出一种异乡人的迷茫。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而奋斗吗？”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现在觉得，为什么而奋斗，这是一个特别肤浅的问题。为什么要奋斗？人生很快乐，根本不用奋斗。”

采访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半。霓虹灯快乐又轻佻。在结束了一下午的工作之后，张朝阳并不知道要去哪儿。他拿出诺基亚手机（对，真的是诺基亚，他还没有开始用智能手机），打了几个电话，约他的年轻朋友们一起出来玩。我问他，你觉得他们能理解你吗？和他们在一起，你不觉得孤独吗？

他大笑。

“晚辈和我在一起，他们不用和我思想交流。我看起来这么年轻，和2、30岁的人一起玩，多好。再过十年，我也还是这么年轻，还是和2、30岁的人一起玩。”

走到电梯口，他又回过头来。

“再说，生活里的快乐并不来自思想交流。思想交流，有什么好快乐的？我今天喝了一杯好酒，吃了一顿好饭，那才叫快乐——这就是生活的本质。”

对话张朝阳：说穿了，我是个混不吝的人，一个顽主加犬儒

雷晓宇：如果有一天《名利场》来写你，你希望自己怎么被写到？

张朝阳：我提供的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的比尔盖茨加汤姆克鲁斯版本，就是好莱坞一个明星，就是一个dud，哥们，爷们。我比较像美国历史上弗兰克·辛纳屈那样的人，有点顽主，又不是贫民社会没受过教育的，是有独立想法的，但是又摆脱了一些儒家的东西，吸收了一些西方自由主义精神。我有财富，有影响力，没有沉重的儒家文化的价值负担，各种责任什么的，确实活得算是比较快乐的。

如果说加另外一个特点，我还单身，生活形态其实很不一样的。单身男人，你会比较注重自己对女孩的吸引力，你没有那么多的约束，这种自由的状态跟我整个都是一致的——包括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我对中国现实看得比较清楚。我要寻求自己的快乐，而不关心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命运不是我一个人搭进去鸡蛋碰石头就行的，最后自己碰得头破血流。

而且说不定，我现在比美国人还要自由。美国人有一个没有被打破的、基督教传承下来的完整的文化。他们在小学、中学、大学受到的教育和后来的世界是一致的。比尔盖茨都是一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痛苦和两个文化纬度，他只有一个文化纬度，他脑子里有很多边界，他认为什么正确和什么不正确，他有很多形。

我认为我是无形的。我看清了中国现在的疯狂性和极端贫富悬殊造成的价值崇拜、成功崇拜，以及导致的扭曲。但是我很清醒，我没有任何道德感和道义感。当然了，我会希望地球更好，但是我看清楚了，我必须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来同流合污，但是我也不批判我自己。很多人同流合污了，自己都不知道，还觉得自己这样多么多么牛。我很清楚，但是我同样同流合污。

说穿了，我就是个混不吝的人，一个顽主加犬儒。

雷晓宇：可是你不觉得这样的人生太轻了吗？

张朝阳：我现在已经不认为米兰昆德拉有多深刻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我在很多年前认为非常深刻的一本书。现在认为作为小说家不错，但是我们所经历的中国现实社会每天发生的事情的密度，比一个作家所面对的事情要有意思得多，比他见到的事情要千奇百怪得多。

雷晓宇：你对什么还有敬畏之心？

张朝阳：在我还很喜欢思辨的时候，我写过两篇博客，一篇讲爱情，一篇讲审美。现在，我对于青春、年轻、岁月的流逝有一定的敬畏之心。我的目标就是再过10年，通过锻炼养生比现在还要年轻，那时候开一个养生班，别人都来取经，排队问我。但是别人一问，网上一查我已经55岁了，老头一个了，算了算了老头别跟我玩了，那我被淘汰了，我的生活圈子就从舞台中心偏移了，我是不待见这件事的。

雷晓宇：如果遇到2005年时候的张朝阳，你会对他说什么？

张朝阳：放松点，别对那些问题那么纠结了，老在想，老在分析。我以前的问题是，我把任何碰到的问题都分析一遍，然后试图解决。2007年之后我就发现，不解决，反倒他自己会自行消失。那时候太认真了，太严肃了，太纠结了。

雷晓宇：30年之后你会在干嘛？

张朝阳：肯定不再工作了。

雷晓宇：那我们上哪儿找你去？、

张朝阳：我可能在三亚待着，或者回北京参加派对。

雷晓宇：有儿子、孙子吗？

张朝阳：肯定是。

雷晓宇：结婚生子你不排斥吗？

张朝阳：婚姻是个社会承诺，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我肯定是不排斥的。在我还在舞台中心，没有逐渐偏移的时候，这些问题要逐渐解决掉。当你被淘汰的时候，你的解决方案就不是最佳的了。

雷晓宇：在美国，你不是家庭和夫妇的形式，根本很难社交。

张朝阳：中国现在跟美国比就是这样的。在中国可以做一个大亨，但是在美国不行。在美国做一个大亨你必须要非常谨慎，非常平稳，到餐馆里，你跟服务员吵起来了，你要骂服务员，餐馆会把你踢出去的。你要在中国，在一个餐馆里，服务员和老板根本不敢得罪你。在中国稍微有权有势都是大亨，通天通地什么都可以搞定。

雷晓宇：你有孤独感吗？

张朝阳：我在中国不容易孤独，因为受这么多人关注。

雷晓宇：那也有人群中的孤独。

张朝阳：我不承认人群中的孤独。你给人发一个短信，人家不回你，不理你，这就是孤独。至少现在我在舞台中心的状态，我很快乐。因为别人把我当回事，我很快乐，在美国别人不把你当回事，所以你不快乐，所以为什么我回国。

雷晓宇：你人生中从来没有对什么群体有过归属感吗？

张朝阳：这是我的问题。我什么也不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划分为哪个群体。

张朝阳：好奇心当然有，所以我看那么多美国内幕的书。我以前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浪费时间学英文，现在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只有英文世界能够满足我的阅读趣味。

我觉得肯尼迪绝对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有很多女人，他绝对没有原则，长得好看，人又有趣，我有兴趣，所以说我会去采访他。

但是他跟我不同。他是一个冒险者，我是一个对风险意识极其控制的人，我特别谨慎。你看我跟一般圈子交往，在一块玩，我的话比较少，我往往是耳朵进的要比说的多得多。别人对我的了解，和我对别人的了解是不成正比的。我很提防。

就是说，我成长起来不容易嘛。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出身都是低微的，要做很多事情，限制非常多，所以肯定特别谨慎，老怕出错，老害怕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不会那么张扬，什么都是最后才讲出来。我经常就像CIA似的，我感觉我了解别人的事情比别人了解我的多，别人都不了解我。但是像肯尼迪这样的肯定是太冒险了，他们家族都是太冒险了，因为他们出身太优越了。如果我是他，我肯定不会被枪杀吧，肯定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

雷晓宇：你还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吗？

张朝阳：通是想通了，但是有些纠结的事情还是避免不了，因为人类的大脑就是这样工作的。我还没有彻底放弃。你说我出世了吗？没有。我还在乎搜狐是不是会更加成功。这就是说，我还是没有真正地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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