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伶是“優”和“伶”的合稱，在中國古代，用以指稱那些以音樂、歌唱、調笑嘲弄、百戲雜技和戲曲表演等為職業的人。
以“優”作為一種職業名稱，春秋時期就已確定。何謂“優”？“優，調戲也。”“優者，戲名也……戲為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也。”由此可見，所謂“優”，其本義是一種調笑戲弄的行為，專門從事此種行為的人亦稱之為“優”。
“伶”是由傳說中黃帝時代的樂官伶倫而得名，這是一位傳說中的大音樂家，相傳黃帝曾命其制音律，所以後人便把專門演奏音樂的一類藝人稱為“伶人”，或者稱為“伶優”。
先秦時期，“優”與“伶”還未連綴成一詞，兩者是有區別的，“優”一般分為“俳優”和“倡優”，“俳優”是指以詼諧嘲弄供人取樂的一類藝人；“倡優”則指歌舞、奏樂一類藝人；而“伶”是專指演奏音樂的藝人。
到了漢代，“優”和“伶”開始並稱，成了對歌舞、音樂和百戲滑稽為業的藝人的統稱。宋以後，隨著戲曲藝術的逐漸成熟，“優伶”就主要指稱戲曲演員了。
古代戲曲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藝術系統，它的成熟的藝術形態和藝術體制至少包括如下四個方面：宋元南戲、元雜劇、明清傳奇和地方戲。而演繹這些劇目形式的人，就是優伶，也就是戲子。
優伶是奴隸制的產物，是作為統治者的娛樂工具而產生的，優伶是奴隸主的附庸，據史書記載，古代的奴隸主都對歌舞有著特殊的喜愛。傳說中國古代第一位奴隸主啟就是這樣一位人物，喜歡以音樂舞蹈來尋歡作樂，他常常飲酒於野外，為了助興，經常帶許多的家奴為其歌舞。
秦漢以後，優伶已不再僅僅是君主和貴族階層的專利品，他們表演已開始面向廣大的民眾，這一行業也逐漸形成。
由於宮廷音樂的沉悶，一些貴族便開始招收民間藝人，開始蓄養精於百戲的優伶以供其聲色之娛。優伶表演的內容也突破了純歌舞的性質，融入了比較強烈的故事性。此後，大凡是在戰爭相對少的年代，優伶這一行當就會有更多人參與。
然而，優伶不是好混的，與今時今日的演員不同的是，他們所處的地位非常低下，甚至不如娼妓。
焦裡堂《劇說》裡有這麼一段記載：
周挺齋論曲雲，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倡優所扮，謂之戾家把戲，蓋以雜劇出於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倡優豈能辦此？故關漢卿以為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為奴隸之役，供笑獻勘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復戲言，甚合於理。
又云，院本中有唱夫之詞，名曰“綠巾詞”，雖有絕佳者，不得並稱樂府。如黃幡綽、鏡新磨、雷海青，皆古名倡，止以樂名呼之。亙世無字；今趙明鏡訛傳趙文敬、張酷貧訛傳張國賓，皆非也。
這段話不太容易明白，但是這麼幾條信息還是很明顯的。一樣寫劇本，伶人寫的，無論怎樣好，總不能和文人寫的比。一樣扮演，伶人的不是“生活”，而是“把戲”，沒有本身的價值，只能恣士大夫階級的笑樂。不但一般人這樣瞧不起伶人，就是首屈一指的大作劇家關漢卿也未看不起。從古以來，伶人只能有伶人的綽號，不許有正式的名字。
倡優並稱，原是一種很古老的習慣，但稱謂上優既列在娼後，事實上優的地位也並不及娼。據說以前在相公的風氣很盛的時代，伶人對妓女相見時還得行禮請安。理由是妓女一旦從良，前途還有受誥封的希望，做戲子的連這一點都沒有，所以就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
這裡大家可能會想到一個特例，就是李存勖。
公元907年，朱溫稱帝，建立梁朝。這時，在北方還有兩個較大的割據勢力，一個是幽州的劉仁恭，一個是河東的晉王李克用。其中，李克用與朱溫自唐末便結下了怨仇，雙方屢次發生戰爭，但誰也無法消滅對方。李克用去世後，他的兒子李存勖繼承了職位。李存勖作戰十分勇敢，帶兵打仗經常是身先士卒，每次出兵時，他都帶著射死李克用的箭，提醒自己報父仇。他跟梁軍打了幾次大仗，把五十萬梁軍打得大敗而逃。朱溫又惱又羞，一病不起，被兒子殺死了。朱溫死後，他的兒子梁末帝又跟李存勖打了十來年仗。
不得不說，李存勖在軍事上還是有一定能力的。公元923年，李存勖終於滅了梁朝，統一了北方，他即位稱帝，改國號為唐並建都洛陽。這就是後唐莊宗。稱帝后，李存勖認為父仇已報，中原已定，於是不再進取，不理朝政。
他喜歡看戲唱戲，並自取藝名為“李天下”。他對伶人的寵信到了什麼地步？有一次他上臺演戲，連喊兩聲“李天下”，一個伶人上去扇了他一個耳光，周圍人都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李存勖生氣地問為什麼打他。伶人回答說：“李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人，你連叫了兩聲，還有一人是誰呢？唐莊宗聽了樂滋滋的，不但不生氣，反而予以賞賜。”
然而，最讓後世口誅筆伐的是，他封賞伶人做刺史，還派伶人刺探百官的言行，最終鬧了個眾叛親離，兵變致死。
李存勖畫像
這是不是意味著在這一時期，伶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呢？其實，我們仔細看看後世評價就能知道，在李存勖喪失人心的事件裡，伶人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我們所講的“宦官干政”，而最讓後人不能接受，則是伶人當了官。
為什麼會對伶人當官如此介懷呢？這還要說道，在古代，伶人地位非常低，終身不能當官的。
科舉制度，對於中國男性文士來說，乃是一個至為重要的事情，這也是貧寒子弟唯一可以改變現狀從政的途徑。而這一途徑，對於伶人來說，是堅決不允許的。
政權系統以強力的方式，將伶人徹底擋在了從政脫貧的大門之外。元代法令規定：“娼優之家，及患廢疾，若犯上惡、奸盜之人，不許應試。”明代也有規定：“近來奸徒利他處寡少，詐冒籍貫，或原系娼優隸卒之家，及曾經犯罪問革，變易姓名，僥倖出身，訪出拿問。”清代順治九年規定：“娼優隸卒之家……僥倖出身，訪出嚴行究問黜革。”乾隆三十五年，又有規定：“查娼優隸卒，專以本身嫡派為斷；本身既經充當賤役，所生子孫，例應永遠不準收考，其子孫雖經出繼為人後者，終系下賤嫡裔，未便混行收考，致啟隱匿冒考等敝。”
上述法令基本可以看出，伶人家族已經同“患廢疾”、“犯上惡、奸盜之人”、“隸卒之家”等一樣，都是“類賤”、“地卑”。如果有伶人曾經使用各種“非法”的手段參加科舉考試，成功及第，“僥倖出身”，只能用“變易姓名”等手法，冒著極大風險以身相試。但這些“僥倖出身”者，一經查實，則會遭到嚴厲地處罰。而且，不但伶人不可以參加科舉，伶人的子孫世世代代都被剝奪參加科舉的權利。
嚴苛嗎？這還不算最過分的。娼妓尚且可以從良，甚至可以成為官員夫人，有的命好的還能封個誥命，比如“秦淮八豔”之一的顧橫波。然而，到了伶人這裡，要是想通過結婚改變自己的命運，會有可能觸犯法律。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直是奉行良賤不婚的，秦漢時期，即已經形成了如此觀念，“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良民若同賤民通婚，也將淪為賤民。魏晉南北朝時期，則用法律條文將這種婚姻禁忌固定下來，而到隋唐時期，良賤不婚的法律體系已經相當完備和系統。
唐律規定，對於良賤通婚，一概不予承認，實行強制離婚；良賤違法通婚，視其情節輕重，分別給予杖一百到徒二年的懲處；賤民內部的不同等級之間不準通婚，如果違犯，其中情節最嚴重的，將受到徒一年的懲罰；奴婢本人及其子女的婚事應由主人決定，如果自行做主，按盜竊罪論處。
宋代是封建婚姻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但是，對於良賤不婚禁忌仍然基本延續，並且，對於良賤違法通婚所生子女如何處理作了補充規定。出於這些規定，伶人基本都是族群內部解決婚姻。
《儒林外史》二十七回，戲班領班鮑廷璽娶了一個二婚闊太太為妻，她原來以為鮑廷璽是個舉人秀才，但是，聽說他是一個戲班領班後，馬上昏厥過去，得了個失心瘋。這是文學作品，也許有藝術誇張的成分，不過，在近代和現代的現實生活中，也有著同樣的悲劇情節。
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楊月樓誘拐案”，即為一個案例。它發生在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1874年2月24日的《申報》對此曾有詳訊：
優伶楊月樓因誘匿韋氏閨女被控，疊經本館將訊辦情由，先後列諸前報，並有局外人再三辯駁，均經發刊。韋女之被誘，乘其父客他鄉，因家長不願收領，早已發交善堂擇配。乃收禁之楊月樓，現在已經邑簿錄供通詳，奉到各大憲批示，飭為議擬究辦。緣事出誘拐，遂查依誘拐之律擬予軍遣，不日即詳解省郡，聽候上憲提勘。一經問實，則四千裡塞外之風塵，雖楊月樓江湖浪蕩，辛苦備嘗，恐難消受。
楊月樓因為大膽追求粵商女兒韋阿寶，竟然被法辦。楊月樓與韋阿寶“未婚而先奸”，雖然韋阿寶的母親“供認以曾行許配”，但是，她的父親並不知道。更為重要的是，楊月樓身為一伶人，“定例良賤不可為婚，總總不合事理”，楊月樓乃犯“通姦罪”，而且，官府對於楊月樓“用以極刑”，“打腳脛二百之多，吊拇指也半日之多，以天平架重壓頸項，幾乎不能呼吸，而又加之以杖責”，定要將他“問成誘拐”。
楊月樓曾為慈禧太后演出，在京、滬享有盛名。1888年入昇平署，供奉內廷，兼領三慶班。雖說在案發時，楊月樓還沒有進宮，但名望已經有了，卻仍然逃不過嚴刑拷打，生要把他說成誘拐，原因就是男方父親不能接受楊月樓的伶人身份。
楊月樓的職業為伶，與良家女子戀愛，就成了“通姦罪”，“遂查依誘拐之律擬予軍遣”，去經受“恐難消受”的“四千裡塞外之風塵”。這個案子，發生在清朝中晚期，伶人及其家族處境已有較大改善，但仍然不能接受與其通婚，從官府對楊月樓“用以極刑”，遍施各種酷刑，也可流露出官府的真實態度。
此案最後以“誘拐”結案，楊月樓發配遠徙，幸得後來慈禧赦免，而韋阿寶交官媒擇配。需要關注的是，案子中的女主角韋阿寶，因為與伶人相戀愛，不同社會等級之間的婚配，在當時成了道德淪喪的行為，恐已壞了名聲，“因家長不願收領，早已發交善堂擇配”，悲悽心情可想而知。
除了婚姻和科舉一輩子壓制著伶人，甚至連衣服都不能隨便穿。對於伶人及其家族的服飾各代都有規定，與一般民眾加以區別，以示貴賤身份。
北宋時期，據傳伶人一般乃穿黃色服裝，頭戴牛耳幞頭。《通制條格》載有元代規定，伶人須是“穿皂軫子，戴角冠兒”，伶人家族則為“果青巾，婦人紫襪子”，且“不得戴笠子，穿金衣服”。《元代·順治本帝》也有記載：“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青巾，婦女服紫衣。”《明史·輿服志》也載：“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樂人皆戴鼓吹冠，不用錦絛，惟紅搭膊。服色不拘紅綠。教坊司婦人不許戴冠穿褙子。樂人衣服只用明綠、桃紅、玉色、水紅、茶褐色。俳色長、樂工，俱皂頭巾雜色絛。”這樣一來，伶人成為社會“眾矢之的”，也使伶人及其家族時刻不忘自己身份，從而在社會視覺圖像上成為一個特殊的階級。
《通制條格》還記載：元代“倡家出入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車馬”。劉辰《國初事蹟》載有明代規定，伶人“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清代乾隆末年，魏長生因為乘坐與身份不符，被“御使”“杖之途”。一些文士對於伶人坐車乘轎更是極為憤慨，稱：“優伶之賤，竟有乘軒赴演者。”
元代《事林廣記》捲上《蒞官政要》規定為官者三種人不得進入家門，即伶人、牙婆和尼姑，因為此三種人乃為不祥之人，進門容易招致禍害。明代高攀龍在《高子遺書》中稱，與伶人相交危害極為深重，一是妨礙士人讀書；二是銷蝕高尚之襟懷，使人趨於粗俗；三是在潛移默化中引人為惡。清代周思仁在《家訓》中也稱，六種人不可進入家門，即妓女、優伶、賭徒、師巫、藥婆、買淫具者，乃為“杜邪”。在這些家訓中，伶人與妓女、賭徒、買淫具者等人同等。
凡上述種種，都在一一告知人們，伶人的地位有多低，都是憑藉演戲為生，古今差距之大， 是令人瞠目的。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伶人認同了自己低賤的身份，試圖抗爭的人不是沒有，但試圖改變伶人地位的人卻很少。
到了民國初年，我們在伶界中才發現一個想積極替伶人提高身份的人，這人是田際雲。鹿原學人在《二百年史》裡有這樣一段記載：
際雲以私寓制度，為伶界奇恥，欲上書廢止之(宣統三年)。呈未上而被私寓有力者阻撓；御史某受賄，誣彼以“暗通革命黨，編演新劇，辱罵官僚”之罪名下諸獄者百日。民國成立，彼以貫徹初衷故，請願禁止私寓，終致成功。又請廢止女伶兼營娼業者，亦得其許可。
隨後田際雲又和楊桂雲、餘玉琴、王琴儂、孫硯亭等組織了一個新式的伶業團體，叫作正樂育化會，來接替梨園公所。諷刺的是，田際雲雖然致力於提高伶人的地位，卻禁止自己的後代繼承自己，可見從根本上還是對伶人這個行業不齒。
伶人地位低下其實並不是好現象，畢竟他們在用勞動生產文藝，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但今日這樣，彷彿又成了另一個極端，演員的收入和地位明顯高於他們所帶來的效益。或許很多年後歷史也會重演，到那時，不知後人又會如何看待今日之現狀呢？
參考資料：《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潘光旦；《中國伶人家族文化研究》厲震林；《宋代婚姻家族史論》 張邦煒；《清代戲曲發展史》秦華生、劉文峰；《中國戲劇大師的命運》梅蘭芳等；《晚清戲曲的變革》么書儀；《優伶史》譚帆；《中國戲劇文化史述》餘秋雨；《優伶春秋 》 - 聞明，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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