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的中國社會，正從農業實體經濟向工商貨幣經濟轉變。那時候到底有多牛？北宋國民生產總值幾乎佔世界的一半以上，宋初就完成了歐洲16世紀才完成的“糧食革命”，11世紀的宋代冶煉業已達到歐洲17世紀的規模；北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家，其中東京開封府的人口超過150萬，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的人口均超百萬，而同時期的歐洲倫敦、巴黎市民不過幾萬人。把人類世界推向近代文明的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均出現在宋代；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誕生在宋代；包括茶引、鹽鈔在內的“有價證券”及流通“票據”也產生在宋代。經濟的繁榮，科學的進步，造就了宋代貨幣的繁榮。國家賦稅年入1.6億貫，相當於盛唐時的7倍。全國貨幣的流通總量大概在2億6千萬貫，年鑄銅錢最多可達500萬貫，可即便這樣從北宋到南宋，“錢荒”一直就沒有斷過，問題出在哪裡？
宋代的“錢荒”分佈極不均勻，有季節性和地域性的特點：譬如豐收時節，集中上繳稅負時、江浙一帶最易發生“錢荒”。北宋時，中國的經濟重心已南移，江浙等地經濟生產最發達，物產最豐富，但宋帝國的貨幣量卻“相對”供應不足，“錢荒”也就經常發生。
北宋和南宋還金融創新，發行過紙幣。北宋時叫交子，南宋時叫會子，尤以會子的流通範圍廣。但紙幣作為信用貨幣，如果國家超發，就會迅速貶值，南宋後期的會子就貶值得慘不忍睹。第一版會子可兌換近800文銅錢，發行到第十八版時，每貫會子只能兌換銅錢不到200文錢。宋理宗末年，蒙古大軍壓境，市面上只見紙幣不見米，二百貫會子，相當於20萬文錢，還買不了一雙草鞋。經濟問題考驗著當局者的智慧。為了緩解“錢荒”問題，兩宋政府可謂殫精竭慮。宋仁宗時，在西北發行鐵錢；宋徽宗時，蔡京又推行了夾錫錢，含銅只有57.14%，其餘為黑錫和白錫的錢幣，不過偷樑換柱的做法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問題，只會出現典型“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逼著百姓拼命花掉紙幣，貯備銅錢，有的乾脆鑄成銅器保值增值。
中國作為世界上相對較早熟練開採和冶煉“銅”的地區，在商周至秦漢時期，即廣泛鑄造青銅器製品，有酒器、食器、兵器、禮器等種類繁多。秦漢以後，鐵質兵器取代銅質兵器；陶器逐漸佔據了酒器和食器的位置；青銅禮器的鑄造工藝逐漸沒落，金屬“銅”開始大規模應用到鑄幣。隋唐時期，除了鑄錢，銅鏡和佛像也是另外兩個用“銅”比較多的領域。歷經唐武宗、後周世宗柴榮的兩次毀佛鑄錢，再到宋朝“銅禁”導致銅鏡鑄造的沒落，整個國家的“銅”又重新集中應用於鑄幣，直到明朝用銀作為主貨幣為止。
既然民間要藏銅、毀錢鑄器，那就禁止民間儲藏銅錢好嘍。宋代官府採取更為嚴厲變態的“錢禁”，曾規定攜帶銅錢五貫以上出境者要被判處死刑。後來邊境形勢吃緊，刑罰加劇，規定攜帶銅錢出西北邊境一貫以上者就要處死。為了防止都城“錢荒”，無論是北宋的汴梁還是南宋的臨安，都頒佈了禁令，鹹平三年“仍令開封府出榜曉諭，其諸城門鎖不得私放出見錢。” 朝廷也對官僚機構下了禁令，一律不得搬運銅錢下海船，防止官員假借公事名義走私銅錢。除了海防，邊防合法的交易通道也被堵死。官方如向邊關地區百姓買馬，不得再用銅錢，改用布帛或者茶葉等實物交換。宋朝政府還壟斷銅礦的開採及冶煉，禁止民間用銅，甚至哪怕是擁有銅器，一個挖耳勺也不行。大規模的銅器收繳在民間屢屢發生，由於後來鑄錢添加了鉛和錫，又衍生出“鉛禁”和“錫禁”。北宋時，犯“銅禁”10斤乃至以上者，都要受杖刑，並刺配到千里以外的牢城；南宋則是：“一兩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鄰州本城。”
宋高宗時，南宋都城臨安“錢尤難得”，街市上的商品因而滯銷，老百姓深受其害。恰逢秦檜當政，民怨沸騰難平。老謀深算的秦檜放出風聲，說舊錢不能用了，命令鑄造新錢。一時間，臨安的富戶紛紛出手，將自家貯藏的銅錢紛紛投向市場，現金流像泉水一樣在臨安市場上噴湧。臨安“錢荒”被秦檜的一場陰謀化解，暫獲喘息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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