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假新聞氾濫，干涉選舉，大規模侵犯隱私， Facebook的日子最近不太好過。這家以讓世界更為開放、更為緊密相連為己任的社交巨頭似乎讓世界走到了相反的方向，對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地球村的關係似乎反而更加疏遠了。近期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的再度爆發使得公司市值損失了將近千億美元，Facebbook的現狀如何，如何看待其全球影響力的潛在影響，公司又將如何應對這諸多問題，社交巨頭的初心是否依然？針對這些問題，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接受了Ezra Klein的採訪。
對於Facebook來說這是艱難的的一年。社交網絡巨頭被假新聞、干涉選舉、侵犯隱私，以及對智能手機成癮的廣泛抵制等事件纏身。對此華爾街已經注意到了：最近幾周，這家公司幾乎損失了1000億美元的市值。
在Facebook這難熬的一年的背後，是公司價值觀、野心、商業模式以及令人難以置信的規模之間的衝突。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一直都堅持公司的使命是讓世界更加開放，連接更加緊密——其假設是一個更開放連接更緊密的世界是一個更好的世界。過去一年這個假設受到了徹底的考驗。如我們看到那樣，一個更加開放的世界讓各個政府可以更容易地在遠方破壞彼此的選舉；一個連接更加緊密的世界可以讓傳播仇恨和煽動暴力更加容易。
2017年，Facebook的月活用戶突破了20億之巨——這甚至還沒有算上Instagram、Whatsapp等Facebook其它資產的龐大用戶群。沒有手段去跟蹤，或者甚至去理解Facebook在任何時刻發生的事情。事後看來，那些在當時看似不起眼的問題——比如俄羅斯一手策劃的虛假信息（他們自己披露的），卻是大規模，甚至是改變世界的事件。
週五，我跟扎克伯格就其公司的現狀，其全球影響力的潛在影響，以及他如何看待擺在面前的問題。
扎克伯格說：“我認為我們會把這個洞挖穿，但這會需要幾年的時間。我希望自己能在3到6月的時間內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但我認為現實是解決其中一些問題可能需要更長一段時間。”
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過去一年對於Facebook的未來又意味著什麼？在2017年的一次宣言中，扎克伯格提出Facebook將要幫助人類邁進“下一步”，成為真正的全球社區的“社會基礎設施”。
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的規模使得這一願景具備了一定的可信性。但這卻來自於一個黑暗面：Facebook是不是已經變得太大，大到無法管理，並且一旦失敗會變得太過危險了呢？全球最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由總部位於北加州的一家公司來管理是不是合適？扎克伯格對人性以及互相連接的世界所帶來的好處的樂觀會不會讓他更難以看到Facebook可能導致的傷害呢？
就這些問題，Ezra Klein對扎克伯格進行了採訪，以下就是經過編輯的訪談筆錄。
Ezra Klein
先從你最近在採訪中說過的一些東西開始，也就是Facebook現在更像是一個政府而不是傳統公司。你能不能展開談談？
扎克伯格
當然。大家分享了很多內容，然後有時候彼此之間會就某些內容是否可接受產生分歧，無論是仇恨言論還是合法的政治演講；也不管它是來自於一個壞的、可恨的或者恐怖組織，還是來自於表達合理觀點的人。
我們認為自身所處位置要比很多公司都更加微妙，那就是我們被迫在社區不同成員之間的各種爭端中扮演裁判的角色。而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建立一整套政策和治理體系。
不過我認為這其實是我們面臨的最有趣的哲學問題之一。我們的社區遍佈全球不同的國家，人數超過了20億，各自的社會和文化規範都有巨大差異，我不知道我們坐在加州辦公室的這些人是不是就是最適合為全世界的人確定政策的人。而且我也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併為之努力：如何才能設立一個更加民主、更加面向社區的流程來體現出全球各地不同的人的價值觀呢？
這是我認為我們需要認真辦好的事情之一。因為我不是很肯定目前的現狀是很好的。
Ezra Klein
我想進一步瞭解你都有哪些考慮，因為一旦Facebook出問題的話，其後果堪比政府做錯事的規模。選舉可能會失去合法性，或者會爆發種族衝突方面的問題。
為此我不禁在想，Facebook是不是已經變得太大太重要了，以至於常規的企業治理結構以及常規的私有公司激勵手段已經hold不住了？
扎克伯格
我們也在不斷考慮這些。隨著互聯網規模不斷擴大，其中一些服務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我們一直都在面臨新挑戰。我在努力調整判斷我們成功的方式，不是靠設問“是不是沒有問題冒出來？”，而是取決於“當問題出現時，我們能否對其進行相應處理並確保此類問題今後不再出現？”
你提到了我們的治理。我覺得我們很幸運的是我們公司有這麼一個結構，也就是我們最終得到的是一家受控的公司。我們不是心血來潮目光短淺的股東。我們真心是為了社區的最佳長遠利益來設計產品並做出決策。
Ezra Klein
這是Facebook的不同之一，但我能想象從兩個方向對它進行解讀。一方面，你控制著投票股，所以對市場的短期壓力的免疫力更強。另一方面，這又意味著你的個人權力太大了。Facebook的CEO不會4年選舉一次。而這卻是民主政府問責制的正常方式。你是不是認為這種治理結構在某些情況下讓你承擔的責任更少一點呢？
扎克伯格
我當然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的目標是圍繞著內容和社區建立治理結構，這個治理結構應該更多體現出社區的需要而不是短視股東的需要。如果我們做好這一點，則我認為那就會為互聯網社區建立一個治理結構的基礎。但如果我們做得不好，那我認為今後冒出的許多問題我們都會處理不好。
這裡有一些原則。其一是透明性。現在，在平臺不同問題的普遍性上我認為我們的透明度還不夠強。我們還有些事情做得不好，一個是對於那些問題的普遍性，一個是我們都做了什麼，還有我們做的事情對於緩解問題發揮了什麼作用，這些都不夠透明，沒有很好地向用戶彙報。。
其次是某種獨立的上訴程序。如果你在Facebook上面發佈了東西被某人舉報，而我們的社區運營和審核團隊看過後再決定是否需要撤除的話，這其實不是好的上訴方式。我認為在任何運作良好的民主系統裡面，都應該要有上訴的方式。而我認為在內部建立這套東西可以是第一步。
但長期來看，我更願意有一套獨立的上訴機制。Facebook的傢伙也許根據制訂的社區標準做出第一項決定，然後大家還可以得到第二種觀點。你可以想象某種幾乎類似最高法院的結構，這種結構將會由不為Facebook工作的獨立人士組成，由這些人就社區中哪些反映全球各地社會規範和價值觀的言論是否可被接受做出最終裁決。
Ezra Klein
過去1年有一件事情一直在傷害著Facebook，那就是當大家開始擔憂時一開始的回答總是“非常非常少的人看到假新聞。”或者，“非常非常少的人看到來自俄羅斯相關機器人的任何東西。”然後事情慢慢發酵成“不，其實比這還要多。有好幾百萬。也許又幾億人。”
問題不在於缺少透明度；而在於我們如何才能信任平臺上冒出來的東西。你提出要設立體制的想法很有趣，原因之一是我在想透明度的一部分是不是要通過建立獨立信息的模式來達成。
扎克伯格
是的，我想這是個好主意。我的確認為你所說的是合理的質疑。當我們對其中一些系統的狀態不能充分理解時，保持透明性是很難的。2016年，在預防虛假信息、俄羅斯干擾等事情上，我們的理解和運營管理都是滯後的。但是可以保證的是我們今後會大力關注這些問題。
目前我們公司內我想大概有14000人在致力於安全與社區運營及審核方面的事情，這一切都是為了確保我們能夠解決2016年出現的其中一些問題。
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束的幾個月之後，法國大選又來了。為了應對這個，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開發新的AI工具以尋找那種傳播虛假信息的假賬號然後予以撤銷——我認為最後被撤銷的賬號超過了30000個，而我認為來自法國的報道也說明了在社交媒體上大家覺得這世界要乾淨得多的選舉。
又過了幾個月後，德國大選又來了。這次我們更是直接跟德國選舉委員會合作來強化我們的操作手冊。如果你跟已過政府合作的話，他們其實對發生的事情以及我們需要集中精力對付的問題會有一個更加全面的瞭解。
時間再快進到去年的2017，阿拉巴馬州進行了補選。我們運用了若干的自行開發的新工具去尋找試圖傳播虛假信息的假賬號，並且在引發圍繞著選舉的大量討論前就撤銷掉了這些賬號。再次地，我認為這次的結果感覺要好多了。
Ezra Klein
可是我想問問你你們懲罰不良行為的工具。利用Facebook操縱一個國家選舉所帶來的風險回報時非常高的。如果你是俄羅斯並且被逮到黑了我們的選舉體系（他們其實也想這麼做）——並且失敗而希拉里獲勝的話，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制裁可能是非常龐大的，你甚至可以想象會演變成武力衝突。
如果你在Facebook上做這件事情，也許你會被逮到，你的機器人會被取締，但Facebook不是政府，的確沒有懲罰對方的能力。如果Cambridge Analytica侵犯了每個人的隱私，你不能像政府把反覆違反HIPAA的醫生一樣把他們抓進監獄，確保他們會因為不當行為承受嚴重法律後果。那麼除了檢測以外你們還有沒有制裁對方的能力呢？有沒有一種辦法增加在你們的平臺上作惡的代價呢？
扎克伯格
我可以詳細談談我們是如何朝著這個方向邁進的。
假新聞有三大類。有一群人類似那種spammer。這些人在前社會媒體時代屬於那種給你發郵件推銷偉哥的人。針對這種行為的基本應對之道是讓這種行為變得在經濟上不划算。所以其第一步是，當我們意識到這是個問題時，意識到其中有一群人在自己的網頁上跑Facebook廣告時，我們馬上會說，“Ok。任何人哪怕你甚至是通過遠程來做這件事情的，今後也沒有辦法使用我們的工具進行貨幣化。”這樣他們賺到的錢就少了。
然後他們又想把這種內容灌到Facebook裡面，希望大家會點擊去看廣告來賺錢。隨著我們的系統檢測這類行為的能力變得越來越好，我們減少那些內容展示的機會，從而促使其經濟價值降低。最終，這種價值已經低到這幫人不再想做這件事情為止。
第二類是國家行為。這基本上是俄羅斯人的干預手段。屬於安全問題。這種問題永遠也沒法徹底解決，但你會強化你的防禦。手段包括幹掉假賬號以及他們受傷的工具。我們沒法光靠自身做到這一點，所以我們也在嘗試跟全球各地的當地政府合作，因為這些政府才具備更多的手段去懲罰那些人，只有他們才對發生在自己國家內部的事情有更深入的瞭解，只有他們才能告訴我們應該關注什麼。在這件事情上我感覺我們也在取得好的進展。
然後還有第三類，也就是最微妙的一類，這一類假新聞的始作俑者基本上是真正的媒體渠道，他們在講自以為是對的東西，但是其實他們講的東西精確度和可信度卻千差萬別。我認為這其中存在著相當大的言論自由問題。有些傢伙講的東西可能是錯的，但是他們自己認為是對的，他們以為自己講的是真相，對於這種東西你是不是要取締呢？
所以在對待這一類東西上我們的處理是最小心的。不過今年，我們已經對News Feed進行了若干的改變，試圖提高受到廣泛信任的新聞來源的排名。我對整個社區的受眾都進行了調查，詢問他們是否信任不同的新聞來源。
就拿華爾街日報或者紐約時報來說吧。即便並不是每個人都讀過這些報紙，但是那些沒讀過的人往往也認為這些屬於好的、值得信任的新聞媒體。至於更加邊緣化的博客，那些也有非常忠實的支持者，但是沒看過的人對這些媒體的信任程度往往就沒有那麼高。
Ezra Klein
我就是一位博客主，我本人對開放互聯網的想法非常熱愛，但是現在這道大門正在被關閉。我聽到第三種解決方案時聽到的一個說法是這同時又會回到偏向於既有者的大幅倒退。
如果你是歷史悠久知名度很高的紐約時報，大家都信任你。如果你是一家剛剛成立2個月的媒體組織，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信任你。如果Facebook是大家獲取新聞的渠道，而Facebook對News Feed的排名方式是優先考慮大家已經信任的新聞源的話，那麼那些新的組織要想取得突破就會更加困難。
扎克伯格
這一點很重要，我們花費了很多時間去思考。互聯網以及我們試圖建立的服務最棒的一點是，讓每個人都有發聲的機會。這已經根植到我們的使命當中。我們在做出所有的變化時絕對都會考慮這些。
我認為記住我剛才列舉的所有那些策略很重要，它們是許多不同行動的構成要素，每一個都有相對微妙的影響。所以我剛才提到的廣泛的信任轉移，它改變了某件事情被看到的程度，準確的數字我不太荊楚，大概是在20%的範圍左右吧。
我們其實想做的是讓大家看到對自己有意義的東西。我想我們為此經常受到指責，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正確的指責是，大家會說：“嘿，你們怎麼能根據大家喜歡和點擊的東西來進行排序呢？”
其實這是不對的。很多年前我們就不這麼做了。關於內容存在著點擊誘餌的問題，有很多出版物會往Facebook推送內容，而大家之所以會點擊進去往往是因為標題很聳人聽聞，但是點進去後卻沒有讀到那種內容，這種感覺非常糟糕。所以那是圍繞著點擊、喜歡以及對內容的評論制訂的基本指標第一次不能幫助我們展示最有意義的內容的時候。
這種做法廣泛持續到今天是因為我們有一支上萬人的委員會，我們會向他們展示他們所關注的朋友和頁面分享的內容。然後我們會讓他們對其進行排名，然後詢問“你希望展示在新聞流頂部的最有意義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我們再嘗試設計算法映射到大家告訴我們有意義的東西。不是他們點擊的東西，也不是那些能讓我們能賺錢最多的東西，而是大家發現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所以當我們做出這些轉變的時候，就像這次廣泛的受信任源的轉變一樣，我們做這個的理由是因為這跟大家告訴我們自己在深層次上想要的東西是一致的。
Ezra Klein
大家在討論經常會提出的一件事情是對用戶注意力進行貨幣化的這張商業模式是不是導致許多問題的根源。蘋果CEO 庫克有一次在接受採訪中被問到如果他處在你的情況的話會怎麼做。他的問答是：“我不會陷入這種局面。”他提出蘋果賣給用戶的是產品，它沒有把用戶賣給廣告主，所以這是一種更可靠的商業模式，不會給那些問題以可乘之機。
你是否覺得問題部分出在商業模式上面，是因為注意力最終會壓倒一切，所以能帶來互動的任何東西在生態體系內都會有強大的價值？
扎克伯格
要知道，你如果不付費的話不管怎樣我們是不會關心你的，那種觀點其實是極其的油嘴滑舌的，根本與事實不一致。事實上，如果你想建立一種服務去幫助全球的每個人建立聯繫的話，那就一定會有很多人是付不起錢的。因此，就像很多媒體一樣，有一個廣告作為支撐的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模式，只有這樣才能支持這項服務抵達受眾。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不會以服務大家作為主要的關注點。我認為儘管也許會引起我們的銷售團隊的不滿，但我做出的所有決策都是基於是否對我們的社區重要而進行的，對業務廣告端的關注則要少得多。
但如果你想建設一項不僅僅只是服務於富人的服務的話，那就得有大家能付得起的東西。我認為在這一點上貝索斯有個非常好的說法，那是在好幾年前Kindle的一次發佈上。他說：“有些公司在努力收你更多的錢，有的公司則是努力讓你少花點錢。”在Facebook這裡，我們正好處在努力讓你少花點錢的陣營，我們提供的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免費服務。
我根本就不認為這意味著我們就不會關心大家。相反，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打擊可不要都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徵（被劫持人質對劫持者產生好感，反而同情對方寬容對方），被那些努力想要你掏更多錢公司給說服了，說其實他們更關心你。因為這於我而言是很荒謬的事情。
Ezra Klein
我也是採用廣告模式，我對廣告模式也很同情。但我也認為廣告模式會矇蔽我們的雙眼。這種模式製造了我們運作機制並予以合理化的誘因。我思考的一個問題是讓這種模式多元化是不是沒有意義。按照我的理解，也許不對，屬於Facebook一部分的Whatsapp就是訂閱制，對吧？大家付了一點錢的。
扎克伯格
沒有，其實我們取消了這種做法。
Ezra Klein
其實我想說的更大的一點是，要想避免僅考慮注意力變現，你未必就要變成只服務富人。而說到注意力，當這個跟廣告有關時，當你需要向華爾街展現出增長性時，這些就會促使你朝著獲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人的注意力的方向去發展。
我曾經對Tristan Harris進行過採訪，他是Facebook的一名批評者。我們談到了你宣佈要做出一些改變被幹掉了一點，還談到了大家在平臺上面的花費的時間長度。他後來得出一個結論，“這種做法當然好。但是他的改變不會超過50%。那樣的話華爾街會崩潰的，他的董事會也會崩潰的。”這種模式是有代價的，我的確想知道至少在保護自己免受其中一些東西統治方面你是怎麼想的。
扎克伯格
我認為我們的責任是要確保大家在Facebook上面花費時間是值得的。我們沒有那種主要目標是讓大家多呆在平臺上的團隊。我哥及團隊設計的目標是要儘可能打造最佳的體驗。我並不認為大家在一項服務上花費時間就是壞的這張假設就是對的。但與此同時，我也認為讓大家在這上面花費的時間最大化並不是真正的目標。
去年，我們已經對推動福祉的東西是什麼進行了大量研究。我們還探究了社交網絡的使用跟幸福和健康以及一切你能想到的福祉相關的長期衡量標準有何關聯，以及那些領域結果是沒有那麼正面的。
我們發現，你沒法將Facebook和社交媒體使用分成兩類。一類是大家用來相互連接和建立關係，哪怕是很微妙的關係，哪怕只是發張照片上去，或者在評論中跟素未謀面的人聊上幾句。那個人提醒我他們關注我。
另一類基本上就是內容消費。包括觀看視頻、閱讀新聞、被動消費內容，這種情況下其實用戶並沒有跟任何人建立關係。結果我們發現跟人互動以及建立關係最終跟一切長期幸福的衡量標準都是有關聯的，而那些主要跟內容消費有關的東西，即便時大家說自己喜歡的信息性或者娛樂性內容，跟長期幸福的衡量標準都沒有關聯。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年對新聞流以及我們的系統做出的有一個轉變。我們優先顯示更多來自你的家人朋友的內容，這樣你就會更有可能進行對你有意義的互動，而你花在建立關係上面的時間也會更多。
這種改變的確讓用戶在平臺上花費的時間變少了一點。我在財報會上也談到了這個。但從長期看，哪怕用戶的消費時間下降了，如果大家在Facebook上把更多時間花在了跟自己關心的人建立關係上面的話，不管華爾街在短期內是怎麼考慮的，那都會建設出一個更加強大的社區以及一家更加健壯的企業。
Ezra Klein
關於廣告模式我還想問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會比較棘手，因為它非常直接地應道到我所在的行業。我最近感覺媒體對Facebook的很多批評報道都是來自於那些對Facebook扼殺新聞業賴以生存的廣告市場感到惱火的記者。道瓊斯的發行人Will Lewis說廣告收入被轉移到Facebook和Google身上正在扼殺新聞，並且說必須制止這種趨勢。
他的說法是對還是錯？鑑於Facebook上面那麼多的廣告都是圍繞著新聞組織付費進行報道和發行的新聞進行包裝的，鑑於他們的產品不僅為世界而且也為Facebook本身創造了價值，你覺得自己需要替那些創造真正新聞使得商業模式發揮了作用的人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呢？
扎克伯格
的確，我認為我們需要為扶持優質的新聞承擔很大的責任。這不僅跟大型傳統機構有關，我在考慮優質新聞的時候很大一部分關注落在了本地新聞上面。而在處理方式上這幾乎牽涉到兩種不同的策略。
對於大型機構，也許也包括一些小一點的機構，訂閱的確是非常關鍵的。我認為這些商業模式很多正在朝著更高的訂閱百分比轉移，也就是從你這裡獲得最大價值的那些人對收入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當然在Facebook上我們還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幫助他們，幫助那些新聞組織推動訂閱提升。這方面我們當然已經做了很多事情，而且還會繼續做下去。
至於本地新聞，我認為其中一些解決方案也許略微有點不同。但是我認為很容易就會對這一點的重要性把握不好。關於公民參與改變的討論有很多，但是大家很容易就會忽視了其與本地新聞關係的密切程度。在本地報紙很強勢的地方，大家的消息往往更加靈通；這些人也更有可能積極參與相關活動。在Facebook上，我們已經在採取措施展現更多本地新聞給大家看。我們還跟那些本地報紙建立了合作關係，設立基金去支持他們，並且同時在訂閱和廣告端發力，希望能創造出一個更加欣欣向榮的生態體系。
Ezra Klein
在這次採訪的準備過程中我對你在2017年的宣言進行了很多思考，你當時說自己希望Facebook幫助人類邁向下一步。你寫道“進程現在需要人類走到一起，不僅是作為城市或者國家，而且作為一個全球社區走到一起，”並且建議Facebook可以成為這場演進的社會基礎設施。
回顧起來，我認為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果關係緊張的國家、種族和宗教、意識形態會彼此更容易發生衝突的話，建立起這樣一種基礎設施究竟會讓我們成為那種全球性的社區還是會進一步加劇分裂。你當時的思考現在有沒有發生了改變？
扎克伯格
當然。過去幾年我一直在思考，現在的政治現實是很多人都感覺自己被落下了。孤立主義和民主主義出現了大幅攀升，我認為這會對全球合作產生威脅，而後者又是解決維護和平、應對氣候變化，以及最終在加速科學和治癒疾病、消滅貧困等問題上密切協作所必須的。
這是我們使命的很大一部分。我發現令人鼓舞的是，如果你問千禧一代什麼東西最能說明自己身份，他們的答案既不是國籍也不是種族。大多數人最認同的是作為世界公民的身份。而這我認為反映出為了解決其中一些宏觀問題需要我們追隨的價值觀。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怎麼做？我認為顯然光靠幫助大家互相建立聯繫所帶來的結果未必總是積極的。對我來說目前更大的關注點是要確保我們建立起大家之間的連接，幫助建立紐帶，讓大家更團結，而不是僅僅聚焦在連接的機制和基礎設施上。
為此你需要做不同的事情。我認為公民社會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發起的。你需要運行完善的團體和社區。我們對此非常關注。你需要有消息靈通的市民，所以我們非常關注新聞的質量，確保人人都能發聲，並且讓大家都能獲得自己需要的內容。我認為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選舉以及排除干涉（以及不同國家之間互相干涉選舉）來說，公民參與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們的工作也需要去解決我們這次對話中談到的其中一些新型的治理問題，因為像這麼一個跨越那麼多國家的社區是絕無僅有的。
那麼這就是我關注的一些事情。但是現在很多人不像幾年前那樣那麼關注於連接世界或者讓國家之間關係更加緊密。但我仍然視之為我們對世界未來願景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會竭盡所能恪守承諾，希望世界能夠朝著這一方向邁進。
Ezra Klein
我去年看到關於Facebook的一則最駭人的故事是它已經成為了緬甸反羅興亞人的真正來源。有觀察家認為Facebook是有關緬甸新聞信息的主要來源，但是這個地方對於Facebook來說不是特別重要的市場。所以出問題受到的關注也比不上美國那麼多。我懷疑你在緬甸的員工數跟美國相比會極不成比例。而那位觀察家說其結果是你最終有點像東南亞的“外居地主”。
Facebook是不是已經變得太大了，大到已經無法有效管理其中的一些國家業務？
扎克伯格
隨著我們正在發展成為一家更加全球化的公司，我認為我們也得變得更好才行。我們在世界各地都設有辦公室，所以已經相當全球化了。但是我們的總部是在加州，而我們的社區絕大部分甚至都不在美國，所以要想確保我們把應有的關注放到該社區全球不同地方的所有人身上的確是個永恆的挑戰。
緬甸的問題我認為在我們公司內部還是引起了大量關注的。我記得在一個週六的早上我接到了一通電話，報告說我們偵測到有人試圖通過Facebook Messenger傳播聳人聽聞的消息給衝突各方，一邊告訴穆斯林說“嘿，佛教徒準備暴動，所以趕緊拿起武器去這個地方。”然後另一邊也在傳同樣的消息。
顯然有人試圖利用我們的工具來煽動真正的傷害。我們的系統檢測到這種情況還在出現。我們已經阻止了這種消息的通過。但是我們無疑對這種事情予以了大量關注。
Ezra Klein
我覺得如果你回顧一下幾年前有關技術的言論的話，你會發現大家喊出的很多口號都是聽起來似乎很正能量，但是其實也有著更黑暗的內涵。比方說“一切皆有可能”。我們的感覺是“一切”究竟意味著什麼已經有了更豐富的內涵。或者讓世界更開放連接更緊密的想法——我認為一個開放互聯的世界會是一個更好的世界，或者更糟的世界，這一點已經更加明顯。
如果展望未來20年的時間窗口，如果Facebook成功的話，你期望會看到什麼，它會不會讓世界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
扎克伯格
其實我覺得未必需要20年的時間。你得理解的一個基本點是我們是真正的理想主義。我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憧憬的是如果大家能建立聯繫，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的話那會是多好的事情。坦白說，對於工具的一些負面使用，我們並沒有花費足夠多的時間，或者進行足夠徹底的思考。所以公司在前10年的時間裡每個人都把關注點放在積極面上。
我覺得現在大家已經開始適當地把一些關注調整到其中的一些風險和消極面了。而且我也認為我們對此的投入還是太慢太不夠了。這不是說我們什麼都沒做。要知道，在去年初的時候，我們就有1萬人在處理安全方面的事情。但到今年年末時，這方面的人手將會達到20000人。
至於現在積累了這麼多問題，我想著就是因為前面我們投入得不夠，我們最後會把這個洞打穿，但這會需要幾年的時間。我也想在3個月或者6個月之內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但我認為現實時解決其中一些問題將需要更長一段時間。
現在，好消息是我們其實已經開始加大投入了，至少在1年前。所以如果這是個3年的過程的話，我們認為我們已經走了1年了。我希望到今年年底，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問題真正出現轉機。
不過再回到你的問題，我認為總的來講人性還是本善的。這方面我是樂觀主義者。但在建立連接時我們的責任無疑是要放大人性善的一面，同時要減少和預防惡的一面。
從長遠看，我認為這是個大問題。無論是創造新工作，建立新企業，傳播新想法，還是促進更加開放的言論，讓好的想法以更迅速的方式傳播到社會，如何才能促進大家以新的方式走到一起？另一方面，在預防濫用方面我們有沒有把工作做好呢？有沒有避免各國政府相互干預對方大選和進程呢？我們有沒有消除，或者至少大幅減少像仇恨言論這樣的東西呢？
我們正處在許多問題解決的過程之中，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目前為止已經做出了更好的工作。對於我們即將要面臨的許多挑戰，我的態度是樂觀的，我們會度過這次難關，5年或者10年後再回顧現在時，對於能在網上互相建立聯繫，發出自己的聲音，並且分享對自己重要的東西，大家會看到它大規模的正面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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