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1978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高考給了他第二次生命。
春風得意時，他曾拒絕惠州市副市長的政治前途；國際化鉅虧時，他也曾想過離開，想過房地產救急，但最終堅守家電產業，重新站立起來。
他一直在變，近年來，帶著企業擁抱互聯網邁向國際化，他調整業務線、佈局智能製造產業；他也一直沒變，堅守著那一代做實業出身的中國企業家精神和社會責任。
他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TCL集團董事長、CEO李東生。逾30年躬耕實體經濟，他將TCL視作歸宿般的存在。
在亮相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中，李東生有一句話打動人心：“有人說，做實業投入那麼大，划算嗎？我說，夢想該怎麼算？”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節點上，這位一路堅守、追逐夢想的企業家坦言：“40年，一眨眼就過去了，慶幸的是我們能跟這個偉大的時代同行。40年，是一個新的起點。”
率先而動，未雨綢繆
1982年，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78級畢業生李東生放棄了“鐵飯碗”，回到家鄉廣東惠州，以工程師的身份進入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這是一家只有40人的企業，但那時已算是惠州跟電子沾邊的“大廠”了，主要製作錄音磁帶，也是TCL的前身。
憑著踏實、執著的工作態度，李東生得到了領導和同事的肯定，逐步做到了車間副主任、主任，28歲時被任命為TCL通訊設備公司總經理，實現了自己事業上的第一次飛躍，也給李東生帶來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從卡式磁帶、免提電話到彩色電視機，在李東生的“折騰”下，都迅速引起市場轟動。此後，他趁熱打鐵，大舉進軍國際市場。三年間，TCL先後成立美國公司、創立技術研發中心、收購北京開思軟件。1985年初，TTK港方股東退出，業務出現真空，李東生被派往香港善後。過程中，他從香港電話機的普及前瞻到這一行業的內地商機，推動成立了Telephone Company Limited（TCL通訊設備有限公司），並以英文名單詞的開頭字母組合了TCL這個品牌。
1992年，國家體改委頒佈了《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暫行條例》。同年，黨的十四大決定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確立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次年，李東生出任TCL集團總經理，乘著東風，他開始甩開膀子大幹一場。李東生上任後，TCL開始進軍彩電業務，他的第一招是“消費革命”：拿三四千元就可以抱回一臺TCL王牌71釐米大彩電，質量跟那上萬元才買得到的畫王、火箭炮相差無幾，講求實惠的國人紛紛抱回家裡。僅在一次全國家電產品交易會上，訂貨總額就達到2億元的天文數字，市場銷量飛速增長，TCL成為行業領先的企業。
1996年底，有著優秀業績的李東生開始出任TCL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但是不久之後，李東生就面臨著人生另一個選擇。1997年，已經是TCL集團董事長的李東生被推薦為惠州市副市長候選人，但他拒絕了，比起仕途，他更希望自己掌舵一個大企業，幹一番事業。
2004年，TCL併購法國湯姆遜、阿爾卡特，一系列蛇吞象的閃電國際併購，讓TCL和李東生變成了國際熱點。
“鷹的重生”
2005年，剛剛完成併購的兩家企業法國湯姆遜、阿爾卡特鉅額虧損，TCL遭遇20年來首次虧損，18個月虧18個億，全年虧20多億元。李東生跌入低谷。“我經歷了一生中最難過的日子，做了10多年企業，一直是盈利，突然間就虧損了。跨國收購後，原來預計18個月扭虧也沒有實現，面對員工、投資人、同行、政府，感到很是內疚、慚愧，自己的情緒甚至一度有點失控。”
工科出身但酷愛文史的李東生，以一篇發表在內部論壇上並最終傳遍社會的文字，如同他曾使用過的電焊，灼擊、熔化，再融合，開啟了TCL和他本人的重生。
“此時的鷹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等死，要麼經過一個十分痛苦的更新過程150天漫長的蛻變。”2006年6月14日，一篇《鷹的重生》震動整個TCL，乃至整個中國商界。
從來寬容儒雅的李東生，前所未有地展露內心深處的剛硬。剝開傷口以示眾人之後，便是雷厲風行的變革。2009年，李東生做了一個投資額遠超國際化併購的大膽決策，他要進入液晶面板這個公認最燒錢、設備折舊超快的領域，也就是華星光電項目。
2011年1月5日，李東生面對眾多媒體，莊重宣告：鷹已重生。功夫不負有心人，2014年TCL彩電出貨量1700萬臺，已經是中國第一，繼海爾、美的、格力之後，銷售也達千億元，正式躋身千億帝國。之後他開始佈局互聯網轉型，制定“產品+服務”、“智能+互聯網”的“雙+”戰略。而2016年開始，TCL彩電銷售突破2000萬臺，擠進全球前三。
按照TCL集團發佈的2017年年報，2017年TCL實現營收1115.8億元，淨利潤35.4億元，其中歸母淨利潤26.6億元，同比增長66.3％。其中華星光電產能提升並保持滿產滿銷，實現銷售收入304.8億元，同比增長17.6％，實現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114.9億元，同比增長111.1％。李東生曾說：“艱難和成就都是對創業者的考驗。創業就是一個磨練自己的過程，途中會遇到不計其數遇的重山險流，比推著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遇到的麻煩甚至更多、更難、更具體。創業者應有足夠強大的內心，以積極的心態面對，遇山開路、遇水架橋，在成就面前不驕不躁、保持清醒，遇到險境時不急不慌、坦然冷靜面對。”
智變、升級，面向未來
2016年，TCL集團營收達1065億。不過，在“千億俱樂部”的光環下，李東生與TCL在工業4.0時代的每一步探索都並不輕鬆。多年來，變革創新是TCL發展的一個重要基因。李東生認為，唯有變、唯有創新，才能適應產業的變化、市場的變化、技術的迭代，才能夠在每一輪的產業升級當中保持優勢，不被淘汰。“像這些投入可能要三年，甚至五年才會看到效果，但企業必須要為未來做投入，這也是企業一個很重要的轉型。”李東生如是說。
李東生所說的第一個變革來自於從規模增長到規模效益驅動，他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我們要實現效益的增長快於規模的增長，提高經營的質量，就要做好產品的技術創新，不但當下產品和競爭力要和領先企業同步，未來要爭取下一輪產品迭代升級方面做到領先，你要對未來技術開發提早做預判和佈局，這是一個觀念的轉換。”
在消費升級轉型的背景下，OLED被公認是下一代顯示技術，並且根據市場調查公司IHS Markit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2500美元以上的高端電視市場，OLED電視佔比達到了51.3%，預計到2018年這一比重將升至70.7%，成為高端市場的主流產品。
但目前的現實狀況卻著實令人尷尬，韓國兩大面板廠三星電子和LG分別在中小尺寸和大尺寸OLED面板上佔據了九成以上的市場份額，而對於國內彩電廠商來說，想要入局OLED就不得不面對OLED面板嚴重依賴進口的事實。
極具超前眼光的李東生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早在2009年，在發出“鷹的重生”豪言之後，他就力排眾議，進入液晶面板領域。
近幾年，TCL的資源投入主要就集中在對華星光電面板業務的投資，其已建成和在建的產線有5條，合計投資金額近1500億元。
不久前，TCL再次發佈公告稱，計劃在深圳市投資建設一條第11代超高清新型顯示器件生產線（t7項目），主要生產和銷售65"、70"、75"的8K超高清顯示屏及65"OLED、75"OLED顯示屏等。該項目投資總額約為426.83億元，由TCL集團、華星光電和深圳市重大產業發展基金共同投資完成。
如今，TCL已在全球擁有26個研發機構，10餘個聯合實驗室，近8000餘名技術研發人員。截止2017年底，公司主持、參與制定了國際、國內技術標準210餘項；累計獲得國家、省部級以上獎勵165項，其中包括2016年紅點設計大獎、2017CES“年度全球顯示技術創新大獎”等世界性大獎。
在TCL旗下的華星光電半導體工廠裡，生產車間已實現100%自動化生產。高效率的機器取代了人工，車間一層有十多萬平米，卻看不到幾個人，“理論上講車間裡燈都不用開”。其二期項目是目前世界最先進的8.5代液晶面板工廠，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等，都在這裡得到深度應用……
2015年，國務院提出《中國製造2025》，對製造業轉型升級提出新目標，隨後第一時間，華星光電就因多項指標提前達成《中國製造2025綱要》設定的國家指標，被工信部確定為面板製造企業中唯一一個智能製造試點示範項目。
李東生表示，為了在改革開放新格局方面走在前列，TCL已經實現了從代工廠、材料加工慢慢積累，到建立自己的品牌，開拓自己的業務，再到把業務走出去，使業務、工業能力、品牌在海外擴張。
在李東生看來，TCL要成為全球的電子信息和家電產品的領先企業，國際化是必行之路，所以這幾年其在主要的國家市場都在著力推行品牌提升戰略，目標在2018年希望海外銷售收入能夠超過50%，這樣意味著TCL把50%的市場品牌資源放在海外的市場，特別是新開拓的市場。“去年TCL表現最好的是美國的彩電業務。去年不但銷售增長一倍多，市場份額也提升到第三位。作為一個主流的電子產品，能夠在美國這樣的全球第二大消費電子產品市場取得前三的品牌地位，TCL彩電應該是第一個。”李東生自豪地說，他有信心能夠鞏固和進一步提升公司全球主要市場的品牌地位。
“實業是中國經濟的脊樑，實體經濟是中國經濟競爭力的基礎，如果沒有實體經濟，服務業的發展會受到很大的制約。”李東生如是說。
從1981年起步的一家生產磁帶的小廠，到如今全球消費電子領域的一頭“巨象”，TCL集團用了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產業的華美嬗變。作為TCL創始人之一，李東生的職業生涯中，迎來無數榮耀與掌聲，也曾遭遇失利後的冷嘲和質疑。但他似乎並不介意：“我是創業者，我對TCL的發展傾注了所有的能力、付出，它就像我的生命，無論我在裡面佔的股權有多大的變化，這一點是不會有影響的。”
今天，TCL是全球化的智能產品製造及互聯網應用服務企業集團。集團現有8萬多名員工，23個研發機構，21個製造基地，在8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銷售機構，業務遍及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回首來時路，李東生認為他們這一代人有更多理想主義的成份，有更多社會責任的擔當。“可能和我們這一代人成長的背景也是有關係的，我們這一代人是經歷了文革，經歷了上山下鄉，然後通過高考上大學，趕上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這一個階段最跌宕起伏的發展階段我們經歷了。所以在我們自己獲得比較好的收入，在後來開始積累自己財富的時候，就我們對財富的那種看法可能遠沒有外面的一些人想象的那麼重，對我們來說可能更激勵的，讓我們興奮的是事業的成功、自己在社會上價值的體現。一輩子，就幹這個企業，就幹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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