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郛
民國雲譎波詭的政壇上，有一個舉足輕重、同時也備受爭議的人物，一生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這個人就是黃郛。黃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紹興人。1904年留學日本東京振武學校，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33年任蔣介石設立的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1933年，長城抗戰以中國軍隊失利告終。隨後，日軍進逼華北，平津危急。國民政府的應對之策，乃是由黃郛出面協調。黃郛在與日本駐北平使館代辦密談之後，達成妥協方案，與日人簽訂《塘沽協定》。協定雖被中方努力侷限在“停戰”範疇，未曾涉及主權談判，但實際上已對中國主權造成嚴重損害。
《塘沽協定》被視為國恥，故黃郛頓成舉國輿論抨擊的對象，激憤者視之為“漢奸”，欲殺之而後快。1936年12月，黃郛在上海病逝後，國民政府亦先後兩次予以特別表彰，抗戰勝利之際，更讚譽其“不避險阻，力任艱難，隱忍求全，用紓禍變，心孤事苦，尤人所難”。
國人皆欲殺之，而當局反欲褒之。對於此種反差，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王世傑，有著極深刻、到位的理解。他在日記中寫道：
“中央政府曾一再電令黃、何（應欽），須於簽訂任何協定前將條件送請中央核准；然黃氏等斷然不受此令，僅於簽字後通知政府。此中當有情由，不難想見；蓋蔣、汪諸人近日之態度與心理，黃氏固熟知也。今後政府之對日政策，大有走上另一途徑之趨勢；時局之危，至為可慮。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協定’案時，頗多憤懣之人，然既經簽字，汪、蔣兩人復主承諾，自不會發生翻案結果。”
所謂“此中當有情由”，簡言之，乃是在黃郛的角度，一方面既深知南京政府當日，為應付輿論，安撫國人民族主義情緒，公開談話中勢不能不對日強硬；另一方面，又深知弱國無外交，故汪精衛私下已有指示，“除簽字與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它皆可籤應”。黃氏簽字前不報送中央核准，僅於簽字後通報，既是為了避免協定草案在政治會議上公開討論時流產，也抱有以犧牲個人名譽替當局受過的隱秘用心。
《塘沽協定》簽署後，黃郛留在北方，繼續與野心勃勃的日本軍方周旋。《塘沽協定》一事不久，1934年，黃郛又委派代表與日方簽訂了華北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協議，變相承認了偽滿洲國，再一次激起民眾口誅筆伐。
“這一年的經過，在明瞭國家情況的人，當然能夠諒解；一般人則以為我黃某天生賤骨頭，甘心做賣國賊。對外未曾做了什麼事，對內卻須時時做解釋工夫，真是痛苦萬分。一年以來對內對外，盡做矮人，我並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後有什麼善後辦法？為國家設想，不能那樣冒險。……對方（日本）氣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無窮。……但國家既需要我唱這出戏，只得犧牲個人以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過，尚復何求？”
黃郛的夫人沈亦云，曾嚴詞質問過蔣介石：“辱國差使，宜派人輪流充當”，不應只讓黃郛一人屢屢獨力承擔。蔣介石的回應是：“你既學佛，當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旨。”學佛的黃郛則言：“弟既強我以肩此重任……兄山居六載，雖不敢謂已達悲智雙修之域，然自信悲願決不致賣國，智慧決不致誤國。”（來源|文史博覽·文史 作者|倪傑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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