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房价一路上涨，面对咄咄态势，管理层也是煞费苦心，接连出台一系列严厉的限购政策，企图稳定市场价格。然而，收效甚微。
限购，其实就是最大的政策失败。
我们从1978—1983年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想，到1984—1987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再到1987—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不断提出要进行完善，从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到建立完善，我们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历程。但是，我们在管理上还依旧停留于计划经济思维，完善市场机制，依靠市场的力量确定市场主体的规则意识，完善法制建设与健全的市场监管几乎乏善可陈，以至于在重大市场变化的处理上，频繁使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导致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服务陷入混乱，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
症结在于，政府在应对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始终存在认知盲区：政府的职能是什么，涉足的方向与领域是什么，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角色该如何定位，以及如何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活动边界，加强政府能力建设，做一个成熟、有威望、可信赖的服务型政府，始终认知不清，自然结果就要犯系统性错误。
拿房价而言，价格的涨落是市场的事情，是价格信号让市场机制充分运转，发挥市场调节功能的需要，也是市场运行的逻辑根本。
当供给与需求表现一定时期的不匹配，自然就因应为价格的上涨跌落，毕竟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就是要确保价格在足够的范围内自行波动。所以，一时的价格高低，不应被视为洪水猛兽，相反，恰恰应该培育在市场化的价格涨跌中人们的理性思维和预期，让市场主体在参与经济活动中具备基本的市场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做理性经济人，从根本意识中规避炒作。如当价格基于一时的市场过热，表现出一定的不合理上涨时，人们能够基于市场的洗礼和风险识别选择观望，乃至离开，从而为市场降温。这种尊重市场活动，踏准市场节拍，培育人们基于理性判断而作出购买的行为，才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那么政府要做什么呢？它只需要确保市场在符合商业规则与法律秩序的框架下自由经营就好了，对于那些恶意影响价格和妨害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并基于社会与市场形势的变化，不断改进社会服务，健全市场监督，完善法制建设，不断让市场在既定的符合社会发展形势的宏观框架下运行，随心所欲不逾矩，做好这些基本的服务，政府完全可以垂拱而治。
相反，政府随意调控，动辄动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行政政策干预市场行为，涉足经济活动，既容易扰乱市场运行的正常节奏，破坏市场机制，影响市场调节功能的正常发挥，还容易导致人们唯政策风向马首是瞻，破坏了社会预期，让市场机制彻底瘫痪，更有甚者，还会因为政府干预的盛行导致后续政策收效递减乃至失灵，危及政府在关键时刻宏观政策的正常发力，影响政府公信力，让政府陷入社会被动。最严重的，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导致自身在市场中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变异为一个功利性政府，与民争利，这会导致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混乱，无疑将是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系统性灾难。
反观近年来我们的政府作为，不遗余力地在政府干预上变本加厉，而在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完善市场监管与强化社会服务这些基本的系统框架上几无作为，不仅在有效化解价格上涨上缺乏成效，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恶性炒作，让价格机制彻底紊乱，完全失去了自我调节的市场基础，这种把市场当傻瓜，自认比市场更高明的政策调控，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其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场价格调整的硬着陆。
限购，显然与政策初衷已经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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