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夫写在前面的话：
2018 年初夏，一部电影以其迥异的态度跃然于荧幕，在这人心浮躁的电影市场如清流般淌过，留下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展示了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
这部电影就是唯一一部入围第 70 届戛纳电影节的华语影片——《路过未来》。
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在深圳打拼的甘肃姑娘耀婷（杨子姗饰）。
25 年前，耀婷的父母从甘肃农村来到深圳，当流水线上的工人；25 年后，年老的父母被工厂辞退，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的一家人此时猛然发现，这个曾经熟悉的城市，已经容不下他们了。
工资低、没房、没户口等现实因素把耀婷逼到了死角，为了让父母继续呆在深圳，她想到了买房，为了凑够首付，她在试药中介新民（尹昉饰）的引荐下，寻得了一份「毫不辛苦」又收获颇丰的「兼职」——人体试药。
人体试药者，正是上文所述的那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也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重点讲述的话题。
拿健康换取金钱的人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我想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接触药物试验，当时，我还是一名不谙世事的医学本科生，一天，路过药物试验大楼时，同学指着大楼跟我说，「这儿会招健康受试者，还能拿补贴。」
出于好奇，当然也是受到补贴的吸引，我挑了一个抗生素试验，历时七天，每天早上准点到试验楼里抽血、输液……
当时懵懵懂懂地就完成了试验的我，幸运的没有出现任何不适，也顺利拿到了那份补贴，而在那短短 7 天里接触到的试药人，却让我终身难忘。
不同于我接触试药时的新奇，他们是一群非常熟悉流程的年轻人，这群人就住在药物试验大楼的附近，时刻关注着志愿者招募信息，并以此为生，后来，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职业试药人。
这里，有必要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何为人体试药，以及什么是职业试药人。
为了确保疗效和安全性，每一种新药在投入使用时，都会经历反复的检验，人体临床试验，包括 Ⅰ 、ⅠⅠ、ⅠⅡ 期临床试验，都是在人类身体上进行，是药物问世过程中不可绕过的一环。
其中， Ⅰ 期临床试验需要健康的志愿者，用以判断药品的安全性问题，看药品在健康人身上的代谢情况，人体能忍受多大的剂量，为之后的适应证研究等做铺垫；而 ⅠⅠ 期、ⅠⅡ 期试验则是在患者身上展开，分别研究药品的适应证和疗效。
电影中的耀婷和年轻时的我所参与的，正是上述需要健康试验者的 Ⅰ 期临床试验。
其实，人体试药，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对于研发机构来说，这是药物问世的一个不可省略的环节；对于试药者来说，为他人的健康以身试药，也不可谓不是一种高贵的牺牲。
由于参加 Ⅰ 期临床试验的基本都是健康受试者，他们为此付出时间、精力，甚至承担风险后，通常不会在试验过程中受益，所以，一般情况下申办方需要给予受试者一定的经济补偿。
然而，正是这份补偿，催生出了一大批以此为生的职业试药人，也正是职业试药人的出现，让这个本来正常的试药环节，在实际实施中悄然变质。
他们是弱者，也是破坏者
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三大药品消费市场，中国正成为全球新药试验的主要阵地。
在 2012 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就提交提案称，我国目前参与试药的人群总数约有 50 万。
据调查，在这群数量庞大的职业试药人中：96.88% 的健康受试者在初步评估试验药物「比较安全」的前提下，临床试验补偿费的多少是决定他们是否参加临床试验的主要因素；
72.51% 的受试者认为，如果临床试验补偿费足够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们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参加临床试验，可以接受的风险包括发热、适度疼痛等。
一次试药，报酬少则一两千，多则上万，对于耀婷这样的低收入年轻人来说，这可谓是「少付出」、「高回报」的轻松活儿，在生活的重压下，一旦上瘾，就难以脱手。
而高回报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对试药者来说，虽然有些药的作用是短期的，但还有一些药对健康的损害是潜伏的、长期的、隐蔽的，而且这种潜伏的危险是不可预测的。
国际上不乏关于试药出意外的例子：
1997～2003 年，在乌干达进行的有关奈韦拉平临床试验，受试者经历了数千次不良反应，最后导致 14 名女性死亡；
2003 年，印度海得拉巴，8 名受试者在试用链激酶时死亡；
2016 年，在法国进行的 BIA 10-2474 的临床试验，导致 1 名男子死亡，4 人神经受到严重损伤。
……
据说，试药人中流传着一个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因此高额补充的试验往往会吓住不少人；而某些中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甚至悄悄压低试验报酬。
除此之外，为避免不同药物的不良反应产生叠加效应，受试者被要求在每个试验结束后，必须有 2-3 个月的「清洗期」，以恢复健康，接受新一轮的药物试验。
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中介、甚至试药人本身，会采用替换身份证、借用别人尿液，甚至找人替代体检等把戏来造假，而试药单位对于试药者的信息没有联网互通——试药者曾经在哪里，做过哪些试验，下一家试药单位一无所知。
要知道，如果职业试药人频繁试药，体内积累的药物无法排出体外：一方面会导致药物数据不准确，影响以后的 ⅠⅠ、ⅠⅡ 期临床试验方案；另一方面，不同药物的叠加可能造成一些毒性反应，伤害试药者身体。
如此一来，试药者在不断突破规则的试药过程中，不仅为自己的身体埋下了一颗炸弹，也为整个临床研究悬起了一个重大的隐患。
令人心碎的是，如现实生活中一些试药者的遭遇，电影中的耀婷也因为不符合规定地频繁试药，最终导致肝脏纤维化，唯有肝移植，才能救她的命。
「路过未来」的试药人
不可否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些职业试药人都为新药研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法律的不完善、监管的缺失、市场的混乱，让他们在试药过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影片取名《路过未来》，或许是把深圳的城市生活、靠试药买房后的美好状态，当作一种理想的未来。
处在社会边缘的职业试药人，在追寻、迷失之后，终于和心中的「未来」擦肩而过，那个美好的城市生活与心中的梦想，在他们的命途上，终究只是路过而已。
不用想，在同期上映的几部商业大片中，《路过未来》的票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导演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的直面与揭露的勇气，值得我们珍惜。
他让我们了解到，还有这么一群人处在这光鲜城市的阴暗面，他们不被主流社会所理解和重视，游离于灰色地带，但他们却不可忽视。
他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呈现给我们试药者的真实生存状态，更提醒着我们，在与疾病漫长的斗争当中，人类所需要面临的敌人，远远不只是疾病本身。
参考文献
[1] 张振中. 京城职业试药人生活实录[J].《法律与生活》, 2004 (4) :32-33.
[2] 宣金学. 一个职业试药者的自白[J]. 《人民周刊》 , 2013 (12).
[4] Stephanie Kelly. Testing Drugs on the Developing World[N]. The Atlantic. Feb 2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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