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要從我知道新疆說起。1949年8月26日蘭州解放，王震率部向西進軍。部隊從我家鄉甘肅省康樂縣蘇家集路過了一個星期。我的家裡也住過幾次解放軍，那時只有八歲的我，就從他們口裡聽到“新疆”二字。為了支持部隊進軍，我父母日夜在自家的水磨裡，把麥子磨成麵粉，交給解放軍。
後來，在我讀書的窪灘初級小學，過來一名新疆來的姓趙的女同學，她能唱新疆歌，能跳新疆舞。我首次聽到她唱“達坂城的姑娘”，特別是歌中唱到“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給別人，一定要你嫁給我”時，感到特別新鮮。這個小姑娘的父親叫趙鶴天，是山丹縣的縣長，曾把押運國民黨甘肅省政府的三卡車銀元，在哈密起義交給瞭解放軍。王震認為他是新疆和平解放的有功之人，任命他為新疆銀行副行長。後來，趙鶴天被人檢舉坐牢判刑，夫人帶著孩子住在老家松城。
等到我上了康樂縣中學，在學校開的音樂課上，桑正南老師用手搖唱機給我們放唱片欣賞音樂，除了《廣東音樂》、《二泉映月》，還有節奏歡快的《新疆好》，歌唱者高昂而帶有磁性的聲音流淌出了一幅壯麗的畫面：“我們美麗的田園，我們可愛的家鄉……。”
直到四十年後，我才見到這個聲音的歌唱者，她叫陶思夢，是新疆藝術學院音樂系的聲樂教師。可以這麼說，我對新疆的第一印象，是從歌聲中獲得的。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非常注意新疆報刊上發表的美術作品，有列陽的水彩畫《姑娘追》，張威的《帕米爾鷹笛》，劉南生的《墾荒者》，最使我佩服的是李山用中國畫筆墨表現的新疆人物畫，特別是他發表在《新疆畫報》上的阿凡提的故事插圖，使人難以忘懷。
列陽（申晴華） 50年代水彩 《姑娘追》
1963年，我從西北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分配到新疆工作。心想，這下可以見到心儀已久的新疆畫家了，誰知我的工作單位是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基層的一箇中學，從行政劃分來看，和自治區是兩大系統，沒有多少來往。但不論怎樣，來到新疆，我想還是有機會相遇的。
1965年新疆自治區十年大慶，在自治區展覽館舉辦十年成就展覽，我被抽調到兵團館布展。這個大型展覽有個序館（又叫縱合館），正好列陽、徐庶之都來布展搞創作。列陽創作的油畫是描繪毛主席與各族人民在一起。徐庶之的國畫也是類似題材，構圖不同，筆墨老練。
有天晚上，館裡開了一次晚會，列陽表演了節目“木偶舞”，他隨著音樂節奏，身上所有的關節都像木偶動起來，突然跳了一下，轉了180度彎，又伴著節奏續繼動作，觀眾哈哈大笑，但列陽表情嚴肅，十分入戲，不因觀眾的笑聲亂了節奏。
文化大革命後期，烏魯木齊人民廣場有個慶祝活動，要畫一幅大宣傳畫。我和列陽相遇，合作了那幅宣傳畫。
新疆自治區美協開會，我也參加過多次，與當時在美協工作的阿不都克里木、馬維、劉南生、吳奇峰相識，也見到了在新疆日報和新疆畫報工作的畫家白汝強、饒書貴、舒月華、張懷、周迅、閆醒民等。
那時我在新疆兵團美術創作組，想到更能施展創作山水畫拳腳的單位去。1971年，我在北京遇到了送展作品的新疆藝術學校（後改為學院）美術科的負責人哈孜·艾買提，就向他提出了工作調動的問題。哈孜說學校特別需要山水畫的教師，我就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回到烏魯木齊，哈孜到我的住處看到掛在牆上的1963年的畢業創作《隴原四季》。他說：“你的山水畫還是很老到的……。”於是哈孜就向自治區文化局提出調動我的事，但文化局長鞏克拿出中央的一份文件，文件上規定“人民公社和生產兵團的人不能進城”。我的戶口就在烏魯木齊市，居然還是“不能進城”，調新疆藝術學校的事，就這樣擱淺了。
1975年7月，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建制按中央文件宣佈撤消。自治區文件規定，兵團機關的人員分配到自治區各部門。規定中有一句話，我印象深刻：地方接受單位不能“挑肥撿瘦”。自治區有專業創作人員的單位是文化局、文聯、展覽館、出版社和新疆藝術學校，我立刻報名到新疆藝術學校來。本來可以即刻報到，但我想這期間處理一些私事，8月份我給家裡做木工，打傢俱，挖菜窖，9月初才去文化廳報到。沒想到此時，人事處突然決定要我去幻燈廠，我知道這是原兵團電影工作站副站長李根義的想法，他已調到幻燈廠當廠長。於是，我表示還是想到新疆藝術學校，因為我是西北師範大學的畢業生，應該當教師，最後文化廳人事處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原以為到了新疆藝術學校就可以發揮特長，搞好教學和創作。來了之後才知道，只招了一個班的學生，全是工農兵學員，學生的積極性很高，但教學很難安排。據說上級指示，教學不能用模特，所以經常將學生“放羊”，讓學生自己想辦法畫速寫，或者組織學生畫靜物、石膏等。老師們不知該怎樣教學，一愁莫展。
要不要畫“模特”，當時儼然成為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有的老師在課堂上準備畫“模特”，就有學生擋在門口，對黨支部書記程迪玉大叫，“模特進課堂，就是復辟！不能進！不能進！”一些老師本身是美院畢業，是畫“模特”出身，但他們也同意否定“模特”。不過，我們的領導哈孜·艾買提主任對畫“模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實際上起了默許的作用。由於大家的要求，在美術教師的建議下，向自治區文化廳打了報告，要求教學生畫“模特”，並列舉了理由。報告送上去以後，不久，我到文化廳唐乃珍副廳長家去看望他，他曾經是原兵團宣傳部的副部長，我的頂頭上司。正好原兵團政治部趙副主任也在座，談話中唐副部長對我說：“你們學校美術科打了報告，說要畫模特。”趙副主任接著說：“有人說階級鬥爭總是沒完沒了，就是沒完沒了！”
美術界關於“模特”的爭議由來已久。1964年全國社教期間，以陸定一為部長的中宣部就發過文件，說畫“女模特”是資產階級玩弄女性。從那以後，全國包括中央美術學院就在教學中取消了“模特”。但這個決定使美術學院的教學停頓下來，無法進行。在此情況下，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的一些教師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反映了這個情況。毛主席在信上有個批示：“男女模特兒是雕塑和繪畫的基本功，不要不行，既使有些壞事出現，為了藝術學科不惜小有犧牲……。”這個批示曾經傳達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世俗的認識把藝術作品中的裸體等同於黃毒，毛主席的這個重要批示被拋開了。
為了扭轉教學的被動，加強學生繪畫基本功訓練，我作了一番準備查找資料，在美術科教師（包括一部分學生）的一次會議上，對“模特”的中外歷史、變革以及在雕塑和繪畫基本功中的重要性作了系統發言，受到了大家的歡迎。那位曾經大叫“模特進課堂就是復辟”的學生聽了，也有所醒悟。他說：“老師的發言，受益匪淺，我明白了。”然而，“模特”進課堂的事還是沒有解決，阻力來自主管新疆藝術學校的自治區文化局。直到粉碎四人幫，打碎了思想的捆囿和制度的枷鎖，毛主席關於“模特”的批示才得以落實。
那時，名正言順地按教學計劃使“模特”進課堂的事，雖然未能實現，但是美術專業的教師們開始掀起了寫生的高潮。龔建新將學生當作“模特”，畫了不少人物頭像。他用的是日本皮紙，人物面部的質感效果很好。他寫生不打稿子，直接落筆，人物五官刻畫很準確，特別是眼睛稍帶誇張，很傳神。龔建新對解剖很熟悉，作品很有力度，這在全國都少有。他還有一個習慣，未畫時，先把筆硯親手洗乾淨，有時要到百米遠的水龍頭上去洗筆硯，別人覺得毫無必要，龔建新卻說：“這是個好習慣呀！”因此，他的畫乾淨明快。龔建新1961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是葉淺予的高足，我和他共事了七年。
1958年畢業於浙江美院（後改為中國美院）的油畫系老師李錫武，畫了不少素描人物頭像，他借鑑了俄羅斯畫家尼古拉·費欣的技法，線面結合，用炭筆表現少數民族，特別是老人的形象，受到大家的好評。他的油畫受博巴的影響，畫面虛實相間，重點處非常注重用揉筆，有法國印象派畫家雷諾阿的筆意。他最愛畫哈族人物形象，草原是他油畫的重要題材。李錫武還愛好音樂，彈一手好鋼琴，書架上擺放著一摞琴譜，常常到音樂系的琴房中彈奏上一曲。1980年他調到廣東省中山市，我從美國途徑香港回國時，專程到中山市看望過他。我認為他離開新疆，是新疆美術界的損失。記得在歡送他的一個家宴上，我曾做詩一首：“舉杯投箸不能飲，送君東去路千程，畫筆染成草原色，巍巍天山少一峰。”
李錫武 油畫人像作品
楊鳴山是我西北師大的師兄，也是我的老師。他1957年畢業留校，我1957年入學，因為他教油畫，我學國畫，在校時並沒有直接教過我。但他那中俄混血的奇特面貌，令我印象很深。後來，他調到新疆藝術學校，我們成為同事。楊鳴山的油畫水平很高，學習期間受到呂斯百和常書鴻的親自教誨，這兩位是我國早期留法回國可載入美術史的巨匠。他吸收兩家，特別是色彩處理得十分微秒。他畫人物肖像，凡畫過的地方不再動，一遍過，色彩和結構均很準確。他的筆下把維族老農描繪得惟妙惟肖，神采飛揚。他用筆講求塑造感和節奏感，每幅作品都是對人或對景寫生，堅決反對臨摹照片。為給人物點睛，他自制了一批小刮刀，最小的刮刀是鐘錶發條磨製成的。楊鳴山藝術的高水準，原來只有甘肅和新疆美術界的人知道，外界並不瞭解。1978年趁到北京參觀美展的機會，他帶了一批小畫，在中央美院的一間教室辦了個臨時展覽，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吳作人看了，大為讚賞，提出調他到中央美術學院任教。但楊鳴山已辦好移民澳大利亞的手續，只好作罷。吳作人很惋惜，給他題了“天涯芳草”四字相送。
列陽，原在新疆文化局創作室。我到新疆藝術學校之前，他就先來了。大家的“寫生”高潮，他沒有參加，而是為新疆博物館創作了一幅大畫《石窟的建造者》，我目睹了他的創作過程。他先在畫布上用鉛筆畫幾條線，就開始從局部用油畫筆畫起來，然後逐漸向四周擴大，直至完成。因為他創作的畫中人物眾多，有情節性，比如有的勞動，有的歇息，還有送飯的人和盤中的餐，都畫得栩栩如生，其中吃的饢花樣很多。我問列陽：“古代的饢，哪有這樣的？”他說：“你去看看墓裡出土的文物，古代新疆的饢，比現在還精緻呢？”他的人物寫生過程，也是打破常規，不是從整體到局部，而是從局部到整體，有時從腳丫子開始往上畫，最後完成。據楊鳴山說，列陽的這種畫法，中央美院油畫系畢業的張威看了想學，結果把張威的思路打亂了，至今回不過神來。列陽不但能畫大畫，也能畫小畫，我在中國美術館見到館藏列陽創作的《行軍途中》，原以為是大畫，其實只有報紙那麼大。還有一幅《牧區託兒所》，篇幅只有十六開書本那麼大，上面畫了十幾個小孩和幾個騎牛的大人向小孩打招呼，人物面部表情都畫得淋漓盡致。聽白昆亭說，1974年戶縣農民畫在烏魯木齊展出時，全國許多著名畫家聚集在崑崙賓館，其中有中央美術學院的名家，廣州美院的名家，青海的朱乃正等，大家請了一個維族服務員作“模特”油畫寫生，最後畫得最像的是列陽，他還可以畫得像郵票那麼大，使大家很吃驚。
列陽不但繪畫有奇招，小提琴也拉得非常好，他下鄉時常把小提琴帶在身邊。在吐峪溝辦清隊學習班時，他起得最早去練琴，其中有一個音撥不上去，他就天天練，天天撥。他還是一個乒乓球打得非常好的人，許多人都打不過他。列陽的英文也很棒，他把美國式和英國式的英文都分得出來，甚至一些單詞的鄉村俚語都會說。我與他交談過，他天文地理無所不知，對醫學也有一定知識。據說列陽到書店買書，不看書名隨手就拿幾本，有一回拿回來的是相聲曲藝書和伊拉克歷史，跨度何其大。列陽看了相聲書，就很快可以給大家說單口相聲，可見他的記憶力之強。
列陽談起藝術頭頭是道，但是一談起政治和當前形勢，就顛三倒四糊里糊塗。有一回，上級安排全體教師批判鄧小平右傾翻案風，讓列陽發言，他也進行了準備，但是發言念稿子突然念不下去了，大家等了半天，他還是念不出來，可能是光線不好，他看不清字了，這時大家笑起來。列陽說：“大家不要笑，這都是從報上抄下來的！”列陽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運動員”，一談政治就怕，有時他的言論還有些左，大家心裡明白，這是列陽故意的，並非他的真實意圖。列陽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雖然是老“運動員”，但並未被打成什麼“分子”，人照活，畫照畫，他最感謝的一個人是文化廳長鞏克。縱觀列陽的一生，在藝術上他是有成就的畫家，在政治上他是個悲劇人物。
哈孜·艾買提是大家熟悉的全國著名畫家，當時也是我們新疆藝術學校美術專業的負責人。他很理解老師們的心情，是個真正的內行，遇事同大家商量，很民主。那時，他是美術專業唯一的講師，後來評職稱直接晉升教授。他除了油畫外，版畫、壁畫、中國畫都涉獵，其中中國畫的時間較長，產生了一些好作品。我在新疆藝術學校期間，哈孜·艾買提創作了名著名油畫作品《木卡姆》，這幅畫榮獲全國美展銀獎，在美術界和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甚至中東的一些國家也複製了不少印刷品。這幅畫中人物神態各異，沉浸在樂曲的旋律之中，表情有激動、有深沉，是對維吾爾文化歷史波瀾壯闊地展現。它反映了生活的實際，沒有概念化和臉譜化，是一件難得的好作品。後來，哈孜·艾買提調到自治區文聯擔任新疆美協主席，曾赴法國呂霞光畫室學習進修一年。1985年新疆藝術學院恢復，他又被任命為院長，之後又被選為全國美協副主席。
當時的美術專業教師中，還有魯迅美術學院畢業的陳學忠和張玉成夫婦倆，有1958年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版畫系的蘇傑夫，其作品由國家選送出國進行展覽，同校一起分配來的席世榮本來是學雕塑專業的，因為當時沒開設此專業，就教素描課。席世榮除了教專業，還是一個男中音的歌者，我聽過他唱的歌，有較高的水平。中央美院油畫系畢業的艾尼，版畫系畢業的劉開基，山東藝術學院畢業的鄒強，以及本校畢業的白昆亭、崔谷平，他們都有紮實的基本功和出色的創作能力。1980年後，學校又來了工藝美術家李安寧，版畫家關維曉，國畫家田夫、孫文忠，油畫家巴光明、蘇巴洪、吳烈勇等老師。可以說，那時新疆藝術學院的教資力量，在西北和全國都數一流。
文革之後，浙江美術學院的國畫、油畫教師想到新疆採風搞創作。他們由自治區文化局牽頭，在伊犁辦了一個全疆各地州派人參加的“雪裡送炭”為新疆培養美術力量的學習班。在學習班上，浙江美院的老師瞭解到，新疆有美術人材，水平還不低。在辦完學習班回校路經烏魯木齊時，提出來要看一看新疆藝術學校老師的作品。於是大家都拿出幾幅畫，列陽拿的是報紙上用6H鉛筆畫的四幅頭像，楊鳴山拿的是幾幅小油畫，龔建新拿的是國畫人物頭像寫生，李錫武拿的素描人物寫生肖像。浙江美院的老師們看了以後，讚歎不已。
那時，還實行了一陣子教學承包制，我有幸同楊鳴山、列陽、劉開基、白昆亭共同承包了一個班，這就有了向他們學習的大好條件。我在蘭州上大學期間，山水、人物兼修，重點是山水，人物畫雖有基礎，但基本功荒廢多年。這個時期，我在素描、白描、工筆重彩等方面進行了補課，為我之後的教學進一步打下基礎。楊鳴山教學非常嚴格，教室不乾淨，他就不進教室，窗臺上他用手指一摸，如有灰塵的話，也不進教室，有的學生就把洗臉毛巾都拿來擦窗臺。楊鳴山告訴我，在學生面前，老師說了就要做到，老師說話如果出爾反爾，就會在學生面前無威信。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因此他教的學生成績就好。
舒春光早期課堂教學示範作品
我和劉開基帶七五屆入學的一班工農兵學員，到呼圖壁奶牛場開門辦學，這個班的學生曾經都是下鄉知青，有了寶貴的學習機會非常用功。沒有地方住，我和學生們就住在牛棚裡，因為牛擠奶後牛奶滴在地下，引來許多蒼蠅落在臉上，數量越來越多，困擾著睡覺。就這樣的艱苦條件，學生們畫速寫，請職工做模特畫素描頭像的積極性仍然很高。有一次，夕陽下的雲霞很美，吸引我用水彩寫生，在一個田埂上剛坐下，還未動筆，蚊子就在我的頭上形成一圈旋轉的帽子，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蚊子，我被叮得眼淚鼻涕直流，收拾畫具趕緊離開，跑出一百多米遠，才將頭上的黑色蚊套摘掉。
1976年10月，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長期壓在人們心上的石頭落地了。在教學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難，終於找到了根源。大家的心情特別激動，便拿起手中的畫筆，用漫畫表達自己的心情。龔建新的漫畫很出色。他畫的帶頭巾的江青漫畫像，很多人都在摹仿。我們美術系創作的漫畫，曾在烏魯木齊大小十字的牆上貼出來，圍觀群眾裡外好幾層，後經多人複製，在很多地方都出現了。過去我也十分喜愛畫漫畫，我創作過幾十幅漫畫，部分登在新疆人民出版社辦的報刊上。我記得有一幅叫《蝗蟲》，把四人幫比作四隻蝗蟲，把國民經濟的菜葉子吃殘了。另外，以前四人幫把默默為國家作貢獻的人，誣衊為“只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於是我畫了四人幫打著牌子擋路，一個拉車者低頭拉車，把四人幫碾壓得粉身碎骨。四人幫還把當年在京上學的一個學生黃帥捧成反潮流英雄，我便畫了江青推著兒童車，車上躺著一個叫黃帥的嬰兒，嘴裡含著奶嘴，身上披的綬帶上寫著“將來團中央書記”的字樣。那時全國文藝界都覺得文藝的春天來了，過去把“國畫”叫“黑畫”的日子永遠不會再有了。烏魯木齊的國畫家們自發地揮毫作畫，熱烈地進行學術討論。我參加了幾次有龍清廉、李灼、牧歌、馮儉、申西嵐、劉冰、林峰等人的聚會，大家一邊飲酒，一邊作畫。有一次在南公園的樹林中，我飲酒太多，差點醉了。
那時，我的大腦一直處於亢奮狀態，石魯曾寫過電影劇本《暴風雨中的雄鷹》，還拍出放映，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看見過。因此，我也學寫電影劇本，以老師常書鴻的經歷為主線，目的是控訴對老藝術家的迫害。此電影劇本，西安電影製片廠的人來看過，因為我沒有寫作經驗，對我提出了一些意見，說拍成電影，要到法國巴黎去，經費有限。因此，劇本胎死腹中。另外，我也寫了短篇小說、相聲等，都沒有發表和演出過。我的相聲拿給當時兵團文工團的相聲演員葉惠賢看過，他對其中四人幫把顏色除鮮紅外，如綠色、紫色、青色、黃色、咖啡色說成是反動代表，很欣賞。葉惠賢不久之後調到上海電視臺，成了有名的主持人。
在新疆藝術學院，招生是一個重要環節，我先後共參加過七次。1975年去阿克蘇招生，美術和舞蹈合編在一個組裡。因而，選舞蹈學生時，我也參加過意見。有次在庫車遇到一個學生，招生組的舞蹈老師說這是我校另一個維族老師的親戚，一定要招上，但那個學生有小兒麻痺後遺症，我堅決反對，他一定要堅持。這件事被學校知道了，又派招生的老師來，宣佈學校的決定，說這次所招的舞蹈學生名額全作廢，重新招。這件事，後來自治區文化局長、原中國舞蹈學院副院長蘆芳在我校作報告時又提了出來，她說：“把小兒麻痺後遺症的學生要招來跳舞，真是大笑話，全國沒有！”那次我招了十一個學生，維族九名，漢族三名，後來維族學生斯拉木留校當了副教授，漢族學生史曉明評上了教授，王建林曾任龜茲藝術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領學生下鄉實習也是很重要的一環。有次帶學生到喀什實習，師生30多人，學校沒有發什麼實習經費，讓我們用載學生的大轎車沿途拉活掙點錢。因為我們的車沒有營運證，幹這種事情也是違犯交通法規的，但為了解決經費，我們照辦了。新疆特別是南疆，公路沿途都是些老百姓拿著麻袋或農副產品，等候搭便車。我們在沿途也拉了幾個人，收到幾元錢，總是提心吊膽的，生怕被查出來。說來也巧，有一個公路監理人員上了我們的車，要到前面去處理事情，因為怕被發現搭人收費的事，我們車上的學生找了種種理由，硬叫搭車的公路監理下了車。到喀什後，帶學生到郊區的一個果園。與管園的老人講好，每人交了錢，進園可以隨便吃，但不準拿走。可是我們學生不聽話，不但吃，還要拿，口袋裝得鼓鼓的，看園的維族老人大喊大叫，氣得滿臉通紅，這不僅破壞了規矩，而且不道德，我狠狠地批評了學生。
1980年我向哈孜·艾買提主任提出要到克拉瑪依以北的烏爾樂魔鬼城體驗生活，他爽快地荅應了，這是我對雅丹地貌的第一次寫生，在十多天的時間裡，晚上住在克拉瑪依，白天在雅丹中穿行、觀察、收集創作資料，撿拾戈壁玉。那裡特殊的地貌，好像到了月球上。我從地質力學的角度發現沙岩橫向的紋絡之間，有白色的鹽鹼痕跡,,這啟發了我以後表現雅丹地貌的礬水畫法。但在回烏魯木齊的長途汽車上，我身上的錢被扒手竊去，身無分文。當晚住在烏蘇，想到爭取一次外出體驗生活的機會實在不容易，就打算堅持再去下天山，於是設法找到烏蘇一個單位的朋友借了二十斤糧票和二十元錢，又聯繫上在烏蘇文化館的本校畢業生郝志勇，前往天山戴普僧，用筆仔細描繪了天山雪峰，還見到了水往高處流的奇觀。
有回，我帶學生到烏魯木齊紅山公園寫生，門票三元，但我們班上有三名留學生，按公園規定，外國人要每人30元門票，留學生不同意，與售門票的人爭執起來。我過去解釋，說到中國留學的外國學生也是窮人，沒有那麼多錢，同是門票，內外有別就不合理。這時候，我見烏魯木齊副市長張國文幾個人正好到門口，我迎上去告訴張副市長：“紅山下的水上樂園是我的政協提案，因為我的提案回執上說，市長辦公室已採納了。”於是，三個留學生和我們其他中國學生一樣，每人買了三元門票。
指導留學生學習中國畫
1994年我從新疆藝術學院正式調到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擔任教授。之後我每年都回來新疆收集創作素材，新疆是我的第二故鄉。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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