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想了解古人如何過清明節，那麼一定會有人推薦你去看《清明上河圖》。這幅畫反映了北宋時汴京的繁華景象，畫中每一個人物都活靈活現，每一處酒肆樓閣都分明可見，簡直就是北宋王朝京都日常生活的再現。
不過，有些人也會告訴你，這清明上河圖說的可能不是清明節的事情，這“清明”二字另有說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許多專家學者對於《清明上河圖》中的“清明”有著諸多的解釋與爭論：一是“清明節之意”，二是“清明坊之意”，三是“清明盛世之意”。
持“清明節”觀點的專家學者，有文物鑑定專家鄭振鐸先生和書畫鑑定專家徐邦達先生等。鄭振鐸甚至指出就是清明節這一天。
持“清明坊”觀點的專家學者是河南開封中學的孔憲易。1981年，孔憲易在《美術雜誌》上發表了《清明上河圖——質疑》的文章。孔憲易先生在文章中通過對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飾等考證研究，認為畫的是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根據是當時東京城劃分為136坊，外城東郊區共劃分3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
持“清明盛世”觀點的專家學者有著名鑑定專家史樹青。史樹青指出：“清明非指清明節這一天，而是作為稱頌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可以看到這些觀點中，持有非清明節觀點兩派最大的質疑聲就是畫中的季節不是初春而是初秋，因此，圖中的季節判定就成了這幅畫究竟指的是不是清明節的關鍵點了。
第一位明確聯繫《清明上河圖》與清明節者為1491年李東陽跋。李東陽跋文“宋家汴都全盛時……清明上河俗所尚，傾城士女攜童兒。城中萬屋翠甍起，百貨幹商集成蟻，花棚柳市圍春風，霧閣雲窗粲朝綺”等語，系後世學者認為《清明上河圖》之“清明”意指“清明節”的重要關鍵。
李東陽之後的明清人跋、1951年董作賓、1951—1980年間的學者們悉數承襲李跋觀點，認為《清明上河圖》指“清明節”。直至80年代，孔憲易、鄒身城、高木森等首度以“秋景說”挑戰此前的“清明節”論點，此後《清明上河圖》的季節論辯隨之開啟。
關於《清明上河圖》的季節論證， “無季節論者”認為“清明”指涉“清明盛世”，或者“清明”同時囊括政治清明、清明節等雙關意涵。“季節論者”則可略分為三派：第一派(春景論者)不提“寒食禁菸”等禁忌，仍然認為畫面描繪清明日或寒食節。第二派(春景論者)正視此一問題，避開寒食(包括寒食節、清明日)而尋找其他春日，如上巳節(陰曆三月三日)，以取代禁菸的寒食節或清明日。第三派(秋景論者)反對“春景說”，認為該畫描繪中秋節。
這裡提到的“寒食禁菸”是因為《清明上河圖》一船內有移動式爐灶，及正在燒飯的船伕(圖1)。《東京夢華錄》 (1147年成書)卷七“清明節”條載：“清明節，尋常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大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寒食第三節，即清明日矣。”從冬至後的第103至106天停止一切用火，稱為“寒食”；到107天的清明節解除禁火，家戶升起新炊煙，故《清明上河圖》描繪清明節。
圖1：《清明上河圖》中船內移動式爐灶及伙伕
但有些學者卻對請明日的具體時間並不認同，其觀點認為“清明日”為寒食第三日，從寒食節(冬至後105日)至清明日(冬至後107日)皆不應有炊火，故《清明上河圖》不以“清明日”當天情景為畫面描繪的主題，所謂“清明”，應指歌舞昇平的清明盛世。
《清明上河圖》的季節論者認為，《清明上河圖》等同於真實照片，將北宋汴京地圖、城製圖與北宋考古遺址相互印證，再根據其自身解讀城門上的“鄭門”匾額(圖2)，1078年開封城牆壕溝的維修，柳樹栽植約二十多年的生長週期，汴河的放凍與疏浚，將畫卷場景於時間、空間地理位置上進行落位復原，認為《清明上河圖》約繪成於1100—1106年間，描繪陰曆三月三日清明節的汴京都城。
圖2：《清明上河圖》中城門匾額兩字為“鄭門”字樣
我們仔細看《清明上河圖》畫卷，起首處五匹驢騾(圖3)、中段四匹(或五匹)均背馱木炭(圖4)。“秋景說”論者引《東京夢華錄》“十月一日”條“有司進暖爐炭，民間皆置酒作暖爐會也”之記載，認為木炭系汴京秋季入冬前，準備過冬禦寒之用。 “春景說”則反駁木炭為一年四季必備的燃料。
《清明上河圖》田壟間(圖5)、曬穀場空蕩無作物，曬穀場左端的石磙兀自擱置擺放。“春景說”謂未見穀類豐收，故所繪並非秋收時節。“秋景說”反駁若為春景則禾苗青青，故《清明上河圖》描繪剛打收過的莊稼，曬穀場的石磙標誌著“報秋成”之意(圖6)。
“春景”論者認為《清明上河圖》描繪初春嫩絮(圖7)，象徵春天。但柳樹可以兼具多種涵意。此外， “秋景”論者亦反駁170株柳樹禿嫩交互摻雜，不易分清的季節枯榮。
汴河長堤的大量榆柳為人工刻意栽植，栽植目的為治水(圖9)。從徽宗朝臣章粢《詠楊花》詞可以看出，北宋汴京楊柳在人工栽植情境下，即便天寒降雪，被雪覆蓋的楊柳然仍然可能枝葉齊發。因此辯論《清明上河圖》楊柳栽植於春季或秋季的季節論者，在這個方面就沒有太多必要了。
圖3：起首處五匹驢騾背馱木炭；圖4：畫中段背馱木炭的驢騾；圖5：《清明上河圖》中田壟間無禾苗生長跡象；圖6：《清明上河圖》中曬穀場或農場中亦無穀類
圖7畫中柳樹；圖9．畫中汴河長堤上大量人工栽植的榆柳；圖8．畫中的落葉木；圖10.畫中轎頂的楊柳雜花及隨行人
“清明節”論者據《東京夢華錄》卷七“清明節”條“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圃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各攜棗䭅、炊餅、黃胖、掉刀、名花、異果、山亭、戲具、鴨卵、雞芻，謂之‘門外土儀’”之記載，認為《清明上河圖》描繪清明節當天“下午掃墓歸來”的場景，卷首一轎內“可能挑的就是門外土儀”。然而，細觀《清明上河圖》卷首郊野處，景色荒涼，既無人掃墓，無野宴鏡頭，也沒有《東京夢華錄》所載清明節“四野如市……羅列杯盤，互相勸酬”的熱鬧喧譁。
《東京夢華錄》所載的“棗䭅、炊餅、黃胖、掉刀、名花、異果、山亭、戲具、鴨卵、雞芻”等清明節“門外土儀”均未描繪於《清明上河圖》中，轎內是否真的挑有“門外土儀”亦無從得知，根據圖像，僅能見到赤膊、短褲的扛轎者與挑竿者(圖10)，其中一挑竿者前、後竿頭各懸禽鳥(圖中編號51)，隨後一人肩架弓矢(圖中編號50)，故有學者推測此行隊伍系獵食歸來，而非清明掃墓或門外土儀。
“清明節”論者稱，《清明上河圖》該轎頂上的楊柳雜花，系清明前後的插柳習俗(圖10)。否認“清明節”者則謂除去清明節外，其他節日(如寒食節)亦轎頂插柳。否認“清明節”者，稱“家家門楣插柳”才是清明節的最重要習俗，但插柳在宋代還有其他的功能，如招魂、驅鬼、避毒、預測天氣等，故而不限於清明節，反倒是清明掃墓、男女發上簪柳、射柳、蹴鞠、鞦韆、鬥雞、踏青，甚至競渡等清明節的節目於《清明上河圖》中卻沒找到。
“清明節”論者稱《清明上河圖》所描繪“香鋪”(圖11)、綵樓歡門(圖12，畫中有七處)、“王家紙馬鋪”(圖13)為清明節上墳所必具備，因而該畫描繪清明節。否認“清明節”者，則反駁即便非清明節，四季皆可有掃墓之人，紙馬鋪、歡門、香鋪可視為經年常設的汴京店鋪，何況《清明上河圖》未見繪清明祭掃的場景。
其實勘驗《東京夢華錄》一書，其中三條，如“酒樓”條：“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綵樓歡門。”同書“正月”條：北宋開封府從正月一日年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州南一帶，皆結綵棚……舞場歌館，車馬交馳……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及同書“中秋”條：“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以上三條便足以說明汴京於正月、冬至、寒食、中秋節等多種節日均結絡門面綵樓，畫中店鋪不能明確指涉季節。
圖11 畫中的“香鋪“兩字旁尚有其餘招牌字樣；圖12 畫中的綵樓歡門
接下來，就是季節論者們爭議最大的地方，畫中的那些扇子。
《清明上河圖》畫中描繪近十把扇子(圖14、圖15、圖16)。“春景說”論者引宋人呂原明《歲時雜記》中“都城寒食，大縱撲博，而博扇子者最多，以夏之跡近也”的記載，認為扇子為寒食節、清明節“撲博”或“便面”(文人雅士以扇障面避免寒暄)之用。
圖13 王家紙馬鋪；圖14、圖15、圖16 便面
“秋景說”論者則堅持扇子用於夏、秋以拂暑扇涼，持扇者或遮陽，或置於腰間、車後，鮮少持扇者以扇掩面作“便面”之用。實際上《清明上河圖》扇子多種多樣，有幾處扇狀物依形制論似乎為“便面”(如圖14、圖15、圖16，文士所執，外層以布包覆)，其中有1人以扇障面(圖16)；此外另有數處扇子可見扇骨(圖17、圖18、圖19、圖20、圖21)。再者，若將《清明上河圖》各式扇狀物一律詮釋為“便面”，則便面與季節冷暖無關；若視為“扇子”，則北宋汴京清明節、寒食節均以撲博扇子為習俗，夏秋確實也可掮涼，因此畫中“扇子”有模擬兩可的多重解釋，不能視為判斷季節的證據。
圖17、18、19扇子；圖20、21西瓜和扇子
至於《清明上河圖》的四十把雨傘及竹笠(圖15)、遮棚(圖20、圖21)、草帽，既可遮雨亦兼遮陽。所謂“西瓜”，其實並非西瓜或寒瓜(圖20條塊狀、圖21呈扁平狀)。所謂“茶水攤”四時亦可供應。
所謂《清明上河圖》的“暑飲子”市招，細查原件可知實為“香飲子”字樣之誤讀(圖24)，該畫另有數處標示“飲子”字樣(圖22、圖23)。“飲子”為中醫的一種治病湯藥。藥用“飲子”一年四季均有，既非時令飲料，且與氣候炎熱無關。
圖22、23、24中的飲子；圖25中的新酒
所謂《清明上河圖》綵樓歡門前懸掛的“新酒”市招(圖25)，據兩宋史料，從北宋至南宋，寒食節、中秋節、重陽節(陰曆九月初九)及其餘節令甚至歲末均有新酒，反而清明節未見明確的新酒買賣習俗。
那麼，現在在來看看畫上的人。從以上我們列出的圖中可以發現，大多數人是赤膊的狀態，那麼當時的汴京春季是什麼樣的氣候呢？
畫中赤膊的人們
幾千年來，氣候是不斷變化的，所以，今天的氣候不能作為當時的參考。但是氣候分析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因此我們只能從參考文獻中略知一二。
這裡的難題在於，我們並不知道這幅畫的創作時間，《清明上河圖》以畫風論可以落點於1110年至12世紀90年代，甚至以畫風論，《清明上河圖》很可能繪成於徽宗朝至金初，從《清明上河圖》拖尾張著1186年跋知該本確鑿的時間下限為1186年。
雖然多數學者贊同《清明上河圖》繪成於徽宗政和、宣和年間，然而最為弔詭的是，宋代史籍紀錄的1101、1109年夏季5月雨雪，1117年6月、1126年4月“天氣清寒”，1126年5月“寒甚”，1127年4月“北風益甚，苦寒”，1129年“六月寒”，1131年4月“寒食日，雪”等極寒冷記錄，及1143、1158、1163、1176、1177年間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的降雪紀錄歷歷在目，使我們不得不相信，1100—1186年間的寒食節、清明節應較當今更冷更低寒，人們應該不會穿得像畫中那樣少。
當然因為時間上的不確定性，因此這一結果也無法成為圖中並非清明時節的佐證，畢竟天氣變幻莫測，加之也有可能在1110年之前成畫，因此確實難以斷定。
分析了半天，我們列一個簡單的表格，來看看古人如何過清明節，而張擇端的畫中又少了哪些東西。
從上述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古人在清明節的活動還是很多的，但張擇端的畫中表現得卻不多，這也是為何會有人質疑這一天不是清明的原因。
拋開這一天究竟是不是清明，單從畫的本意上講，我是不太贊同“清明”指的是“清明盛世”這種觀點的。我們很明顯地看到，這副汴京圖畫中，並非處處是盛景，甚至處處是危機。
畫中的敞開的汴京城門，隨意出入
元祜四年(1089年)，因朝廷裁減在京禁軍，戶部尚書王存不忍見到軍營淪為廢墟，上奏恢復元祜年間被度止的保甲制度，重編京師防衛編制。樊澥在宣和三年(1121年)奏曰：“比年以來，內城頹缺弗備，行人躐其顛，流潦穿其下，屢閱歲時，未聞有修治之詔，則啟閉雖嚴，豈能周於內外，得不為國軫憂？”這段土牆在畫中幾乎快變成了土坡，全城看不到任何防衛系統和像樣的軍卒。
北宋統一了大半個中國，在政令、軍令得到統一後，朝臣們最關注的就是要正風俗。司馬光在《上仁宗論謹習》中提出“竊以國家之冶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鑑於“有服古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的現象，建議規範當朝各類服裝。彭汝礪《上神宗論以質厚德禮示人迴天下之俗》奏曰：“觀四方之人，其語言態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為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闊狹，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為野焉。”蘇轍《上哲宗論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也提到：“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下皆自棄而為惡。”
圖中衣冠不整、隨意臥倒的公職人員
那麼，當時的衣制風俗亂到了什麼地步？在圖中，各色人等衣冠服飾的規矩問題十分明顯。由於日益尖銳的貧富差異，畫中百姓衣衫襤褸，特別是官宦、走卒軍容不整，還有爭道的官員和街頭的公職人員歪戴真頭、軍卒坐臥於地、街肆上男女勾肩搭背。
汴京城的侵街現象是一個嚴重的歷史問題，司馬光說，早在五代後周時期的“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鹹平五年(1002年)，右侍禁合門祗候謝德權奉詔先撤侵街的貴要、外戚舍第，他們不從，“群議紛然”，宋真宗詔令停止，“德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吝屋室僦資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上不得已，從之”（《續資治通鑑長篇》李燾）。
百姓佔不了官街就佔橋樑，構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仁宗天聖三年(1025年)正月，巡護惠民河田承說奏：“河橋上多是開鋪販鬻，妨礙會䉡及人馬車乘往來，兼損壞橋道，望令禁止，違者重寞其罪。”詔：“在京諸河橋上不得令百姓搭蓋鋪佔欄，有妨車馬過往。”（《宋會要輯稿·方域》）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下詔在京師鬧市街道立木樁為界，任何人不得逾越。然而法不責眾，侵街者得隴望蜀，最後在景祐年間(1034～1038年)以默認告終。
《宋刑統》卷二六《九律·營造舍宅車服違令門》雖然對侵街者重懲到杖七十，侵街事件在短期內受到遏制，但侵街現象持續了整個北宋，且愈演愈烈，貴要、外戚侵街用地建房是為了開設高檔邸店，其中的經濟利益可想而知，使得朝廷無從下手。
圍繞拱橋展開的危機：船橋相撞，讓路爭執以及侵街攤位
同樣是這座拱橋，還有這很多的危機。船橋相撞是整幅圖的“眼睛”，全畫中最危機的部分就在於此。
船橋相撞一直是汴京百姓的心頭大患，真宗朝兵部郎中楊侃曾曰：“三月南河之廛市，何飛粱之新遷，患橫舟之觸柱。”內殿承製魏化基建議採用飛虹樣式的拱橋：“汴水悍激，多因橋柱壞舟，遂獻此橋木式，編木為之，釘貫其中。詔化基與八作司營造。”（《宋會要輯稿·方域》）當時由於造價太高，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罷修汴河無腳橋”。但為幾十年後建造拱橋奠定了論證基礎。但在此畫中，由於社會管理上的問題，即便建起了無腳橋，也不能避免船橋相撞的事故，橋船的安全問題依舊高懸。
除此之外，還有橋上正在發生的“讓路爭執”。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詔曰：“自今文武百官，內廷出入，道路相逢，一準儀制。”要求文武官員不論是在內廷還是在路上，都要各行其道，路上相遇，各靠左行。而在拱橋上的官員爭道，一方面是儀制崩塌，另一方面是侵街現象更加劇了秩序的混亂。
全圖的點睛之處，卻盡顯帝國的危機，如果這是清明盛世之圖，那未免也當徽宗太傻了一些。
除此之外，圖中還有重稅、消防、官儲糧食等等問題，加之路邊的乞丐，實在看不出這幅畫哪裡顯出“清明盛世”。
圍繞於《清明上河圖》中的秘密還有很多，包括作家張擇端本人，也有很多疑團。有人質疑他是否為作者，也有人質疑他的身份並非宋人；甚至還有人提出現在流傳的版本，甚至並非全圖.....就是這樣一副謎團重重的千古名畫，我們看得到的是北宋生活場景的再現，可我們看不到的，卻是連他是否描繪清明節都無法確認。
現在有人提出，張擇端是在清明節時觀察了汴京，但卻在北宋城破之後畫作還未完成，因此很多人物並非清明節裝扮，而是後來的幾年內陸陸續續完成的。關於這幅畫的觀點實在太多，也許我們永遠都解不開，因此，對於後一種這樣模稜兩可的結論，也未必不是一種目前來看最好的解答。
參考資料：《清明上河圖的故事》楊新等；《張擇端的創作意圖和政治環境》餘輝；《(東京夢華錄》(宋)孟元老；《宋朝諸臣奏議》(宋)趙汝愚；《宋會要輯稿·方域》(清)徐松輯；《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李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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