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平
100年前，济南的男子和全国所有男子一样，脑瓜后头都拖着一条Q形的大辫子。用当时报纸上的话说，“济南中上社会之新人物亦不十分华丽，男子着布白长衫加黑纱马褂，女子着白女衫下围黑裙”，而走在大街上，则“目之所接，无往不遇垂辫广袖之徒”。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日，刚成立一天的革命军政府发布《宣布满洲政府罪状檄》，文中历数清廷多条罪状，其中第8条就指斥了清廷强令汉人留辫发的罪状。因此，军政府号召全体军民，立即剪掉辫子。11月7日军政府又发布命令，要求军警政三界人士从十日起，限定三日内剪除发辫，否则革除其职。独立各省也都把剪除辫子当成去旧图新的标志。据许金城《民国野史》记述：“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一时间，剪辫浪潮如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1911年11月13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被迫宣布山东独立，出任山东都督，并把珍珠泉的抚院改成了都督府。济南各界群众深受鼓舞，民间剪辫子“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据当时报纸报道：省城济南“自十五（日）以后，剪发之风盛行，各学堂日必数十人。各洋货店之洋帽大为涨价。二十三日后，益见踊跃，联合会职员及各学堂监督、教员均露顶上团光，谘议局之门房、役夫等头上亦各焕然一新。”当时，男人们剪除发辫后，时兴戴洋礼帽，一时间竟引得济南城里的洋帽商店“大为涨价”，可见人们剪辫的热情之高涨。为了动员剪辫子，一些学生和军政人员还走上济南街头，高唱《剪辫子歌》：“我同胞，梳辫子，何时起？自从满×进中原，发辫起。叹二百六十年，做奴隶！你看那庙宇里一班神，自关帝、包公、岳王一班神，问谁人编发辫拖背后？况到今，全地球五大洲，有哪一国编发辫拖背后？愿同胞，急剪辫子去，勿再留！”
关于男人留辫子，鲁迅曾辛辣地讽刺道：“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耍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病后杂谈之余》）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进一步正式实行强制剪辫法令。1912年3月孙中山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指出男子蓄辫是满清陋习，不仅有碍健康，而且贻笑外邦。经过一百天的剪辫子运动，“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为反对民族压迫，作共和新民，要求“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民国初始，当局以行政的命令推行剪辫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味。
山东独立10天后，11月24日，孙宝琦突然宣布取消独立，仍自称巡抚。鉴于他朝秦暮楚，大耍两面派，孙宝琦遭到革命党人的鄙夷，也受到清廷的诘责，落了个“君亲两负，不可为人”的可耻下场。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除山东巡抚一职。孙宣布取消独立后，湖南人胡瑛被推选为山东都督；三个月后，又由当时的山东巡抚张广建改任山东都督。张广建的都督只干了9天，便被免职；继由山东单县人周自齐担任山东都督兼民政长。1912年10月，经山东参议员彭占元提议，山东都督兼民政长周自齐又通令济南府及全省各州县：规定“凡人民不剪发者一律停止其选举权、被选举权及诉讼权。”仅因区区发辫就取消一个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显然违背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和、民主的基本精神。
民国成立一年后，作为中华民族愚昧落后、民族屈辱的发辫，已基本在济南绝迹。自此，济南周边乡间的男人一般留平头或剃光头（俗称“和尚头”）；而城市机关职员、学生及各界上层的男人则一般留起了短发（俗称“分头”）。
閱讀更多 濟南明府城管理中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