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要从我知道新疆说起。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王震率部向西进军。部队从我家乡甘肃省康乐县苏家集路过了一个星期。我的家里也住过几次解放军，那时只有八岁的我，就从他们口里听到“新疆”二字。为了支持部队进军，我父母日夜在自家的水磨里，把麦子磨成面粉，交给解放军。
后来，在我读书的洼滩初级小学，过来一名新疆来的姓赵的女同学，她能唱新疆歌，能跳新疆舞。我首次听到她唱“达坂城的姑娘”，特别是歌中唱到“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你嫁给我”时，感到特别新鲜。这个小姑娘的父亲叫赵鹤天，是山丹县的县长，曾把押运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的三卡车银元，在哈密起义交给了解放军。王震认为他是新疆和平解放的有功之人，任命他为新疆银行副行长。后来，赵鹤天被人检举坐牢判刑，夫人带着孩子住在老家松城。
等到我上了康乐县中学，在学校开的音乐课上，桑正南老师用手摇唱机给我们放唱片欣赏音乐，除了《广东音乐》、《二泉映月》，还有节奏欢快的《新疆好》，歌唱者高昂而带有磁性的声音流淌出了一幅壮丽的画面：“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可爱的家乡……。”
直到四十年后，我才见到这个声音的歌唱者，她叫陶思梦，是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声乐教师。可以这么说，我对新疆的第一印象，是从歌声中获得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非常注意新疆报刊上发表的美术作品，有列阳的水彩画《姑娘追》，张威的《帕米尔鹰笛》，刘南生的《垦荒者》，最使我佩服的是李山用中国画笔墨表现的新疆人物画，特别是他发表在《新疆画报》上的阿凡提的故事插图，使人难以忘怀。
列阳（申晴华） 50年代水彩 《姑娘追》
1963年，我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工作。心想，这下可以见到心仪已久的新疆画家了，谁知我的工作单位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层的一个中学，从行政划分来看，和自治区是两大系统，没有多少来往。但不论怎样，来到新疆，我想还是有机会相遇的。
1965年新疆自治区十年大庆，在自治区展览馆举办十年成就展览，我被抽调到兵团馆布展。这个大型展览有个序馆（又叫纵合馆），正好列阳、徐庶之都来布展搞创作。列阳创作的油画是描绘毛主席与各族人民在一起。徐庶之的国画也是类似题材，构图不同，笔墨老练。
有天晚上，馆里开了一次晚会，列阳表演了节目“木偶舞”，他随着音乐节奏，身上所有的关节都像木偶动起来，突然跳了一下，转了180度弯，又伴着节奏续继动作，观众哈哈大笑，但列阳表情严肃，十分入戏，不因观众的笑声乱了节奏。
文化大革命后期，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有个庆祝活动，要画一幅大宣传画。我和列阳相遇，合作了那幅宣传画。
新疆自治区美协开会，我也参加过多次，与当时在美协工作的阿不都克里木、马维、刘南生、吴奇峰相识，也见到了在新疆日报和新疆画报工作的画家白汝强、饶书贵、舒月华、张怀、周迅、闫醒民等。
那时我在新疆兵团美术创作组，想到更能施展创作山水画拳脚的单位去。1971年，我在北京遇到了送展作品的新疆艺术学校（后改为学院）美术科的负责人哈孜·艾买提，就向他提出了工作调动的问题。哈孜说学校特别需要山水画的教师，我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回到乌鲁木齐，哈孜到我的住处看到挂在墙上的1963年的毕业创作《陇原四季》。他说：“你的山水画还是很老到的……。”于是哈孜就向自治区文化局提出调动我的事，但文化局长巩克拿出中央的一份文件，文件上规定“人民公社和生产兵团的人不能进城”。我的户口就在乌鲁木齐市，居然还是“不能进城”，调新疆艺术学校的事，就这样搁浅了。
1975年7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按中央文件宣布撤消。自治区文件规定，兵团机关的人员分配到自治区各部门。规定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地方接受单位不能“挑肥捡瘦”。自治区有专业创作人员的单位是文化局、文联、展览馆、出版社和新疆艺术学校，我立刻报名到新疆艺术学校来。本来可以即刻报到，但我想这期间处理一些私事，8月份我给家里做木工，打家具，挖菜窖，9月初才去文化厅报到。没想到此时，人事处突然决定要我去幻灯厂，我知道这是原兵团电影工作站副站长李根义的想法，他已调到幻灯厂当厂长。于是，我表示还是想到新疆艺术学校，因为我是西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应该当教师，最后文化厅人事处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原以为到了新疆艺术学校就可以发挥特长，搞好教学和创作。来了之后才知道，只招了一个班的学生，全是工农兵学员，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但教学很难安排。据说上级指示，教学不能用模特，所以经常将学生“放羊”，让学生自己想办法画速写，或者组织学生画静物、石膏等。老师们不知该怎样教学，一愁莫展。
要不要画“模特”，当时俨然成为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准备画“模特”，就有学生挡在门口，对党支部书记程迪玉大叫，“模特进课堂，就是复辟！不能进！不能进！”一些老师本身是美院毕业，是画“模特”出身，但他们也同意否定“模特”。不过，我们的领导哈孜·艾买提主任对画“模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起了默许的作用。由于大家的要求，在美术教师的建议下，向自治区文化厅打了报告，要求教学生画“模特”，并列举了理由。报告送上去以后，不久，我到文化厅唐乃珍副厅长家去看望他，他曾经是原兵团宣传部的副部长，我的顶头上司。正好原兵团政治部赵副主任也在座，谈话中唐副部长对我说：“你们学校美术科打了报告，说要画模特。”赵副主任接着说：“有人说阶级斗争总是没完没了，就是没完没了！”
美术界关于“模特”的争议由来已久。1964年全国社教期间，以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宣部就发过文件，说画“女模特”是资产阶级玩弄女性。从那以后，全国包括中央美术学院就在教学中取消了“模特”。但这个决定使美术学院的教学停顿下来，无法进行。在此情况下，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一些教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个情况。毛主席在信上有个批示：“男女模特儿是雕塑和绘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既使有些坏事出现，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这个批示曾经传达过，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世俗的认识把艺术作品中的裸体等同于黄毒，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被抛开了。
为了扭转教学的被动，加强学生绘画基本功训练，我作了一番准备查找资料，在美术科教师（包括一部分学生）的一次会议上，对“模特”的中外历史、变革以及在雕塑和绘画基本功中的重要性作了系统发言，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位曾经大叫“模特进课堂就是复辟”的学生听了，也有所醒悟。他说：“老师的发言，受益匪浅，我明白了。”然而，“模特”进课堂的事还是没有解决，阻力来自主管新疆艺术学校的自治区文化局。直到粉碎四人帮，打碎了思想的捆囿和制度的枷锁，毛主席关于“模特”的批示才得以落实。
那时，名正言顺地按教学计划使“模特”进课堂的事，虽然未能实现，但是美术专业的教师们开始掀起了写生的高潮。龚建新将学生当作“模特”，画了不少人物头像。他用的是日本皮纸，人物面部的质感效果很好。他写生不打稿子，直接落笔，人物五官刻画很准确，特别是眼睛稍带夸张，很传神。龚建新对解剖很熟悉，作品很有力度，这在全国都少有。他还有一个习惯，未画时，先把笔砚亲手洗干净，有时要到百米远的水龙头上去洗笔砚，别人觉得毫无必要，龚建新却说：“这是个好习惯呀！”因此，他的画干净明快。龚建新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是叶浅予的高足，我和他共事了七年。
1958年毕业于浙江美院（后改为中国美院）的油画系老师李锡武，画了不少素描人物头像，他借鉴了俄罗斯画家尼古拉·费欣的技法，线面结合，用炭笔表现少数民族，特别是老人的形象，受到大家的好评。他的油画受博巴的影响，画面虚实相间，重点处非常注重用揉笔，有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笔意。他最爱画哈族人物形象，草原是他油画的重要题材。李锡武还爱好音乐，弹一手好钢琴，书架上摆放着一摞琴谱，常常到音乐系的琴房中弹奏上一曲。1980年他调到广东省中山市，我从美国途径香港回国时，专程到中山市看望过他。我认为他离开新疆，是新疆美术界的损失。记得在欢送他的一个家宴上，我曾做诗一首：“举杯投箸不能饮，送君东去路千程，画笔染成草原色，巍巍天山少一峰。”
李锡武 油画人像作品
杨鸣山是我西北师大的师兄，也是我的老师。他1957年毕业留校，我1957年入学，因为他教油画，我学国画，在校时并没有直接教过我。但他那中俄混血的奇特面貌，令我印象很深。后来，他调到新疆艺术学校，我们成为同事。杨鸣山的油画水平很高，学习期间受到吕斯百和常书鸿的亲自教诲，这两位是我国早期留法回国可载入美术史的巨匠。他吸收两家，特别是色彩处理得十分微秒。他画人物肖像，凡画过的地方不再动，一遍过，色彩和结构均很准确。他的笔下把维族老农描绘得惟妙惟肖，神采飞扬。他用笔讲求塑造感和节奏感，每幅作品都是对人或对景写生，坚决反对临摹照片。为给人物点睛，他自制了一批小刮刀，最小的刮刀是钟表发条磨制成的。杨鸣山艺术的高水准，原来只有甘肃和新疆美术界的人知道，外界并不了解。1978年趁到北京参观美展的机会，他带了一批小画，在中央美院的一间教室办了个临时展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看了，大为赞赏，提出调他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但杨鸣山已办好移民澳大利亚的手续，只好作罢。吴作人很惋惜，给他题了“天涯芳草”四字相送。
列阳，原在新疆文化局创作室。我到新疆艺术学校之前，他就先来了。大家的“写生”高潮，他没有参加，而是为新疆博物馆创作了一幅大画《石窟的建造者》，我目睹了他的创作过程。他先在画布上用铅笔画几条线，就开始从局部用油画笔画起来，然后逐渐向四周扩大，直至完成。因为他创作的画中人物众多，有情节性，比如有的劳动，有的歇息，还有送饭的人和盘中的餐，都画得栩栩如生，其中吃的馕花样很多。我问列阳：“古代的馕，哪有这样的？”他说：“你去看看墓里出土的文物，古代新疆的馕，比现在还精致呢？”他的人物写生过程，也是打破常规，不是从整体到局部，而是从局部到整体，有时从脚丫子开始往上画，最后完成。据杨鸣山说，列阳的这种画法，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张威看了想学，结果把张威的思路打乱了，至今回不过神来。列阳不但能画大画，也能画小画，我在中国美术馆见到馆藏列阳创作的《行军途中》，原以为是大画，其实只有报纸那么大。还有一幅《牧区托儿所》，篇幅只有十六开书本那么大，上面画了十几个小孩和几个骑牛的大人向小孩打招呼，人物面部表情都画得淋漓尽致。听白昆亭说，1974年户县农民画在乌鲁木齐展出时，全国许多著名画家聚集在昆仑宾馆，其中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名家，广州美院的名家，青海的朱乃正等，大家请了一个维族服务员作“模特”油画写生，最后画得最像的是列阳，他还可以画得像邮票那么大，使大家很吃惊。
列阳不但绘画有奇招，小提琴也拉得非常好，他下乡时常把小提琴带在身边。在吐峪沟办清队学习班时，他起得最早去练琴，其中有一个音拨不上去，他就天天练，天天拨。他还是一个乒乓球打得非常好的人，许多人都打不过他。列阳的英文也很棒，他把美国式和英国式的英文都分得出来，甚至一些单词的乡村俚语都会说。我与他交谈过，他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对医学也有一定知识。据说列阳到书店买书，不看书名随手就拿几本，有一回拿回来的是相声曲艺书和伊拉克历史，跨度何其大。列阳看了相声书，就很快可以给大家说单口相声，可见他的记忆力之强。
列阳谈起艺术头头是道，但是一谈起政治和当前形势，就颠三倒四糊里糊涂。有一回，上级安排全体教师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让列阳发言，他也进行了准备，但是发言念稿子突然念不下去了，大家等了半天，他还是念不出来，可能是光线不好，他看不清字了，这时大家笑起来。列阳说：“大家不要笑，这都是从报上抄下来的！”列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运动员”，一谈政治就怕，有时他的言论还有些左，大家心里明白，这是列阳故意的，并非他的真实意图。列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是老“运动员”，但并未被打成什么“分子”，人照活，画照画，他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文化厅长巩克。纵观列阳的一生，在艺术上他是有成就的画家，在政治上他是个悲剧人物。
哈孜·艾买提是大家熟悉的全国著名画家，当时也是我们新疆艺术学校美术专业的负责人。他很理解老师们的心情，是个真正的内行，遇事同大家商量，很民主。那时，他是美术专业唯一的讲师，后来评职称直接晋升教授。他除了油画外，版画、壁画、中国画都涉猎，其中中国画的时间较长，产生了一些好作品。我在新疆艺术学校期间，哈孜·艾买提创作了名著名油画作品《木卡姆》，这幅画荣获全国美展银奖，在美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中东的一些国家也复制了不少印刷品。这幅画中人物神态各异，沉浸在乐曲的旋律之中，表情有激动、有深沉，是对维吾尔文化历史波澜壮阔地展现。它反映了生活的实际，没有概念化和脸谱化，是一件难得的好作品。后来，哈孜·艾买提调到自治区文联担任新疆美协主席，曾赴法国吕霞光画室学习进修一年。1985年新疆艺术学院恢复，他又被任命为院长，之后又被选为全国美协副主席。
当时的美术专业教师中，还有鲁迅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学忠和张玉成夫妇俩，有195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的苏杰夫，其作品由国家选送出国进行展览，同校一起分配来的席世荣本来是学雕塑专业的，因为当时没开设此专业，就教素描课。席世荣除了教专业，还是一个男中音的歌者，我听过他唱的歌，有较高的水平。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艾尼，版画系毕业的刘开基，山东艺术学院毕业的邹强，以及本校毕业的白昆亭、崔谷平，他们都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创作能力。1980年后，学校又来了工艺美术家李安宁，版画家关维晓，国画家田夫、孙文忠，油画家巴光明、苏巴洪、吴烈勇等老师。可以说，那时新疆艺术学院的教资力量，在西北和全国都数一流。
文革之后，浙江美术学院的国画、油画教师想到新疆采风搞创作。他们由自治区文化局牵头，在伊犁办了一个全疆各地州派人参加的“雪里送炭”为新疆培养美术力量的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浙江美院的老师了解到，新疆有美术人材，水平还不低。在办完学习班回校路经乌鲁木齐时，提出来要看一看新疆艺术学校老师的作品。于是大家都拿出几幅画，列阳拿的是报纸上用6H铅笔画的四幅头像，杨鸣山拿的是几幅小油画，龚建新拿的是国画人物头像写生，李锡武拿的素描人物写生肖像。浙江美院的老师们看了以后，赞叹不已。
那时，还实行了一阵子教学承包制，我有幸同杨鸣山、列阳、刘开基、白昆亭共同承包了一个班，这就有了向他们学习的大好条件。我在兰州上大学期间，山水、人物兼修，重点是山水，人物画虽有基础，但基本功荒废多年。这个时期，我在素描、白描、工笔重彩等方面进行了补课，为我之后的教学进一步打下基础。杨鸣山教学非常严格，教室不干净，他就不进教室，窗台上他用手指一摸，如有灰尘的话，也不进教室，有的学生就把洗脸毛巾都拿来擦窗台。杨鸣山告诉我，在学生面前，老师说了就要做到，老师说话如果出尔反尔，就会在学生面前无威信。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因此他教的学生成绩就好。
舒春光早期课堂教学示范作品
我和刘开基带七五届入学的一班工农兵学员，到呼图壁奶牛场开门办学，这个班的学生曾经都是下乡知青，有了宝贵的学习机会非常用功。没有地方住，我和学生们就住在牛棚里，因为牛挤奶后牛奶滴在地下，引来许多苍蝇落在脸上，数量越来越多，困扰着睡觉。就这样的艰苦条件，学生们画速写，请职工做模特画素描头像的积极性仍然很高。有一次，夕阳下的云霞很美，吸引我用水彩写生，在一个田埂上刚坐下，还未动笔，蚊子就在我的头上形成一圈旋转的帽子，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蚊子，我被叮得眼泪鼻涕直流，收拾画具赶紧离开，跑出一百多米远，才将头上的黑色蚊套摘掉。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长期压在人们心上的石头落地了。在教学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终于找到了根源。大家的心情特别激动，便拿起手中的画笔，用漫画表达自己的心情。龚建新的漫画很出色。他画的带头巾的江青漫画像，很多人都在摹仿。我们美术系创作的漫画，曾在乌鲁木齐大小十字的墙上贴出来，围观群众里外好几层，后经多人复制，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过去我也十分喜爱画漫画，我创作过几十幅漫画，部分登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办的报刊上。我记得有一幅叫《蝗虫》，把四人帮比作四只蝗虫，把国民经济的菜叶子吃残了。另外，以前四人帮把默默为国家作贡献的人，诬蔑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于是我画了四人帮打着牌子挡路，一个拉车者低头拉车，把四人帮碾压得粉身碎骨。四人帮还把当年在京上学的一个学生黄帅捧成反潮流英雄，我便画了江青推着儿童车，车上躺着一个叫黄帅的婴儿，嘴里含着奶嘴，身上披的绶带上写着“将来团中央书记”的字样。那时全国文艺界都觉得文艺的春天来了，过去把“国画”叫“黑画”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乌鲁木齐的国画家们自发地挥毫作画，热烈地进行学术讨论。我参加了几次有龙清廉、李灼、牧歌、冯俭、申西岚、刘冰、林峰等人的聚会，大家一边饮酒，一边作画。有一次在南公园的树林中，我饮酒太多，差点醉了。
那时，我的大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石鲁曾写过电影剧本《暴风雨中的雄鹰》，还拍出放映，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看见过。因此，我也学写电影剧本，以老师常书鸿的经历为主线，目的是控诉对老艺术家的迫害。此电影剧本，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人来看过，因为我没有写作经验，对我提出了一些意见，说拍成电影，要到法国巴黎去，经费有限。因此，剧本胎死腹中。另外，我也写了短篇小说、相声等，都没有发表和演出过。我的相声拿给当时兵团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叶惠贤看过，他对其中四人帮把颜色除鲜红外，如绿色、紫色、青色、黄色、咖啡色说成是反动代表，很欣赏。叶惠贤不久之后调到上海电视台，成了有名的主持人。
在新疆艺术学院，招生是一个重要环节，我先后共参加过七次。1975年去阿克苏招生，美术和舞蹈合编在一个组里。因而，选舞蹈学生时，我也参加过意见。有次在库车遇到一个学生，招生组的舞蹈老师说这是我校另一个维族老师的亲戚，一定要招上，但那个学生有小儿麻痹后遗症，我坚决反对，他一定要坚持。这件事被学校知道了，又派招生的老师来，宣布学校的决定，说这次所招的舞蹈学生名额全作废，重新招。这件事，后来自治区文化局长、原中国舞蹈学院副院长芦芳在我校作报告时又提了出来，她说：“把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学生要招来跳舞，真是大笑话，全国没有！”那次我招了十一个学生，维族九名，汉族三名，后来维族学生斯拉木留校当了副教授，汉族学生史晓明评上了教授，王建林曾任龟兹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领学生下乡实习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有次带学生到喀什实习，师生30多人，学校没有发什么实习经费，让我们用载学生的大轿车沿途拉活挣点钱。因为我们的车没有营运证，干这种事情也是违犯交通法规的，但为了解决经费，我们照办了。新疆特别是南疆，公路沿途都是些老百姓拿着麻袋或农副产品，等候搭便车。我们在沿途也拉了几个人，收到几元钱，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被查出来。说来也巧，有一个公路监理人员上了我们的车，要到前面去处理事情，因为怕被发现搭人收费的事，我们车上的学生找了种种理由，硬叫搭车的公路监理下了车。到喀什后，带学生到郊区的一个果园。与管园的老人讲好，每人交了钱，进园可以随便吃，但不准拿走。可是我们学生不听话，不但吃，还要拿，口袋装得鼓鼓的，看园的维族老人大喊大叫，气得满脸通红，这不仅破坏了规矩，而且不道德，我狠狠地批评了学生。
1980年我向哈孜·艾买提主任提出要到克拉玛依以北的乌尔乐魔鬼城体验生活，他爽快地荅应了，这是我对雅丹地貌的第一次写生，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晚上住在克拉玛依，白天在雅丹中穿行、观察、收集创作资料，捡拾戈壁玉。那里特殊的地貌，好像到了月球上。我从地质力学的角度发现沙岩横向的纹络之间，有白色的盐碱痕迹,,这启发了我以后表现雅丹地貌的矾水画法。但在回乌鲁木齐的长途汽车上，我身上的钱被扒手窃去，身无分文。当晚住在乌苏，想到争取一次外出体验生活的机会实在不容易，就打算坚持再去下天山，于是设法找到乌苏一个单位的朋友借了二十斤粮票和二十元钱，又联系上在乌苏文化馆的本校毕业生郝志勇，前往天山戴普僧，用笔仔细描绘了天山雪峰，还见到了水往高处流的奇观。
有回，我带学生到乌鲁木齐红山公园写生，门票三元，但我们班上有三名留学生，按公园规定，外国人要每人30元门票，留学生不同意，与售门票的人争执起来。我过去解释，说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也是穷人，没有那么多钱，同是门票，内外有别就不合理。这时候，我见乌鲁木齐副市长张国文几个人正好到门口，我迎上去告诉张副市长：“红山下的水上乐园是我的政协提案，因为我的提案回执上说，市长办公室已采纳了。”于是，三个留学生和我们其他中国学生一样，每人买了三元门票。
指导留学生学习中国画
1994年我从新疆艺术学院正式调到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担任教授。之后我每年都回来新疆收集创作素材，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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