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趙望雲與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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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逝去的音符——我的父親趙望雲與敦煌

  文/ 趙季平

  敦煌對於我來說既陌生又熟悉。說她陌生,是由於在這之前的60多年裡我從來沒有靠近過她;說她熟悉,是由於父親趙望雲在世的時候,從他講的故事裡便知道了那個地方有驚天動地的燦爛文化。

我的父親趙望雲與敦煌

▲1950年趙望雲(前排右4)、張明坦(右5)和常書鴻(右3)等人合影

  1950年秋天,父親代表人民政府接收了舊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那時我剛滿5歲,父親與家人告別的背影我依稀還有記憶。從此,敦煌這個名字便深深地烙在我幼小的心裡。

  2011年初,我受甘肅省委宣傳部的邀請,為甘肅省歌舞劇院創作大型民族交響音畫“敦煌”,久遠的記憶穿越時空,瞬間激起我的創作衝動。是的,我需要用音符織起樂的天梯,去尋找父親在敦煌的歲月;我需要用真情匯成樂的詩篇,交響出父親故事裡那驚天動地的燦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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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簡介:趙望雲

  趙望雲(1906-1977),現代畫家,河北束鹿人。早年與王森然、李苦禪等組織吼虹藝術社,1937年創辦《抗戰畫刊》。擅長山水、人物,創作面向生活,畫風於質樸厚重中蘊含秀雅,尤長於表現陝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勞動生活,為長安畫派的開創畫家之一。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陝西省美術家協會首任主席、陝西省人大代表、陝西省政協委員、陝西省文化局副局長等職。出版有《農村寫生集》、《塞上寫生集》、《黃河寫生冊》、《林區寫生冊》、《 西北旅行畫集》、《埃及寫生畫集》、《趙望雲畫集》等。

  由此,我踏上了敦煌採風之路。蘭州至敦煌必經祁連山走廊,從飛機上俯瞰那起伏山巒,延綿戈壁,不難想象父親當年從西安輾轉到敦煌經歷了怎樣的艱辛。馬車,毛驢,徒步攀越,冷饃野菜……雖吃盡了路途勞累,一路卻有豐碩的收穫:祁連山的無限風光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被父親收錄在他的寫生中,創作出祁連山寫生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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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望雲作品《雪天馱運圖》(國畫)

  1942年,父親舉家遷往西安。1943年初夏,父親與關山月夫婦、畫家張振鐸結伴而行,第一次來到敦煌。他們受到當時國立敦煌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熱情接待。他把父親一行帶到敦煌莫高窟並作了詳細介紹。眼前那色彩斑斕、千姿百態、造型生動的壁畫與佛像極大地震撼了父親一行。他們藉著手電筒的光亮,不分晝夜如飢似渴地揮毫臨摹,相互傾吐著對那些驚世之作的心得與見解。此次敦煌之行更堅定了父親開拓大西北美術事業的心願。多年的不懈耕耘之後,父親成為了中國長安畫派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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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望雲作品《邊塞風光》(國畫)

  父親第二次到敦煌即接收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之時,並由此開始了對研究所的重新組建工作和文物保護、修復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甘肅、青海境內的殘匪還沒有徹底肅清,從西安到敦煌的路途十分危險。父親沒有考慮個人安危,只有一心一意為剛剛成立的共和國文化事業做事情的熱情,接到組織上交給他的任務,便堅定地踏上了去往敦煌的路程……

  時隔多年,隨著時間的推移,父親在敦煌工作的經歷逐漸淡去,我多次尋找資料都未能如願。去年赴敦煌採風時,我託朋友多方打聽,希望能幫助我尋找到那段難以釋懷的歷史。原敦煌市政協副主席高德祥先生多方努力,幾經周折,終於在敦煌研究院的歷史檔案中發現了唯一一張父親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時,與張明坦、常書鴻、段文傑、李承仙、範文藻等人在研究所大門前的合影(見文章首圖),並託韓蘭魁先生帶給了我。捧著這張珍貴的歷史照片,我無法抑制靈魂的顫抖,多年的心結終於有了開啟的鑰匙,同時也開啟了我創作樂思的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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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望雲作品《早春之晨》(國畫)

  在接收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老照片上,父親是那般清瘦,但精神矍鑠。拍攝時間是在1950年秋,距離他從國民黨監獄中被解救出來1年有餘。

  1943年1月,父親在重慶舉辦“西北旅行寫生畫展”,周恩來、馮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漢、陽翰笙、王崑崙等來到畫展現場。郭沫若為父親的畫展題詞,周恩來選購了父親的《相馬圖》,父親又贈送了周恩來一幅作品,周恩來喜歡父親的畫作,便帶到延安掛在了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接待室。

  幾年後國民黨攻佔延安時,發現了掛在牆上的這幅畫,1949年初,父親被以通共的罪名關進了國民黨設在西安太陽廟門的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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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季平(後右1)、趙振川(哥哥)與父親趙望雲、母親楊素芳合影(1971年)

  在接收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老照片上,站在父親右邊的是常書鴻。父親第一次去敦煌就與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常書鴻剛接手研究所的工作不久,研究所各方面條件都很艱苦。儘管如此,他竭盡全力在生活上關照父親一行,在創作上提供最大方便。再次見面情況有所不同。當時,研究所的一些工作人員認為莫高窟的壁畫與雕塑是封建腐朽的東西,應該停止修復工作,研究所由此全面癱瘓。常書鴻面對這樣的局面心急如焚,立即將這種嚴重的現狀向政務院做了彙報。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力邀父親出任文物處副處長,管理西北地區的文物、考古、博物館和圖書館工作。於是,才有了父親1950年的敦煌之行和常書鴻的第二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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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本文作者趙季平(右2)在敦煌鳴沙山月牙泉參觀

  看著這張珍貴的歷史照片,我的樂思在血液中湧動,於是交響音畫“敦煌”的主題勃然噴發。帶著對歷史的尊重,帶著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虔誠,如壁畫中飛天仕女馳騁於天地之間。

  我的音樂裡的每一個音符都是在對保護中華民族藝術做出貢獻的父親趙望雲,還有張明坦、常書鴻等所有功臣的一次敬禮!

  我們要用智慧去守護我們的精神家園,我們要用全部的熱情去創造中華民族藝術未來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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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季平 1945年8月生,陝西省文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第八屆名譽主席,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西安音樂學院院長。他長期從事音樂創作,先後為四十多部影片作曲,其中為《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秦頌》《孔繁森》等影片所作音樂多次在國內和國際電影節上獲獎。

  (原載《人民日報》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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