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11月，社交中熱門話題還是何時供暖和銀杏的落葉；而到了2017年的11月，賣家和買家，都主動或被動的捲入一場全民購物的狂歡中。從2009年“雙11”5000萬的銷售額，到2016年的1207億，阿里只用了8年時間。而這背後，是全國線上消費的爆炸式擴張與消費熱情的膨脹。在一個超過4萬億元、近5億用戶量級的市場中，慾望、機會與規制交織，所生成的法律風險無處不在，不只針對消費者，同樣針對從業者。
微商朋友圈：社交場的銷售亂局
相較於購物平臺的審查與監管，存活在微信朋友圈、以分級經銷為特點的微商，則顯得更加混亂。A貨、三無面膜、美白丸、減肥藥等開始在此築巢。而銷售者未必不知道自己正行走在灰色地帶，也許只是相信，下一個被抓獲的不會是自己。
案例一：張某是銷售速效減肥藥的微商，通過微信朋友圈向外推銷藥品，其談好價格後，大部分時間由上家直接向下家發貨，自己賺取提成。上家告訴過她，所售藥可能造成胎兒畸形，因為“有個顧客懷孕了，但是有胎芽沒胎心”，但因為她自己也在吃，為了掙錢，還是在銷售。
張某銷售37粒減肥藥給孫某，孫某服用後腹瀉、氣喘、嘔吐，診斷為“急性口服西布曲明中毒”。後民警將其抓獲抓獲，並現場另行起獲減肥藥21粒，經檢測含有西布曲明、酚酞成分。後法院以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罰金3000元。
轉轉、58同城、鹹魚：二手交易平臺不“二手”
平臺和商戶之間的依存關係，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呈現出不同的樣態。隨著線上購物平臺的日漸規範，二手交易平臺開始成為違法行為新的溫床。發票、假性藥等並不“二手”的物品，堂而皇之的以二手名義在此進行銷售。
以2017年度海淀法院審結的28起非法出售發票罪為例，其中24起系通過轉轉、58同城、鹹魚完成交易。
案例二：周某系某公司職員，其通過轉轉APP發佈消息，後以200元的價格出售自己積攢的北京市停車收費額定專用發票543份。經鑑定，上述發票均系真發票。後法院以非法出售發票罪判處其拘役3個月，罰金1萬元。
非法出售發票罪的本質在於發票作為稅務管理的憑證，不得進行私下交易，不論真假與來源，均不能進行銷售。售賣者當然難逃責任，但對於平臺而言，如何履行網絡完全管理義務，或許是線上二手交易進一步擴張必須解決的問題。
刷單：新場所的舊騙局
從滴滴、快的大戰，到餓了麼、美團之爭，每一個線上垂直消費市場的擴張與爭奪，幾乎都伴隨著資本力量傾軋而過，而在一次次補貼大戰中，總有一些所謂的聰明人，瞄準了“第一桶金”。
案例三：吳某在百度糯米糰購網站上，利用他人身份和銀行信息，虛構“山東面館”、“榴蓮蜜語”、“雲滋味”三家商家身份，在百度糯米推出團購消費向商家返利活動期間，以虛構訂單刷單方式騙取糯米網購返利7萬餘元。後法院以詐騙罪判處其有期徒刑8個月，罰金2萬元。
類似的案情、不等的數額，在各個平臺數見不鮮。由線下向線上轉移的，不僅是消費習慣，同樣也有古老的貪念和犯罪。而我們需要了解的是，線上早也、也從來不是法外之地。
淘寶：不能忽視的禁止交易名錄
時至今日，淘寶早已不是大家病詬的假貨橫流、野蠻生長的淘寶了，通過詳細的禁止交易名錄和關鍵詞、截圖審查，線下不能合法交易的物品，不再能輕易轉移到線上。然而規則和漏洞永遠相伴，但對於那些自覺機智的發現淘寶漏洞的賣家而言，這也許並不是一種幸運。
案例四：李某想在淘寶上銷售日本代購的眼藥水，發現淘寶提示“參天”、“千壽”都屬於禁止上架銷售的產品，但標註“獅王”則可以上架。後他以此方法銷售未經批准進口的“獅王”多種型號眼藥水共計680盒，銷售金額2萬餘元，後經鑑定上述眼藥水均應按假藥論處。
庭審中，李某供述，“代購”的眼藥水除最初銷售的50餘瓶是從日本購買外，其餘均是從淘寶上的供貨商處購買。後法院以銷售假藥罪，判處其拘役4個月，罰金5萬元。
案例五：新晉奶爸王某最初通過德國的同學代購部分嬰兒用藥，試用效果不錯後，在淘寶上開設網店專門銷售相關藥品。一年間，其銷售未經批准進口的“WELEDA Infludoron感冒顆粒”、“德國Sinuc化痰止咳糖漿”1400餘盒，銷售金額近12萬元，經鑑定均應按假藥論處。後法院以銷售假藥罪，判處其有期徒刑9個月，罰金24萬元。
基於藥品對民生的重要影響，藥品審批、檢驗具有嚴格程序，我國藥品管理法中規定“必須經批准生產、進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按假藥論處。” 國外的“真藥”，未經檢驗許可，同樣屬於“假藥”，王某的案件，或許是對還在銷售或者打算銷售的店家，一個慘痛的教訓。
從業：老闆犯錯，員工連坐？
網購究竟創造了多少個價值過億的自主品牌、衍生了多少個淘寶村、提供了多少個就業崗位？而另一端，又有多少“打工者”因為網購身涉犯罪？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客服小妹、打包小弟、送貨大哥，其犯罪所得和收入並不成正比，但卻必須和老闆一起，承擔犯罪的法律責任。
案例六：鄭某通過58同城應聘到網店工作，任店鋪客服並負責銷售盜版軟件，工作後雖知道軟件是盜版的，但覺得是老闆的事兒，還是選擇繼續銷售。截至被抓獲，其參與銷售數額107萬餘元。後法院以侵犯著作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2年6個月，罰金3萬元。
司法實踐中對於行為危害性的評價重點，並不僅僅依靠獲利多少，“打工者”不能成為免責理由，關鍵在於對犯罪行為的參與程度。在網購就業市場日益擴大的今天，如同線下就業一樣，行業的違法性風險，也應該為大家所考慮了。
（文中人物均係為化名）
（作者單位：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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