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這座城市一直“口碑很好”，近幾年，它又憑藉阿里巴巴從北上廣深乃至世界範圍內吸引過去一大批年輕人。當這家超級新工廠傾向於招收經驗豐富的員工，它所在的這座城市，要接納的就不僅是單個個體，而是一整個家庭，這對城市來說考驗和影響無疑更深廣。
攝影|步恩撒
阿里巴巴“飛豬”辦公室內景，目前該企業有員工近千人
互相成就的杭州和阿里巴巴
逢“十一”長假，杭州都會上一次新聞，內容與遊客數量有關，以去年為例，黃金週接待遊客數量共計1864萬人次，配圖中西湖景區的人頭密集度令人咋舌。但按照城市政策制定者的思路，西湖只是一個陳舊的杭州符號，“大杭州”格局從2001年設蕭山和餘杭兩市為區後從未停過，2017年最近一次撤縣設區後，城市已擴容至10個區。單從面積上看，已經超過北上廣這3座城市，此外，它也是8個深圳，15個香港。
在這個過程中，西溪成了杭州新的符號之一，“西溪這一帶發展得快”這一共識背後的根源，無疑就是阿里巴巴這家超級新工廠。10年前，阿里巴巴在這裡建起一座佔地26萬平方米的園區，正是位於2001年設立的餘杭區。從園區到西溪溼地，只隔著一條長深高速，從園區到西湖，行車距離20公里，以“城郊”眼光來看，杭州已有一線大城市的姿態。
儘管公共交通尚未完善，但園區5公里內的房價平均已超過4萬元/平方米；5公里，也是在西溪園區上班的年輕人在選擇住處時能接受的距離。這裡高樓林立，道路寬闊，但是步行距離內並不容易找到一家飯館，3個月前，園區第一家購物中心終於建成開放。它被阿里巴巴的員工戲稱為“工資回收站”，這座商場互聯網印記鮮明，在這裡，他們“吃一次飯能撞見3個熟人”；與此同時，這一帶仍有新的樓盤正全力施工。
阿里西溪園區內公共休息場所一景
出租車司機對一座城市的人流集散地最敏感。在杭州，他們願意候客的地方，阿里巴巴西溪園區北門是其中之一。在西溪採訪的第三天，我從這個俗稱“淘寶城”的園區出來，走向門口停著的出租車。排著七八輛，都打著空車燈，我上前詢問，前三輛都跟我擺手，“我跑機場的”。師傅們也願意去杭州東站，此去20公里，開一個小時，大約能收到80塊錢。
一到夏天，杭州就非常熱，“去年就有三四周，一出門就等於蒸桑拿”。
說這話的是“飛豬”產品部的王浩，在這個桑拿天之前，他有十幾年沒經歷過類似的夏天。去年，他從“最熱不過三十幾度”的西雅圖，搬到了杭州。春天到的杭州，在桑拿天到來之前，只來得及去西湖一次。那是還沒像現在這樣加班到晚上十一二點的“蜜月期”，某個週中下午，王浩打了一輛車到西湖，沿著蘇堤逛了一下午。
“那天下午還下著雨，我拍了照片，發給我老婆。”這個西湖煙雨濛濛的下午王浩不時地會想起，然後就會想到西雅圖，因為這個城市的冬天就是類似的天氣，陰鬱著臉，常常下雨，“就像《西雅圖未眠夜》裡演的一樣”。
王浩加入“飛豬”近兩年，他期待今年暑假妻兒能到杭州與他團聚
王浩從密歇根大學畢業後就留在了美國，一直在美國生活，直到兩年前回到杭州。父母仍在南京，一直不願意跟隨他去美國生活，所以王浩和妻子商量最終還是得回國。但他的困境是，兩個孩子並不樂意。大兒子10歲，小兒子5歲，都在美國出生，適應的是美國教育體系。“老大幾乎不會寫中文，只會說，最大的顧慮就是小朋友上學的問題，其實不只是我，大部分海外華人回國，最關心都是這個問題。”最後這個家庭選擇了折中，王浩先回來看看，是否習慣，能否落地。
2016年，飛豬時任總裁李少華曾帶著四人團隊飛到西雅圖，接觸了不少在此地工作的中國人，其中就有王浩。他當時在Expedia（億客行）這家線上旅遊公司擔任技術總監，海外經驗、國際視野，以及行業經驗成為他跟僱主談判的砝碼。“我記得面試就發生在李少華下榻酒店的房間裡，談了不到一個小時，當時我就決定要回來了。”
如果飛豬給出的工作機會地點是在北京呢？“那就真的要考慮一下了。”當時做回國計劃，王浩一家一開始就排除了北京，他自己是南京人，對江南更有好感，所以第一理想梯隊城市是上海、杭州和南京。今年暑假，兩個孩子將到杭州跟他團聚，他希望這個夏天能夠讓孩子們改變主意。
“飛豬”印度籍員工AJ，他的工作用語是英語
西雅圖是微軟、亞馬遜、星巴克等幾個大型科技公司總部所在地，不少華人因為在這些公司工作而定居此地。此外，它距離北美最大的華人社區所在地溫哥華不過三四個小時車程，這使得這座城市聚居著許多像王浩這樣的中國人。他們年輕有為，在合適的時機進入互聯網行業，並且希望在一流企業裡有所施展。王浩周圍有好多華人朋友都在尋找回國的機會，“因為中國的互聯網發展極為迅速，而在美國企業裡，華人的玻璃天花板是不爭的事實”。
飛豬目前有員工近千人，由於擴容迅速，從“淘寶城”搬到現在兩公里外的樂佳國際大廈，這棟樓裡的年輕人，上一個落腳城市名單中，除了王浩的西雅圖，還有新加坡、中國香港，而來自“北上廣深”的更是不在少數。
“90後”一舟，武漢人，已婚，和妻子二人同時從Uber離職，又同時跳至飛豬，是阿里這家超級新工廠裡的另一個典型：雙職工。
到杭州前，他們的落腳點是新加坡，住了半年，那時候晚上七八點才能下班。“我老婆比我還忙，有時候下班都晚上十一二點了。”一舟匆匆、小聲地補了一句，“不過現在要忙多了。”再往前，一舟自己住過的城市還有北京和舊金山，分別都只有一年，到杭州的這一年半如今看來已算得上他個人歷史最長的，“所以來杭州也不覺得多麻煩，反正一直在換城市”。相比於劉英東上有老下有小，考慮問題需要面面俱到，一舟更看重眼下這份工作的挑戰。“新加坡住著很舒服，但久了也會感到無聊，覺得年輕的時候還得多折騰折騰。”
二人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兩居室，房租8000元，戶口、買房還沒進入視野範圍；到杭州4個月才第一次去西湖，那是晚上10點，覺得西湖“不過是家旁邊的小塘子”，沒有武漢的東湖大；在“斷橋”這對雙職工曾爭論“杭州和上海哪個好”，上海勝出。與此同時，二人都對杭州的夜生活感到失望，因為“晚上10點Livehouse竟然就要打烊”。
飛豬還有一位印度籍員工AJ，他來中國已有15年，其間幾乎在所有一線城市都有生活經歷。一年前，他從定居城市上海到了杭州，在這座他從前只偶爾出差路過的城市生活，發現同事們週末郊遊的去處竟然是西湖、茶園和千島湖，“都是山和水的自然風光”。他對杭州這座城市頗為好奇。他辦了杭州市民卡，發現這張卡可以解決看病、乘坐公交等好多項城市生活功能屬性的問題，這讓他有點歸屬感。
因為阿里巴巴這家全球一流的企業，杭州也成為這些尋求回國的互聯網人才相中的城市之一。像王浩這樣的“海外高層次人才”，企業和政府在政策方面並不手軟，比如“浙江省千人計劃”，它為入選者提供獎金（50萬元或100萬元）、子女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福利。而作為城市本身，杭州區別於“北上廣深”這幾個傳統一線城市，無論是戶口獲取難易程度的政策層面，還是“有山有水”的宜居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為選擇天平加上一重砝碼。
雙城記：城市間的通勤日常
一到週日晚，蕭山國際機場就有一批相對固定的北京來客。在阿里工作、家卻仍在北京的通勤者，將在此時返回杭州。
“80後”蘇楠一年前剛剛成為其中一員。她是天津人，在上海讀大學，戶口隨第一份工作落在了廣州，房產和丈夫在北京；未曾想到，飛豬作為互聯網公司的吸引力，會使得她和老公分居兩地，跑到杭州工作，她說服自己的另一個理由是，“30多了，如果再不來互聯網公司看看，就來不了了”。到杭州後頭一個月，處處都新鮮。比如說杭州的房價，“我一開始找了一個兩居室，80平方米，房子特別新，上班也近，一個月房租才5000元，下意識地跟北京比，覺得好便宜啊。後來才慢慢發現，我這還算貴的。”
蘇楠每隔一週回一趟北京，上一次從北京返回杭州的航班晚了不到半小時。這個程度的晚點，蘇楠並不覺得太過分。“雷雨季節才糟糕呢，不過我現在學乖了，天氣不好，就儘量去乘高鐵。”由於總在週五晚飛回北京，這些晚點使得她“凌晨幾點的北京都見過了”。
在通勤這件事上，楊海的體會更深刻，他也曾是飛豬一員，如今轉崗到了天貓。
週五下午5點30分，楊海就得開始從辦公室撤。從他在4層的辦公室到公司南門，大約需要10分鐘。行至南門，能看到一長溜大巴車，最多的時候，阿里巴巴整個園區有千餘名通勤上海者，他們從各個樓裡湧出，又進入不同的大巴車。這些55人座大巴車需要提前一天預訂，進入上海後還將分開走不同的路線，楊海要上的那輛，終點站寫著“世紀大道”。
“80後”楊海是上海人，本科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生命科學專業，畢業那年卻在寶潔公司應聘成功，“那一年東三省就招了3個銷售”。那個時期，類似寶潔這樣的外企在畢業求職者眼裡還有著巨大的光環。楊海趕上了，之後又從銷售轉去做市場和品牌，4年前到跳槽來杭州前，曾是“百事可樂最年輕的品牌總監”。“奧運會、世界盃，以及春節Campain這幾個最重大的品牌項目都做過了，再往下，就想看看其他的可能性。”當時飛豬做起來沒多久，算是阿里內部一個創業項目，楊海決定轉戰互聯網企業，“既然互聯網是趨勢，就想深度參與一下”。
他從小在上海長大，又與妻兒三人定居上海，住在上海楊浦區一間寬敞的公寓裡。除此之外，父母也都在上海，所以一開始計劃到杭州工作，他就做好了兩地奔波的心理建設，只是沒想到這一干就是4年。
楊海很少帶行李，日常怎麼上班就怎麼走，但一定會背一個電腦包，因為週六得交週報。上了車，他會選擇一個靠窗的位置，希望能遠離手機，這是他“難得的休息時間”。這個表述同樣也適用於車廂裡的大多數人，因此車上挺安靜。辛苦工作5天的通勤者們，偶爾有人接電話小聲說上幾句，大部分時間都靜默，“尤其是冬天，6點來鍾車開出沒一會兒，天就黑了，更容易陷入睡眠狀態”。
行至一半，大巴車會停靠在嘉興路段的一個休息站，楊海會跟著大家下車，不一定上洗手間，但一定會買一顆五芳齋的蛋黃肉粽，權當晚飯，這款粽子4年來漲過一次價，現在是7塊錢一個。4年算下來，楊海一共吃了200多顆口味統一的粽子，吃到口中，楊海頭腦裡冒出來的第一想法總是：“再有一個小時就能到家了。”
“工作的時候拼命，休息天也全力以赴，所以我都是週一一早再回杭州，這樣就能陪家人吃上週日那頓晚飯。”兒子正處在小升初的緊張時期，週末送去上補習班的工作就落在作為父親的楊海頭上，實際上他再樂意不過了。週六，他母親還會上家裡來給兒子一家三口做兩頓飯，對父母盡孝心、對孩子盡義務，一個週末裡就都顧全了。
杭州到上海單程200多公里，4年200多個星期，楊海一共走了近8萬公里。“赤道周長大概4萬公里，相當於繞地球2圈了。”週一早晨5點15分起床，以前用手機做鬧鐘，會吵到全家人，後來戴手環，不出聲響，只有自己知道。洗漱15分鐘，5點半能出門。從家門口到班車上車點很近，車程也就10分鐘，4年來，楊海只有一次錯過班車。
早晨5點多的冬天，天還矇矇亮，這種氛圍下關上家門的瞬間，楊海會感到心酸。最心酸的時刻是其中半年，因為工作調動，他租過2000元一個月的房子，“除了床和兩個櫃子，真是家徒四壁”。念及在上海溫馨的家，對比之下，難免心酸。“跟舉家搬遷這樣的大決定相比，我單槍匹馬奔波兩地，辛苦也好，漂泊感也好，事先都有預期。”
由於反正家也不在杭州，西溪又遠離市區，像楊海這樣的“在杭單身”人士往往無所謂幾點下班，“回家也就睡個覺”。在這座超級新工廠裡，如果成就感能持續刺激自己，他們的“雙城記”就還會寫下去。
劉英東對“舉家搬遷至杭州”這一決定異常篤定
移動的中產家庭
2016年，已在深圳生活了近10年的劉英東選擇舉家搬遷，目的地是杭州。
黑龍江雞西人劉英東在深圳讀完研究生後留在了這座城市，在中興公司做產品，妻子則在沃爾瑪採購部門工作。“首先產生的感覺是對深圳提不起興趣了，好比跟這個城市有了七年之癢，我就跟我老婆說，讓我們換個城市吧，你來選。”沒想到妻子挺支持，很快就列出了理想居住城市：成都和杭州，宜居，節奏也不會這麼快。他所擅長的工作，在成都沒有合適的企業，而杭州，他給阿里投了簡歷。
現實層面的因素當然有，例如，劉英東工作繁忙，平均每隔一週就要出差一次，女兒出生後這種出差頻率使得帶孩子的任務幾乎全部壓在妻子身上，這讓作為父親和丈夫的他感到憂心。此外，在他眼裡，深圳年輕、勤奮，但沒有喘息的可能。尤其是，雙方父母年紀漸長，需要將他們從東北接到身邊，深圳的房價阻礙他在短期內實現這個願望。
“想來杭州，等著來杭州，最後來成了杭州。”
2016年9月，劉英東開始跟著中介在杭州看房，“連租帶買地看，下意識地跟深圳比，覺得好便宜”。中介跟他說，馬上要限購，劉英東這種情況，非本市戶籍且已擁有一套房產的，就買不成了，要買趁現在。“當時還沒有買房的心理準備，而且以為這是中介忽悠的策略”，兩週後的9月18日，限購政策下來了。
之後再想買，劉英東需要有杭州戶口，或者兩年社保繳費記錄。這倒不是難事，劉英東可以先將戶口隨遷到集體戶口，杭州的集體戶口實現起來還挺容易的，正常情況下，一個月就能辦下來，但劉英東的情況比較複雜。當時他妻子的戶口仍在雞西，“農村有地，沒捨得遷出來”。但是辦集體戶口孩子不能隨遷，他需要在戶口本上將孩子與自己分開，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隨母親，所以，第一步是將妻子的戶口遷到深圳二人的房產上，一家人在同一個戶口本上後，再將戶主由自己改為他妻子，這樣，劉英東才能從這個戶口本上獨立出來，自行前往杭州。
辦下集體戶口，才能買房。
2016年9月，杭州舉辦了G2O第11次峰會，房價在此刺激下，狠漲了一輪。去杭州前，劉英東他們關注了杭州房價，那時候不到2萬元/平方米，對比之下，他們在深圳的房子已經7萬元/平方米，而且還不是最中心地段。“所以覺得杭州好便宜。我記得我們當時還在地圖上看，設想買在哪，想過城區，覺得那裡才有杭州的風骨，還想過要買兩套，一套給老人住。”等他們有購買資格了，杭州的房價也漲了一倍多，想買第二套只好再等一等。
女兒的外公外婆已經從東北到杭州生活了一年多，在杭州過了一次跟從前完全不一樣的春節。“雖然並不適應，畢竟東北人過冬需要的是炕，但他們是樂意來杭州的。”
在一個城市駐足多年的中產階層家庭，如今也在移動當中，這種舉家搬遷有時甚至涉及三代人，杭州這座城市中正在流入更多這種類型的家庭。比如王浩，這個夏天之後，或許將在杭州迎來一家團聚，完成舉家搬遷的第二個步驟。
王浩在飛豬的同事王玉順，也曾在西雅圖工作。他經歷過在多個城市輾轉，從西雅圖回國後，他先到了北京，而後又到杭州，當他因為工作更換城市時，總以一家四口為單位移動。
涉及兩代甚至三代人的舉家搬遷，無疑是個分量很重的決定。因為它多少說明，相較於他們離開的城市，目的地城市讓他們更滿意：工作和居所，下一代的教育，乃至上一代的養老。這同時也意味著，城市被賦予更多信心。畢業生在選擇城市時，容易倚重於某個單一價值，比如工作平臺，比如薪酬，而一個已在各方面有所積累的家庭會均衡考量更多因素。從這個角度看，杭州這座城市從前在“工作機會”上的短板，被阿里巴巴這家超級新工廠彌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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