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紀的天清晨，楚國史官左丘明因為戰亂，攜妻帶子離開楚國、輾轉來到魯國。除了家人外，他隨身攜帶著大量史書典籍，還有一棵銀杏、一捆桑苗，看來他打算耕讀傳家,過安寧的平民生活。
定居後，左丘明親手種下銀杏樹和桑苗，閒暇時讀書著作，為鄉鄰們講述歷史故事，日子過得倒也很舒心。不幸的是，左丘明患有眼病，這時病情日益嚴重，最後雙目失明，什麼也看不到了。
對於一位終生與史籍為伴的人來說，無法閱讀史書是莫大的打擊。左丘明面對著混沌世界，陷入絕望之中，他把所有書籍都扔到地上，不再講述史實，不去探討歷史的真偽了。就這樣，他被殘酷的現實打倒。
在苦悶中，左丘明度過了一個個難熬的日子。漸漸地，理智在他的頭腦中慢慢恢復，並戰勝了痛苦，曾經身為史官的他感受到身上的使命，重新拾起史書。這時，他有了一個更為大膽的想法:“雖然我什麼也看不到了，可是我多年來著述的史學資料，不能隨我一起埋沒地下，我要把它們奉獻給後人。”
於是，他不辭辛勞地投入撰寫史書的工作中。幾十年來，他聽聞了各諸侯國的政聞要事，親眼目睹了君臣謀議的得失之詞。他把這些數據詳細地口述下來，讓弟子加以記錄，並彙集成卷，經過幾年辛苦，終於編成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國語》。
左丘明在撰寫《國語》的同時，為了讓後人更準確地理解《春秋》這部史書，還專門寫了一本《左氏春秋》，用來解釋其中的要義。這本書又叫《左傳》、《左氏傳》，與(《公羊傳》、《穀梁傳》同為解釋《春秋》的三傳之一。
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是一部較早的歷史學著作，反映了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淵源之久。史官在史學中的地位向來舉足輕重，比如司馬遷、班固，他們都為史學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不過，“史學”這一概念真正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是在南北朝時期。
當時，後趙的石勒稱王， 設立了史學祭酒這一職務。此後，歷代君王多有尊崇史學者，比如南朝宋文帝.曾經命令太子立史學;宋明帝時又設置玄、儒、文、史四科。到了晚唐時期，殷侑將史學的內容進一步擴 大，不再侷限於科舉考試，而是著眼於史書本身的社會意義。
宋元時期，史學的內容擴展到編纂學、文獻學等領域。此後史學的內涵越來越新穎多樣，既包含了廣泛的社會歷史，又包含了專精的治學之道。到了清代，錢大昕提出了“於正史、雜史，無不尋討，訂千年未正之訛”的主張。他認為史學的任務，既要糾正史事之訛，也要糾正編纂之訛，這一說法無疑賦予史學以更豐富的內容和更深刻的涵義。發展到今天,史學已經成為一門獨立學科。
從中國歷史學的發展來看，史家不斷湧出，史籍典章更是浩瀚無窮，成為人類文明史的見證。
小知識:
左丘明(約公元前502一前422)
春秋末期魯國人，曾任魯國太史。他歷時三十餘年，終於完成一部縱貫二百餘年、十八萬餘字的《春秋左氏傳》，其歷史、文學、科技、軍事價值不可估量，為歷代史學家和文人所推崇，他還撰寫了歷史名著《國語》，與《春秋左民傳》成為珠聯璧合的歷史文化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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