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合肥四姐妹”不如“宋家三姐妹”有名?

蒋献凯

“宋家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这三个人名,是对于20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姐妹组合,用如雷贯耳还不足以形容其影响之巨!

宋庆龄,年轻时即追随孙中山,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孙中山结成革命伉俪,从此,投身革命近七十年而矢志不移,坚强不屈,成为了万民爱戴、天下景仰的国母;

宋美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早年留学美国,美式教育下的博学才女,懂六国语言,是蒋介石最得力的外交助手,对近代中美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她也是一位优雅端庄的美女,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在国内政界,她同样有着精干的才能和广泛的影响,西安事变,蒋氏被俘,在营救蒋氏和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她是出力最大的人物;

宋蔼龄,较之妹妹,她一样是华丽端庄的淑女,值得注意的是,她还是中国第一位赴美留学的女性。宋蔼龄后嫁孔祥熙,与丈夫一道,广进财源,富甲天下。1973年,宋蔼龄病逝于纽约,当时的《纽约时报》曾这样描述她的一生:“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是介绍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

那么,这样就可以理解 “合肥四姐妹”为什么不如“宋家三姐妹”有名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各色人中,士的人物,永远比其他农、工、商三类人物要著名得多。“宋家三姐妹”虽然只是政治人物的眷属,但她们参加政治的色彩有时比她们的丈夫还耀眼,加上一律为绝色美女,遂成了一个时代的传奇,成为万众瞩目的新星。

反观合肥四姐妹,虽然在中国现当代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姐妹花,但她们从未参与过大的政治事件,又一律嫁得文弱书生或专业人士,大姐级元和嫁昆曲演员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嫁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妹张兆和嫁作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嫁德裔汉学家傅汉思。尽管姐妹们都有过一些传奇,特别是三妹张兆和与书生沈从文的一段漫长而浪漫的恋爱奔跑,曾在文坛传为佳话。不过,对于大众来说,均没有“宋氏三姐妹”的影响之大。当然,有少数的人们对“合肥四姐妹”的兴趣更大于“宋家三姐妹”,这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帝国的脸谱

“合肥四姐妹”是指民国教育家张武龄的四个女儿,因为本身这四位都是知识女性,所嫁丈夫都是文化艺术届的翘楚,最初生活在合肥,于是就有了这个称呼。

相对于更著名的“宋氏三姐妹”而言,后者是民国政治圈的顶级人物,在社会影响力及地位上,是前者无法相比的。


张武龄有四女六子,四个女儿是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六个儿子是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

其中四个女儿:

大女儿张元和,1907出生,2003去世。嫁昆曲大师顾传玠。


二女儿张允和,1909年出生,2002年去世。嫁语言学家周有光。

三女儿张兆和,1910年出生,2003年去世,嫁大作家沈从文。


四女儿张充和,1914出年,2015去世,享年102岁,被媒体称为“民国最后的才女”。 丈夫是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

四姐妹都是才女,丈夫都是业界大咖,又都长寿,已经非常难得了!


几苇渡

说起宋家三姐妹大家都知道,说的就是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

宋霭龄是出生在1889年,宋家三姐妹里面的大姐,和孔祥熙结婚,宋庆龄出生在1893年,是宋家三姐妹里面的二姐,和孙中山结婚,最小的是宋美龄,出生在1897年,和蒋介石结婚。

合肥四姐妹说的是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小妹张充和,这四位姐妹。

合肥张家在历史上也是名门望族,这四位姐妹都嫁给了当时文化界的大佬。

他们的丈夫分别是顾传玠、沈从文、周有光、傅汉思,合肥四姐妹在当时也很有名气。

合肥四姐妹相对于宋家三姐妹来说就没有特别大的名气了,宋家三姐妹的名气远远高于合肥四姐妹。

虽说合肥四姐妹的优秀,但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化上的,而宋家三姐妹在政治上的壮举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而且,历来政治人物的影响力,都是要高于文化人物的。

所以就有了为什么合肥四姐妹不如宋家三姐妹那么有名。

其实两家姐妹无论是出身背景,所处领域,嫁给的夫家都是不同的。

宋家三姐妹从小经受的西方式的教育,学历非常高,宋美龄在从美国回来就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大小姐,宋美龄,宋庆龄在抗日时期为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嫁给的夫君都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

合肥四姐妹祖上是清朝时的大员,也是很有背景,属于名门望族。

她们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知名度不如宋氏三姐妹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文化人物的影响力通常无法跟政治人物比拟。


这不是历史

合肥四姐妹指的就是张家四姐妹。

他们生于一九零七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间,至今都还健在。通过她们的共同回忆,老中国社会的风情和人事都得以重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因为太平天国起义而陷入漫长的、破坏性极强的内战,四姐妹的曾祖父帮助清朝军队镇压太平军立下大功,并因此为她们这个大家族带来了荣誉、财富和显赫的社会地位。

她们四个共同经历的这个世纪中,社会习俗和个人预期变化巨大,内外战争频仍,但在无常的人生之后,有些事情仍然存留下来。

张元和

四姐妹中的大姐,性格老成持重。丈夫顾传玠是个昆曲演员,他在当红的两年里曾风靡整个上海,无数观众为他疯狂。然而在事业正值高峰之时,他却突然退出舞台,彻底改行。 元和在上海读大学时,常常看顾传玠的舞台演出,她和她的朋友们是他的戏迷。在那个年代,一位名门闺秀和一个戏子之间即使是退出舞台的戏子发生感情是不可理喻之事,因为那时候戏子的社会地位相当低下。所以1939年4月元和与顾传玠的婚事曾令当时社会大为震惊,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大事渲染。 想必是元和对昆曲和舞台的热爱促使她下决心嫁给这个男人。但除了昆剧,顾传玠和元和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一旦结合,他们的命运就被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离开舞台后,顾传玠尝试的事情没有一件成功,他先后尝试过股票、烟草采买、调查田地开垦等事;他还卖过中药,开过毛线制品店。尽管元和婚后的日子远逊从前,但她对顾传玠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她从来不在背后说丈夫的坏话,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有什么坏习惯。 元和不太显露强烈的情感,除了丈夫和儿子,她对别人也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抗战八年,元和是姐妹中唯一留在沦陷区的。即便在别人大多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她仍然能保持优雅的仪态。 但元和的婚姻中显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扰,她的遗憾也全与丈夫有关。1966年,顾传玠因患肝病早逝。 丈夫去世后,元和有一次在票友演出中上场出演《长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戏的结尾是杨玉环下葬,她的身体用锦被包裹,被草草安葬在浅坟中。元和叹道:“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啊!”

“玠”的意思就是“玉”,对于元和来说,顾传玠是一块美玉,元和嫁他缘于戏台,最后又葬他于戏台之上。[2]

张允和

张家二姐。虽然身为女性,却有着坦率倔强嫉恶如仇的英雄情怀。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允和就不喜欢看戏里的爱情故事,她喜欢那些性格鲜明勇敢激烈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里她最喜欢的是关公。 允和从小“瘦骨嶙峋”,但她依靠自己的大胆弥补了体格方面的缺陷。从小学习昆曲,使她“在几百人面前演出,我不怯场,出了错,也不害怕。”允和擅长在公开场合演讲,在乐益女中,允和又迷上了几何概念和数学推理。她的“手急、眼快”,精力充沛和辩才都有了用武之地。她还在学校接触到哲学、生物、当代政治和体育活动,学习帮助她走出阴霾,最终获得了历史系的学士学位。

允和在姐妹中结婚最早,她嫁给了语言学家周有光,但是战乱却使她尽尝颠沛流离。从1937年秋直到抗战结束,她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1941年5月,一家人逃难住在重庆郊区,女儿突然得了盲肠炎,因找不到医生,周有光又出差在外,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慢慢死去。一年半后,她的儿子又突然被流弹击中,子弹穿过他的腰部,内脏被打出六个洞。此时丈夫又一次奔波在外。允和对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这并非抱怨之辞,只是实话实说。 解放后,允和曾在上海的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她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尽量充实自己。她写的一篇两万多字的如何修改历史教材的长论,被辗转送到了北京,不久,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里。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加入更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的发展状况;允和还呼吁历史教学应该更灵活、更贴切,增加介绍少数民族的内容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读了这篇社论,很欣赏她的观点,于是聘请允和帮助他们编辑中学历史教材。允和面对这份新工作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

但是没过多久,允和就决定退休。尽管对教历史和编历史教材颇有兴趣,但她太直率,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过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因此她最终选择了做一名家庭妇女。 从1956年到1964年,允和一直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的联络组长,这个研习所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她和昆曲传习所的张传芳一同整理编写出了六出戏的身段谱,为研习社联络大小事务、安排演出,却从没领过单位的钱,她的工作完全是自愿的,而且和别人一样勤奋。在经历了坎坷的岁月和人生风暴之后,允和的情感和身体竟然都没有留下什么创伤,一直活到九十多岁,这实在是个奇迹。[3]

张兆和

四姐妹中的三妹,因为嫁给了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在四姐妹中最出名。但兆和却对名声在外似乎很不习惯,常常显得沉默寡言。 兆和年满19岁后,吸引了众多男性的眼光,他们都对她满怀仰慕之情。对此,不止是兆和自己十分意外,就是她的姐姐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家里,从未有人注意到她的姿容丰采。她的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 在兆和的记忆中,自己早年的长相和姐妹们所描绘的差不多。她喜欢在傍晚和爸爸一起出去散步,和姊妹们一起读经书,每天“大字写两张,小字抄一张”。看门的老头从自己的碗里分给她一些糙米饭,她也吃得津津有味。没有人娇宠她,也没有人会为她心痛流泪。母亲很爱她,但是母亲太忙,没有太多时间管她,她会让兆和呆在自己房间里,在盆里放一串糖葫芦给兆和,让她自个儿玩。凶巴巴的家庭教师于先生拿着木尺打她的手心时,她不哭,姐姐允和欺负她的时候,她也不埋怨。她不在意独自解决问题,情愿保持沉默。 即使在调皮捣蛋的时候,兆和也喜欢单独行动,悄悄策划。在家里,她是有名的“小捣蛋”。她用自己的小凳子把一个泥娃娃砸得粉碎,又赤手空拳地将一个布娃娃撕成碎布。最后,父母给她买来一个橡皮娃娃,心想这一次她总破坏不了了,结果兆和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针线盒里找了把剪刀,只一刀就干净利落地剪掉了娃娃的头。

所有这些加起来,造成了兆和有些古怪的性情。兆和内心顽固、喜欢沉思。看起来她很执拗,但是也有慷慨宽容的一面。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希望在学校能表现优秀,干出一番事业。她自觉在家里无足轻重,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她也不觉得自己受了亏待,从未心怀不满。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沈从文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极大关注,他的文学创作饱受赞誉。1930年的某日,沈从文认识兆和没多久,就忍不住向她倾吐了自己的心声。当时兆和是中国公学的大二学生,她的答复是自己正专注学业,不需要什么男朋友。 连续三年,沈从文不断写信给兆和,他们先是同处于一个城市,他从城市的另一端写给她,然后他到了北京,从那里写给她,随后发信地点又变成了青岛这个“海滨城市”。 1931年6月,沈从文在写给兆和的信中说:“我求你,以后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我看你同月亮一样。……是的,我感谢我的幸运,但仍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当他几乎把所有的话都快说完时,兆和来到了这个海滨城市,然后他们结婚了。

兆和婚后的生活说不上快乐或不快乐,她常常失望。但是,她不会因为不能“征服”丈夫而觉得“幻灭”,也没有“对主妇职务的厌倦”。她更不担心“惊讶”的感觉渐渐“被日常生活在腐蚀,越来越少”。兆和关心的是实际问题:诸如丈夫的消费习惯,她怎样才能用那么一点收入度日。正是与沈从文的夫妻生活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而且这种转变来得何等的迅速。 兆和在张家姐妹中最为朴素,她远离那些奢侈浮华的事物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因为她相信简朴是美好的,而自力更生是体贴的行为——因为能够减轻他人的负担。在写给丈夫的家书中,兆和提到:沈从文寄到北平的信都用“快信”未免“可惜”,她说,事实上平信往往比快信到得更早些。 现实生活中,沈从文在某些方面从来赶不上妻子。婚姻使他们双方更加独立,不肯受对方的影响。1937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很多共同的朋友,他们也分享对书籍的兴趣,但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共同点。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后,沈从文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离开北京,兆和与两个儿子都没有同行。沈从文在北平登上火车时,并不知道终点将在何处,他也不知道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 在分离期间,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很多信,沈从文给她的信则少得多。当时兆和27岁,但是已经觉得“什么都无兴味,人老了”。她最担心的还是沈从文,担心他是否会在漫长旅途中受冻挨饿,是否会成为同行者的负担。 结婚以后,沈从文创作了大量作品,他把自己对兆和的认识写入了短篇小说《主妇》里。1936年,他的《湘行散记》出版,该书以两年前他在返乡之旅中写给兆和的信为素材写成,他自己对此书相当满意。在这些信中,沈从文称呼兆和“三三”,因为她是张家的三女儿。他称自己“二哥”,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 兆和很关心沈从文的写作,关注他是否全力以赴,会不会停下手中的笔。“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她告诉他。她觉得机智的“短文”会毁掉作家的天赋才华。她认为这些短文是“琐琐外表的事情”,不希望丈夫把精力用在写作这样的东西上。她对从文说:“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适。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了。” 直到1938年8月,兆和才带着两个儿子龙龙和虎虎,辗转三个多月,抵达昆明和沈从文重聚。1939年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昆明。兆和带着孩子们迁居到郊区小县城呈贡。她决定搬到此处,是因为当地有一所为难童开办的学校,她可以在那里当老师。 此时沈从文有很多不太顺心的事。他在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南联合大学里任教,但是他知道学校里的一些教员因自己只有小学学历而强烈反对他担任这份工作。 在此之外,沈从文还能感受到来自兆和的压力。在一封信中,兆和曾指出沈从文对于语助词“常用错”,然后她就从最近沈从文给她的信中举出一个错误的例子,并给出正确用法的例句。 兆和喜欢编辑丈夫的作品,她承认沈从文很怕她读自己的稿子,因为她“没法子不动手改”。他会说:“你把我的风格搞没了。等你弄完,这些文章就不是沈从文的了!”

沈从文相信女性的眼光和勇敢、正直的品性一样,有着救人的力量。兆和则不敢苟同这种看法。他们的不同源自于不同的信仰。兆和的家庭使她受到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帮助她塑造了对正直操守的坚持和信念。而沈从文的信仰,也许是来自他敏感的心灵,也许是极端的热情和天真,他早年的游历,湘西的风景和刚烈的地方性格。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一看到妻子的目光,他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而兆和觉得,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她也会和他一样感到慌乱不安,而且沈从文也不像他自己想的那样微不足道。 在沈从文眼中,妻子品德高尚,充满生命意志,这已足以造就她的伟大。她所关心的职业和独立,并不会影响到他对她的评价。“主妇”在他的世界中就是皇后和女神,他在她身边总是会有些心绪不宁。 1945年,抗战结束了,沈从文比家人早半年回到北平,北京大学聘请他为中国文学教授。这一时期,沈从文重新开始收藏文物,“这时他家里除漆盒书籍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趁着妻子还没有回来,他买了大量东西。 战争末期,兆和又成了沈从文的“缪思”。在与兆和共同经历战争,生养了两个孩子之后,他文字背后的爱意更多了,而且现在他承认妻子的笑容就是笑容,不是别有含义。他称她为“一种奇迹”,说她在“朴素”的背景下,创造了“光彩鲜丽”的场景。沈从文迫不及待地要重新开始,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那样写作,他感受到了写作的冲动。 但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阻扰了他。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两篇批评他的文章非常严厉,一篇称他为“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从文,他说自己即使“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放下”。 接着,北大的学生开始在校内贴他的大字报。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更大,因为其中有些学生是他教过的,而且还相当欣赏他们。秋季开学时,1949年冬,北大取消了沈从文的课程。他的新职务是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这份工作既有用又安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人们终于忘记了沈从文,这也正是他所想要的。 兆和一直鼓励沈从文重新开始写作,他反问道:“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促使我重新拿起已经放下的笔?”沈从文脱离文学世界已经很久了,与之同时,兆和反倒成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当沈从文外出接受再教育或因公出差时,他们通过信件激烈地争论一些文学艺术问题。

有好些年,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因,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她觉得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他不敢出声。 其实,沈从文并非完全停止写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写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书。他还发表文章,谈论建筑、装饰艺术和民间艺术,并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当他定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恰当的题材,同时不受到别的拘束时,他就还是跟以往一样写作。但在1949年之后,他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兆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他还是可以向她倾诉一切,不论她是否能够了解,或是否同情。 他们的数次分居,有时也是出于自愿,这并不会太多地影响到他们的婚姻或带给他们过多痛苦。一起吃顿饭、写封信,有的时候会比分享同一空间更让他们亲密。张兆和与沈从文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独立世界中。他们或许会用同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需要,但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东西却是完全不同的。 1995年,在沈从文过世后七年,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的通信。在《后记》中,她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4]

张充和

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因学识渊博而颇有名望。她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后,于1949年1月移居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人们会因艺术、书法及中国戏曲史方面的问题来向她请益;遇到需考释或校正的各类问题,从书画的题跋阅读到版本鉴定,从解释一首古诗中的典故,到辨识十八世纪某件奏折上君王的手迹,大家也都会请她解答。老辈学者们如果经过新英格兰地区,一定会到她的居所稍作停留。充和才思敏捷,学养深厚,且将严谨和灵活集于一身,她谈吐中的机锋和双关语,常能给人很大的乐趣。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她们承认小妹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歌也更新颖且富于原创性。   充和童年时远离自己的兄弟姐妹,几乎总是独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有几个同伴,这些情形必然会影响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她宁静的气质。   三岁前,她就学会了背唐诗,然后又读了几种启蒙书,为继续攻读“四书”打下基础。七八岁时,充和开始学作对子,然后就学习写诗。充和每天要学习相当长时间,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这些让她养成了学者的习气,也让她有时间自在幻想。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家人和朋友都劝她参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自己也觉得不妨一试。充和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准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其中的前两门,从她六岁开始,合肥的家庭老师们就已经为她打好了基础。她在父亲的学校中学了一年英语,然后在上海中学里又学了一年,她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掌握。她就是搞不掂数学。十六岁以前,她从来没接触过数学,突然之间,她就要面对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她看不出学数学意义何在,也不明白该从何入手。那一年,有数千名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平,争夺全国最好的五所学校那几百个录取名额。考试的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她的数学考了个无可争议的零分,但她的国文却得了个满分,结果考试委员会破格录取了她。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当年只录取了一个女生。

充和在北大这所名校就读的收获,并不如想象中的大,虽然这里不乏名师: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但充和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当时很多学生参加了激进的政治活动,无法静心向学,而充和宁愿将时间花在学习戏曲上。清华大学就在北大旁边,有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在那里开设非正式的昆曲课,充和与在清华读书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课。抗战期间,充和与兆和一家住在西南的小镇呈贡,小镇上住着好几位文艺界的杰出人物,但是来访客人更喜欢在充和、兆和的住处逗留。充和会吹笛子,所以弹琵琶、弹古筝的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诗人和书法家们也喜欢聚在充和的房间里,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也喜欢充和的笔、墨和砚台。充和说,即使手头再紧,有些东西她还是很讲究:“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得是最好的。”

充和跑到大西南来,是因为沈从文帮她在这里找了份工作。沈从文没有进入联大之前,在一个三个人组成的教科书编选委员会里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编选文学部分之后,他推荐了妻妹充和编选其中的散曲章节。教育部给充和下了聘书,充和也接受了。用一般的标准很难衡量充和的学历,她上过北大,但是没有拿到学位:1936年她生了病,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所以她被迫退学。康复后,她在南京《中央日报》当了一段时期的副刊编辑。随后战争开始了。在充和回到苏州直至战争开始前的短暂岁月中,她的才学显然已经有口皆碑了。充和在教科书编选委员会的工作时间不太长,一年后,教育部就取消了这个项目。充和并没有太失望,当然,她需要工作,因为和姐姐们不同,她是单身,必须自食其力,但她决不愿意仓皇求职或是匆匆嫁人。很多人在这时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一个是卞之琳,他一生都爱恋着充和,这件事尽人皆知。他写了很多信给充和,即使他已经知道充和不会选择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后,他仍然坚持写那些信。他还收集充和的诗歌、小说,并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到香港出版。

充和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方先生也给充和写信,不过用的全是甲骨文,学问大如充和者也没法明白:“他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我相信一定写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充和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期待。1940年间,重庆政府又给了她一份工作,这次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帮助政府重新订正礼乐。充和的职责是从五世纪的《乐志》中挑选出适合公共大典使用的乐章来,请作曲家配曲。这份工作很对充和的胃口,她过去就很难忍受各种典礼,现在可以对它们加以改良了。充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选出二十四篇适合的乐章,用最好的书法精心誊写了两份。教育部批准了充和编选的篇目后,充和与同事们立即举办活动,征求当代作曲家来为这篇章谱曲。这一部分的工作又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

充和在这段时间结交的人中,有两个名人:章士钊和沈尹默。文人之间的这种结交固然源于双方共同拥有的文学气质,不过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学识上水平相当,少有分心旁骛之举。当他们苦学有成之后,就连娱乐也成为文人雅趣。学者兼书法家沈尹默后来成为了充和的老师。充和第一次来访时,沈尹默让她写了几个字,然后他给出了“明人学晋人书”的评语。到今天,充和还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在沈尹默与充和相识相交的过程中,他写了很多诗给充和,充和也将自己的许多诗给他看,听取他对这些诗作该如何修订的建议。一开始,沈尹默客气地称呼充和“充和女史”,后来又改口称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响下,充和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扩而大之:早上早起,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如果有时间还要练更长时间。直到八十八岁,她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她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充和在重庆期间,写出了她最好的诗词作品。其中有两首是以桃花鱼为题材的。在充和心目中,桃花鱼有多重意义:它是“凌空”的隐喻,由于它出现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所以它也隐喻着春天;此外,桃花鱼也暗喻着战争期间,许多牺牲在重庆沙洲上的跳伞者。充和喜欢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和“悬”有关。书法家写字时手腕要轻悬在书桌上方,掌虚指实,运笔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掌握了运笔的缓急轻重,捕捉到“鸾舞”之姿和“龙腾”之态以后,书法家方可以到达“悬”的境界——“心忘于笔,手忘于书”。但是战争让她忧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难。美学要转换成现实并非易事,有时,一点小事也会让她心情不宁。有一次,章士钊赠她一首诗,将她比作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诗中有两句让她很不开心:“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前辈学者的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的意思,却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她说,文姬是被掳掠到北方,不得不在异乡过着异族的生活,她自己却是因为战争才离开家乡,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她也能自食其力,尽自己的所能生活。她的忧伤源于认识到自己离开了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家中。那年9月,通过姐夫沈从文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1935年他的家庭离开德国,当时他十八岁。他们在英国待了一阵子,然后在美国加州定居。汉思获得了西班牙文学的学位,同时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他常常与沈从文大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那时他的中文已经说得比较流利了。从中国回到美国后,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5]

一位文化曲人独特的世纪回忆, 穿越抗战与内战的烽火,浸润她六十年来海外移居的生涯,记录众多曲人以曲会友的盛事,荟萃他们丹青墨韵的精华, 这就是曲坛名家、书苑才女张充和珍藏至今的纪念册《曲人鸿爪》(三大集):第一集存藏抗战前后吴梅、杜岑、路朝銮、龚圣俞、陶光、罗常培、杨荫浏、唐兰等作品;第二集存藏1949年至1966年间,身在美国的李方桂、胡适、吕振原、王季迁、项馨吾及身在台湾的蒋复璁、郑骞、焦承允、汪经昌、夏焕新、毓子山等作品;第三集存藏1966年以后姚莘农、林焘、赵荣琛、余英时、吴晓铃、徐朔方、胡忌、洪惟助、王令闻等作品。今依据近百岁高龄的张充和本人口述,孙康宜笔录曲人本事,钩沉演艺传承,再现当年沙龙诸多令人神往的情景,并对《曲人鸿爪》各家题词和画幅做出画龙点睛的诠释和导读。此外,附录张家旧影、张充和事略年表及其题字存目。全书文字书画,相得益彰,冀能留住张充和曲人生涯中那些不可磨灭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以及许许多多的谁家庭院。


相对于经常出现在中国政坛的宋家四姐妹,合肥四姐妹显得就普通很多。

但是,这四个人在文化传承上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十项全能斜杠青年

在很多时候,人们都是只听说过宋家三姐妹而没有听说过合肥四姐妹,这并不是说明人们孤陋寡闻,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人物繁盛之极,在这个时候人们只会铭记在历史中着真正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而对于一些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的人,人们就会选择自主性的忽略。


宋家三姐妹就是拥有着巨大影响力被历史铭记的人,而合肥四姐妹则在很多时候被掩埋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少数人知晓。

宋家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和他的老朋友孙中山

说起宋家三姐妹,我们还得从他们的父亲宋耀如说起,宋耀如早年在美国加入过基督教,最后在回到国内传教的时候在上海发展起了商业,并最终成为了上海有着不小影响力的大商人 。


宋耀如虽然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但他却有着很强烈的民族爱国精神,他在美国看到了很多人对华人欺辱有加,在内心的忿怒下他在内心埋下了很强烈的爱国种子。

宋耀如觉得华人之所以在国外经受这种待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的祖国不够强大,所以他后来在看到孙中山奔走世界各地,筹备起义善款时刻准备推翻清朝时,他感到了深深的感动。

宋耀如只留下了一部分运作自己商业的钱,然后就将自己许多的资金资助给了孙中山参与革命,并在往后的很长一段岁月中成为了孙中山最重要的资助人之一,是孙中山很重要的老朋友。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革命获得了成功,虽然当时北方还有着强大无比的北洋军阀,南方有着林立众多的大小势力不受孙中山的掌控,但对于孙中山来说,他的努力却已经得到了回报。

因为他梦寐以求推翻的帝制、封建王朝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所以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孙中山的名声强盛到了鼎沸,超过了在当时中国拥有最强大实力的袁世凯,成为了中国名义上的第一人。

经过抉择后,宋庆龄和孙中山之间的婚姻

在孙中山成功之后,为了更彻底地支持孙中山,宋耀如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宋霭龄和宋庆龄送到了孙中山身旁,以秘书的身份帮孙中山打理起了政务。

虽然当时孙中山已经有四五十岁多岁的年龄,但是他身上极富魅力的成功人士气质却深深吸引住了宋庆龄和宋霭龄,将当时仅有20来岁的两个姐妹彻底的迷住了。

最后在两姐妹做出抉择之后,最终年龄最大的宋霭玲选择了退出,将孙中山让给了自己的妹妹宋庆龄,最终,孙中山和宋庆龄走到了一起。

对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爱情,她们的父亲宋耀如是不同意的,虽然宋耀如对孙中山有着很大的敬重,但却并不意味着他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男人,所以他对这门亲事表示了非常坚定的反对。

但是宋耀如的反对并没有阻止宋庆龄对自己爱情的向往,她和孙中山在1915年来到了日本,二人没有经过宋耀如的同意,就彼此结合在了一起,最终是宋耀如不得不接受了这门亲事。
而宋霭龄则在当时嫁给了号称山西首富和孔子嫡系后人的孔祥熙,一个嫁给了名权,一个嫁给了钱,在二姐妹出嫁后给整个宋家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名声和常人难以企及的地位,也将宋家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中。


身份背景异于常人的宋美龄和蒋介石

宋耀如的儿子、女儿们都是在美国经受过西式教育的,有着很高的学历,他最小的女儿宋美龄在从美国归学回来后因为特殊的身份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千金大小姐。

在早前,宋美龄曾经和张学良在上海有过一段短暂的接触,二人在这个时候培养出了良好的友情,他们的友情最后止步在了爱情面前,因为张学良早已经娶妻,所以他们是几乎没有可能的,所以最后宋美龄才有了和蒋介石接触的机会。

当时蒋介石经过北伐之后拥有了很强盛的名声,不过他在当时却还不是中国第一人,仅是在国民党内部他就有着汪精卫和胡汉民这样的政敌跟他互相牵制,在国民党之外还有着各路的军阀离心离德,他继续向上的步伐因此受到了钳制。
所以蒋介石就将目标打到了宋美龄身上,宋美龄背后有着整个宋家,宋家因为宋庆龄的身份拥有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政治潜力 ,宋子文当时也是汪精卫国民政府的财政大员,宋家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汇聚着钱权大势的。

不仅如此宋家还和美国有着很深入的联系,所以宋美龄自然就成为了蒋介石最好的政治婚姻对象。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给蒋介石带来的好处

在最开始的时候,宋美龄是没有同意蒋介石的,因为当时蒋介石有着三任妻子,而宋美龄一家都是非常坚定的基督教徒,在他们的教义中是不能接受婚姻中有第三者的。

最后蒋介石跟自己的三任妻子离婚了,也将自己的信仰从佛教转移为了基督教,在他的诚心下,宋美龄才接受了蒋介石的求婚,在1927年,二人结为了夫妻,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政治婚姻,当二人在婚后却相坚相守、相敬如宾多年,成为了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蒋介石也在宋家的帮助影响下,渐渐掌控住了国民党内的大权,地位一度超过了汪精卫和胡汉民,成为了国民党内部真正的大佬。

可以说,宋家三姐妹所嫁之人个个非局中之物,都是那个年代有着超强影响力的大人物,仅是孙中山和蒋介石这二人的身份就足以让宋家三姐妹彻底地被历史铭记住。


更何况在抗日战争中,宋庆龄和宋美龄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呢?

抗日战争中的宋庆龄和宋美龄

宋庆龄抗日战争时在国内四处奔走,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筹备起了抗日善款,用自己的影响力修建了很多为抗日将士伤员救助的医院、筹备到了数量庞大的抗日生活物资,并在最后终生投入了教育事业中。

宋庆龄可以说的上是一名对国家有着真正贡献的巾帼英雄,是值得被我们所敬重的时代女性。

而宋美龄在抗日战争中同样没有落下脚步,她凭借着自己蒋介石夫人的政治身份,又通过自己曾经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背景以及令人钦佩的外交能力,在美国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演讲活动,吸引到了20多万人观看她的演讲,在美国牵制了许多美国人的心,并在美国引起了一股“宋美龄热”。

最后在宋美龄的努力下,美国人资助给国民党的武器翻了许多翻,如果没有宋美龄的努力,中国是获得不了那么多抗日武器物资的,从这方面来说,宋美龄也和她的姐姐宋庆龄一样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巾帼英雄。

合肥张家四姐妹的身份背景以及她们的夫婿

而合肥四姐妹又是什么人物呢?她们分别是:张充和、张兆和、张允和、张元和。

如果从最开始的家世背景来看的话,她们的父亲张武龄是比宋耀如还要富裕无数倍的大财阀,他的祖上是清朝时期地方的大员,是李鸿章手下的要员,他在为官期间为张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也将张家打造成了真正的名门望族,而张家的四姐妹在这种家世背景下同样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


跟宋家三姐妹相反,合肥四姐妹都嫁给了在当时文化界有着鼎著声名的文化大佬,张家的四名女婿分别是:顾传玠、沈从文、周有光、傅汉思。

这四位女婿在民国都是很出名的文化巨子,其中在现代最为我们所知的就是大作家沈从文了,在很多时候,文化终究只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事情,真正能掌控历史的还是军事政治,合肥四姐妹虽然都很优秀,但因为所嫁人家的不同,也导致了她们被宋家三姐妹狠狠摔在了名声后头。

也因为地位的不足,而使她们缺少了如宋美龄、宋庆龄这样为国家做贡献的壮举,这也是一个合肥四姐妹名声不如宋家三姐妹的原因。

所以合肥四姐妹之所以在名气上不如宋家三姐妹,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她们的老公没有宋家三姐妹的老公出名、有权势。还有一个原因是无法忽略的,那就是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宋氏姐妹个个都是有着真正能力的人物,宋庆龄和宋美龄我们就不说了,宋霭龄在嫁人后也帮孔祥熙将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起来,而她们的三位兄弟虽然有依靠她们关系的原故,但却也是很有能力的风云人物,所以在教育上的差距也将她们和合肥四姐妹拉开了很远的距离。


孤客生

“合肥四姐妹”指的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姐妹分别嫁给了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


张家四姐妹出身名门望族,祖籍合肥,她们的曾祖父张树声,在19世纪60年代因协助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立下战功,被清廷授予“卓勇巴图鲁”称号,历任广西巡抚、江苏巡抚、安徽巡抚、两广总督,最后官至直隶总督,虽然以军功发家,张树声却有意引导下一代弃武从文,步入宦途。



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接受“五四”新思潮,崇尚自由平等,是苏州有名的教育家,母亲陆英出身苏州名门,他们婚后育有四女六子,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名字之中都带有两条腿的“儿”字,父亲希望她们独立自主,找到自己的道路,而六个儿子,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名字中都有带有一个宝盖头,则是希望他们成家立业。



四姐妹之中,张元和是长女,才貌出众,有大夏大学“校花”的称号,追求者众多,然而她痴迷昆曲,后来与著名的“传”字辈昆曲演员顾传玠喜结连理。


这场名门闺秀和戏子的婚事轰动了当时社会,上海小报更是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大肆渲染,然而两人婚后琴瑟相合,相伴一生。



二姐张允和,性格刚毅,且有侠义风范。大姐张元和学业面临中断时,她挺身而出,帮助姐姐度过了难关。张允和一生饱经忧患,抗战期间,她拖家带口地“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经历了女儿病逝,儿子中弹的悲痛。

49年后,又惨遭磨难,然而她性格坚强,虽然历经磨难,却能泰然处之,不得不让人佩服。


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爱情故事为人所熟知,她是沈从文笔下的“黑凤”、“三三”。沈从文写的“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个人便是张兆和。



四妹张充和,精通书法和昆曲,董桥说她的小楷“漂亮得可下酒”,卞之琳对她痴迷一生,后来她嫁给了美籍德裔的汉学家傅汉思,又任教于哈佛、耶鲁等大学,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她为沈从文写的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也广为人知。


2015年6月18日,张充和在美国去世,享年102岁,被誉为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

反观“宋家三姐妹”,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号称山西首富和孔子嫡系后人的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嫁给了国父孙中山,三妹宋美龄嫁给了权势显赫的蒋介石,这三人在当时的军政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力甚广,宋家三姐妹活跃于当时的政坛上,对中国政治历史的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

历来政治人物的影响力要大于文坛人物影响力,两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就立判高下了。


煮酒君谈史

她们出自名门望族,曾祖父张树声是晚清重臣、淮军大将,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声名显赫。父亲张武龄是民国教育家,育有十个子女——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在苏州园林中生长的大家闺秀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蜕变,诗情画意的生活与错综复杂的命运不亚于宋氏三姐妹。

“女儿经,女儿经要女儿听。每日黎明清早起,休要睡到日头红。旧手帕,包鬏髻,急忙去扫堂前地,休叫地下起灰尘,洁净闺门父母喜。光梳头,净洗面,早到闺房做针线。张家长,李家短,人家是非我不管……”大姐元和这一生不知有多少是深受这《女儿经》的影响。在弟弟妹妹眼中,元和典雅秀美,是祖母的宠儿,也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姐妹们凑在一处搭台演戏,她也总是出演小姐的角色,不似二姐允和演了一辈子丫鬟,可她心量宽阔,倒也不以为意,反倒常常自嘲是个“丫头坯子”。虽也与姐妹们一处在寿宁弄的花园中听杏子落地,学王羲之“临池洗砚”,抢着吃荷包大的杏子,但元和向来规规矩矩,进了大学也因品貌出众被封为“大夏皇后”。她倾心昆曲,演了一辈子主角,后来情系昆曲名家顾传玠。这桩婚事轰动上海,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嫁给昆曲演员成为当时小报炒作的新闻。但二人一直琴瑟相合,相伴一生。

  二姐允和是个急性子,且有侠义风范:元和学业面临中断之时,是她挺身而出,让姐姐度过了危急时刻;婚前周有光曾写信给她,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允和回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抗战时期,她一个弱女子,拖家带口地“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经历了女儿病逝、儿子中弹,九死一生;“三反五反”中,她成了“老虎”被迫下岗;“文革”中面临不速之客的搅扰,她泰然处之。允和柔顺外表下那份与生俱来的刚毅与坚强,令人肃然起敬。

  四姊妹均秀外慧中,三姐兆和因为作家沈从文的追求而名声在外;四妹充和,工诗词,擅书法,成为大家,在哈佛、耶鲁执教,讲授昆曲和书法。近百年间,四姐妹足迹遍及合肥、上海、苏州、北京、台湾以及美国,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革命时期,历史的苍茫和沉重并没有在她们的传奇人生中留下过多的印记,更多的却是历经世事之后的那份豁达和淡然。

四姊妹蕙质兰心与父亲张武龄的教育息息相关,正如允和在《张家旧事》中所言:“父亲从小给了我们尽可能好的、全面的教育,一定是希望我们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的被禁锢在家里的女子,希望我们能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走向社会。”

  父亲作为名门之后,坐拥万顷良田,却并无纨绔子弟的派头。相反,却嗜书如命,不管新旧书籍,抑或当下报纸,都尽力搜罗,广泛阅读,并和章太炎、汤国梨时有往来。他经常拜师访友,到中央研究院访问时,曾专门拜会蔡元培。“爸爸买了许多留声机:有用钻针的、有用钢针的,有大喇叭的,有手提的。还买了许多唱片:从洋人大笑到梅兰芳、谭富英的京剧,还有昆曲和各类戏曲、歌曲等,我们经常听自己喜欢的唱片。爸爸还买了拍摄电影的电影机和放映机,都是法国百代公司制造的。”(张寰和:《回忆爸爸二三事》)新书籍和新事物,让父亲不断地接触到新思想,后来更倾其家产创办乐益女中,兴办教育以自强。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上,他更是尽心尽力。为了避免子女沾染陈旧积习,他举家前往上海,后又定居苏州。父亲对四个女儿尤其钟爱,既延请昆曲名伶为她们拍曲授艺,接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同时又让孩子们自由翻看书籍,接触新思想,以教育传家。十个孩子也均学有所成,四姊妹才华横溢,几个儿子也多是出自北大、清华的学者、艺术家,可谓不负厚望。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张家十姐弟曾在上海大聚会,但自此张家人就天南地北,生离死别。1949年之后,四姊妹中只有允和和兆和留在了大陆。寰和曾在文章中记述:“我只记得爸爸在九如巷园中教我吟过一首旧诗:‘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犹发旧时花。’依然是旧时亭台楼阁,依然是雪白的花朵,可是旧时的主人们已离散各处。这情景和爸爸教我吟的那首诗的意境完全相同。”

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一时左右,“民国才女”、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去世,享年101岁。昨日一早,张充和生前好友、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通过电子邮件向国内的学生透露了这一消息。

  张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为淮军主将张树声的曾孙女,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1949年,张充和随丈夫、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赴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她一生低调,为人谦和,淡泊名利,被誉为“民国才女”。

  在近代中国,声名仅次于“宋氏三姐妹”的,就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这兰心蕙质、才华横溢的“合肥四姐妹”。大姐元和喜爱文学,与昆曲名家顾传玠结为连理;二姐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结为伉俪;三姐兆和与作家沈从文结合。2003年,张充和的三姐、二姐、丈夫傅汉思和大姐相继去世。而今张充和逝世,“合肥四姐妹”成为绝响。

  昨日一早,孙康宜的弟子、中科院博士后韩晗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半年前,我和孙康宜老师有个项目希望与张充和先生合作,无奈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也就作罢。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不时听到张充和先生身边的朋友谈起她,其实她的晚年生活非常平淡,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她的文化成就,但她那种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生活方式,那种诗意的栖居,值得我们深深回味。”

  关于“合肥四姐妹”的故事,最近颇有影响的一本书名叫《合肥四姊妹》,作者金安平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著名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妻子。昨日,记者专访了该书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早,听他谈起张充和的生活细节。“我一向认为,访问记一定要写细节,高大上的东西别人从文章演讲报道里尽可得知,衣食住行这些非当面不得而知的细节却是最传神的所在。”

  海外多年仍知“潜规则”

  杨早与张充和先生有接触并非因《合肥四姊妹》,反倒是因为他主编的《话题》系列图书。

  2005年,受邀翻译《合肥四姊妹》时,杨早对张充和的印象比较零碎,如“最后的闺秀”、“昆曲海外遗珠”之类。“这本书的起源是金安平与张充和的交往,充和的篇幅却是四姊妹里最少的。或许她的一生,传奇性不那么强,夫婿也不那么有名?”杨早猜测。

  直到看过张充和为沈从文去世写的挽联“星斗其文”,杨早真正喜欢上了充和先生的字。

  2006年,杨早尝试通过朋友邀请充和先生给自己主编的《话题》题写书名,“后来真收到了充和先生的题词,而且她写得非常认真,横竖各一张”。

  据《天涯晚笛》作者苏炜透露,他在美国访问张充和时,见到这位在海外生活了六十多年的老人竟然能谈郭德纲、“潜规则”、“男色消费”,十分惊叹,其实这是因为张充和会通过看《话题》,关心故土变化。“我们给充和先生寄了每一期《话题》,没想到她真的认真看过。”杨早对此有些吃惊。

  “民国才女”最爱鸡肉汉堡

  杨早的朋友黄永有个90后外甥女,2011年曾去充和先生家中小住,杨早邀她写一篇张充和印象记,于是有了《这就是张充和》。

  最让这个署名“李归渔”的姑娘惊讶的是,高龄的张充和居然喜欢吃油油的麦当劳,特别是鸡肉汉堡,“朋友买菜带来了,张充和还是拿起她的鸡肉汉堡说,我本来就不吃饭的”。

  虽然年事已高,张充和仍然非常喜欢开玩笑。苏炜与李归渔都在杨早编辑的刊物上写过张充和教昆曲,“她说唱昆曲嘴不能张太大了,‘唱得很好,但是嘴巴总张这么大,我就说,给你扔一块狗屎进去’,说到这,她自己又乐呵呵地笑了。”

  晚年亦难躲清静

  “李归渔”在文章中回忆,自己离开张充和家那天,98岁的老太太亲自给她煮卤鸡蛋,“我问她几点钟起的,她说她三点就醒了,看书看到五六点起来的”。

  在并不太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李归渔眼里,张充和的字就是“正点,非常的正点”,“她都这么大年龄了每天临字帖还要写二百遍,每写一遍她就写上数字。所以她能写这么好!聪明人且得这样,不聪明的人又得怎么办呢?!”

  张充和一直想在美国安静地生活,不过在“李归渔”笔下,老人的晚年也没能做到不受打扰。

  “今天外婆还跟我说有一个人之前来她这里,把沈从文以前写的信翻出来拍了照片拿去发表了。沈从文的孙女很不高兴。说很多人来这里都是为了挖宝贝的。唉,唉,唉。”

  “她家的字画,她的儿女也不太懂,于是她早早的都该卖的卖,该送的送,要在生前处理掉。”

  杨早感叹:“这真是无奈啊。一个人的热闹与冷淡,原不是自己可以作得主。充和先生在海外躲了多年的清静,也总有被包围被探索的晚年。”

  相传卞之琳《断章》为她而作

  张充和是著名淮军将领张树声的曾孙女,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三岁前就学会了背唐诗,七八岁开始学做对子,学写诗。

  1934年她在北京参加北京大学入学考试。没有学过数学,“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考了个零分,国文却得了个满分。考试委员会破格录取了她。不过,1936年因为得了肺结核,张充和被迫从北大退学。

  在学者兼书法家沈尹默的影响下,张充和每天临帖练字至少3个小时,直到88岁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她运笔写字的手臂甚至仍然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张充和教人写书法和唱昆曲,90多岁才停止,在美国桃李成群。比尔·盖茨的继母也是她的学生。

  1988年姐夫沈从文去世,张充和从美国发来悼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后来它们被铭刻到了湘西沈从文的墓碑上。这大概是张充和在国内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昆曲这一爱好伴她终身。抗战年代,张大千给她画过一幅仕女图,只有一个纤细的背影,身着昆曲戏装。她曾凭一出《游园惊梦》,惊艳重庆。直到90岁许,她仍偶尔与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

  张充和追求者众多,其中有诗人卞之琳。相传卞诗《断章》就是为她而作。

  1947年,张充和认识了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精通德、法、英、意文学的美国汉学家傅汉思。1948年11月,两人结婚。1949年,张充和随傅汉思赴美,随后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

  2003年,傅汉思去世,之后张充和一直待在耶鲁大学的一栋房子里安静生活。

  她很早开始写作,但随写随丢,从未主动出版过任何著作。她常用清水在纸上写字教学生,他们试图游说她用墨写在宣纸上以图保存,一向温和的老人居然生了气。

  卞之琳一片痴心,私下将她发在报刊上的作品都收集起来,拿去香港付印。在耶鲁任教时,一名洋学生自费给她印了本诗集《桃花鱼》,收入诗作十几首。她百岁时,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张充和作品系列,分别是《天涯晚笛》、《曲人鸿爪》和《古色今香》,收录的都是无意中留下的零光片羽。


蚝尾

这个问题就是两大姐妹团的PK题,而合肥四姐妹团没PK过宋氏三姐妹,史论纵横看来,两个姐妹团的出身背景和他们后来的婚姻是主要的原因,合肥四姐妹是走文学路线,宋氏三姐妹走的是政治路线。

合肥四姐妹大家闺秀,聪明有才气

合肥四姐妹,从大到小依次为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父亲是张武龄,官宦人家,爷爷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家里地非常多,多到已经不能用亩来衡量,是实实在在的大地主啊!张武龄注重教育,办学校,从小培养4个女儿,个个出息,相貌出众,出类拔萃,叶圣陶曾经感慨地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因为父亲张武龄思想开明,幸运的四姐妹自己的婚姻也是自己选择的,大姐张充和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玠,老二张允和嫁给语言学家周有光,老三张兆和嫁给了文学家沈从文,老四嫁给的是个德裔美国人,汉学家傅汉思。

宋氏三姐妹命运不同,改变历史

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我们熟知宋氏三姐妹,宋氏姐妹团的家庭背景与张氏姐妹团截然不同,父亲是宋嘉树,原名韩耀如,年轻时和妻子一起努力,打拼出自己的天地,后跟随孙中山一起革命,并且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三姐妹也在父亲的印象下,无意中也与革命联系着。

三姐妹的婚姻选择不同,命运也有所不同,书写者中国的历史。大姐宋蔼龄选择财富,嫁给孔祥熙;宋庆龄选择爱国,嫁给孙中山,成为国母;小妹宋美龄选择权利,嫁给蒋介石。

宋氏三姐妹在中国20世纪时期,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因此成为世界的关注焦点。


史论纵横

合肥四姐妹就是指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张家是历史上有名的名门望族,祖籍合肥,曾祖父是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父亲是苏州教育家张武龄,母亲也是出自苏州的名门望族。19世纪六十年代,张家曾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立下大功,从此为这个家族带来了显赫的地位和财富。而且四姐妹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父亲影响下,可以说个个秀外慧中、才华横溢。所以,合肥四姐妹的家世实际上并不比宋氏三姐妹差。

那为什么合肥四姐妹不如宋氏三姐妹有名呢?因为政治家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文化圈里的大家。

合肥四姐妹中的大姐元和,热爱文学,是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顾传玠的夫人。张元和是顾传玠的戏迷,在当时那个社会,一个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与一个戏子之间的感情是完全不被看好的,但共同对戏曲的热爱使张元和义无反顾的嫁给了这个男人;

二姐张允和,情系语言学家周有光。张允和性格倔强、疾恶如仇,但饱受战乱的颠沛流离,丈夫经常奔波在外,女儿死于盲肠炎,儿子被流弹击中;

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爱情佳话家喻户晓。她是四姐妹中最出名的一个。起初是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倾心,但张兆和当时并不看好这个比她年长的导师。在沈从文猛烈的书信追求和胡适的调解下,张兆和最后嫁给了这个痴情的大文学家;

四妹张充和,擅长诗词、书法,学识渊博,嫁给了美籍德裔傅汉思,并于1949年移居美国。

那为什么合肥四姐妹不如宋氏三姐妹有名呢?因为政治家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文化圈里的大家。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分别嫁的是孔祥熙、孙中山、蒋介石,这三人哪个不是政治界响当当的大人物,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和贡献。而且宋氏三姐妹一个爱财、一个爱民、一个爱权,可以说巾帼不让须眉,影响力不可小觑。

反观合肥四姐妹,虽然都是才华横溢,但结婚后重心都转移到家庭中,很少再抛头露面,成为丈夫的贤内助,所以影响力和知名度自然会比宋氏三姐妹低。


老照片

说实话,第一反应真的不知道“合肥四姐妹”是什么人,但一提到“宋家三姐妹”,自然而然就知道指的是: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宋家三姐妹的故事。学历史也学到宋美龄,宋庆龄。但“合肥四姐妹”是何许人也?大家只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其实合肥张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门贵族,四姐妹分别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她们分别嫁给了嫁给了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三妹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爱情故事可谓是浪漫至极!



张家的故事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私人生活的真实面目和传统仕宦家庭的起落沉浮,也见证了古老中国在过去百年间的历史和命运。

但他们家族仍然比不过民国时期的赫赫有名的宋家。

作为官僚大财阀家族,也作为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宋家有三朵金花:宋霭(ǎi)龄、宋庆龄、宋美龄。他们是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宋庆龄与孙中山受万世敬仰,为第一国母。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为第一夫人,财权一身;宋蔼龄联姻孔祥熙,成为金融界最有钱的女人之一。她们对20世纪的中国拥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因而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所以不仅从两个家庭的背景来看,更重要的是,张家四姐妹嫁的多数为文人墨客而宋家三姐妹归宿却是与政治上有巨大联系的政客。因此,政治对一个时代的影响大大超过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再者宋家的实力也是超过张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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