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湖
文|西部君
儘管早在數年前就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但並不妨礙“華為搬遷到東莞”的消息，再次成為這兩天最重要的產經新聞之一。
針對由來已久的華為將撤離深圳的消息，華為總裁任正非此前曾明確表示華為總部基地永遠在深圳，從未想過要外遷。這次搬到松山湖的據說也只是研發團隊，並不涉及總部機構。
另外有分析人士指出，若僅從距離看，華為將部分部門搬到東莞，若在其它城市可能只是從中心城區搬到遠郊。比如，在上海的話，可能是從浦東搬到青浦，在成都的話，則相當於從郫縣搬到天府新區。
但一個事實不容否認，華為的這次行動，確實是迫於深圳的高房價與發展空間受限，而將部分業務搬到了成本更低的二線城市東莞。這對當前如火如荼的一二線城市間的競爭而言，不無啟示。
1. 產業轉移向高階邁進，二線城市迎新機遇
過去說產業轉移，一般是指勞動密集型乃至高汙染型傳統產業，由沿海發達地區向中西部勞動力資源更充足、環境保護更寬鬆的地區轉移。
但華為向深圳的搬遷，則證明，即便是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企業，也正在出現轉移趨勢。事實上，這種趨勢，其實早就出現。
華為由深圳向東莞轉移，由於距離實在太近，相關信號或不是太明顯。但是，隨著未來國家整體邁入工業化後期，社會的流動性下降，企業與人才的流動趨勢必將迎來新的拐點。
過去很多年，人才是奔著錢和企業去的。改革開放以來，包含深圳在內的東部沿海城市的崛起，與此有很大關係。但未來，一些起步並壯大於一線城市的大企業由於成本考量，會主動向那些土地、房價成本更低，又擁有相對人才優勢的二線城市轉移，而不再是如過去單純由人才去追逐企業。
就這個角度而言，這幾年二線城市的搶人攻勢，並非偶然，也算找準了發展的脈搏。這輪機遇，必須抓住。
2. 二線城市“產業空心化”不是聳人聽聞
作為深圳GDP第一貢獻企業的華為將部分業務搬到東莞，令不少人擔心深圳的第二產業是不是要“涼”了。
情況到底如何，我們看看十五個副省級城市與四個直轄市在2017年的三產佔比情況：
從以上數據可以很直觀看出，雖然深圳給多數人的印象可能都是金融業、服務業發達，很現代、很高端，但深圳在四大一線城市中，其實是唯一一個第二產業高於40%的城市。
橫向與其它城市比較，深圳的第二產業也可以稱得上是實力雄厚。以深圳的第二產業佔比41.3%為分界線，在上述19個城市中，第二產業佔比低於深圳的有哈爾濱、瀋陽、青島、杭州、南京、廣州、濟南、西安、天津、北京、上海11個城市。
如果說北京和上海屬於一線城市中的頭部城市，城市的功能和發展階段不一樣，其第二產業比例比深圳低是應該的，但如此多的二線城市也比作為一線城市的深圳低，就恐怕難言正常了。
特別是像哈爾濱、瀋陽這樣的傳統工業重鎮，如今第二產業佔比也在40%以下，這與東北的衰落非常吻合。西部三大城市中，西安的工業佔比連35%都不到，這與其自身發展階段，以及所肩負的使命，顯然構成了不小的落差。成都、重慶的二產比重，同樣也還有提升空間和必要。
所以，別看深圳相關負責人在2016年就透露，近年有超1.5萬家企業遷出深圳，但現在深圳的二產比重，依然可以傲視群雄，比諸多本該正處於工業發展階段的二線城市強多了。
如果以深圳作為參照，說目前國內不少二線城市已經出現產業空心化跡象，並非聳人聽聞。連深圳都如此重視二產發展，無論從發展基礎還是客觀發展階段而言都落後幾個檔次的大批二線城市，有什麼理由不重視二產？
3. 控制好成本，是二線城市最大比較優勢
華為將一部分業務部門外遷，發展空間和房價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這一點，為過高的房價容易導致產業空心化，再次提供了註腳。
當前，一大批二線城市正處在搶人、搶企業的階段，這種勢頭無疑是好的。但如果不能控制好房價，甚至搶來的人最終只是變成了對房價的助推劑，那麼，“高房價”就很可能變成一種發展陷阱。
前面說過，一些成長於一線城市的巨頭企業，隨著所在地發展空間與房價的限制，將會逐步把一些業務線向二線城市轉移，這成為二線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機遇。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二線城市得確保自己確實在房價、土地成本等方面能夠建立起對一線城市的比較優勢。
只是，在三四線城市房價都紛紛過萬的今天，二線城市要形成相對優勢，並不如想象中的那麼有勝算。最近富士康在美國建廠，就說明，產業轉移的方向並不會永遠限定於傳統的路徑。由一線到二三線，由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的潮水方向，可能會隨時出現新情況。機會是等不來的。
小結：
不管是什麼企業，都要受經濟規律的驅動，一旦既有的外部成本不能承受，就必然要尋求新天地，即便你是深圳也枉然。
一定程度上，像華為這樣的科技巨頭的外遷，是繼上一輪傳統產業轉移後，二線城市、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新機遇。但能否抓住，端看各自的造化。
至於如何“造化”，靠什麼搶人、搶企業，任正非其實早就給出了答案：“低成本、法治、不干預。”誰把這些做好，誰就是未來城市競爭的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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