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裱是打開中華文化藝術的奇異門徑
中國書畫裝裱是中國書畫藝術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作為一件完整的書畫作品，一般書畫家如果不懂不親自操作是不能獨立完成的。
裝裱是中國畫特殊的展示方式，因為中國畫是不能不經裝裱直接用來展示的，這樣只是一個半成品，必須通過裝裱才能把書畫的全部藝術表現出來、完善起來。俗話說：七分書畫，三分裝裱。就是說的這個道理。我國第一部裝裱專著明《裝潢志》中說：“裝潢優劣，實名跡存亡系焉。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現代名家傅抱石先生曾於1957年在人民日報發表《裱畫難》一文說：“作為一件藝術品，除了畫面的藝術水平決定在畫家而外，裝裱是最重要的一關。”
傳統中國畫一般是畫在宣紙和絲織品如綾絹等，這些畫材都很輕薄，難以直接展示。如不裝裱，除褶皺不美外，還可能出現蟲蛀黴汙，受潮結餅，導致徹底毀壞。
同時，中國畫是以水墨為主的，必須使用滲水、暈化效果好的輕薄材料，宣紙和絲料就是千百年來中國筆墨不斷選擇的結果。
裝裱就是把畫家畫好字畫通過加一或多層紙、綾絹等材料加固、襯托、美化一下過程，所用的材料都是經過防黴、防蛀處理的，這個過程的目的就是要強化藝術品的文化屬性和審美效果。中國書畫裝裱的基本式樣有幾類：手卷（一般指捲起來可以橫向展開的較長的畫）、冊頁（裝訂成冊的小型畫稿）、中堂（供古代堂屋懸掛使用的畫）、橫批（橫比高長的畫幅）、條屏（上有天竿、下有軸頭的豎掛的卷軸畫或者裝在鏡框裡的豎的畫。一般有二、四、六、八、十二條屏等）、鏡心（又稱鏡片，用於裝框小幅作品，是現在人們最普遍的使用方式）、扇面（打開的摺扇或圓扇面形的畫）、對聯（左右兩側對應的豎條字畫）等等。
對新作，裝裱起到一個平整、襯托、美化的作用，對於舊畫則起到修補、重生的作用。紙和綾絹等都是有機材料，很容易受到蟲蛀、黴變等的危害，而紙張放置時間長了，也會引起發脆、破裂等。所以，裝裱就是為了“提新扶舊”。但事物總是兩面的，裝裱也是有風險的，清鄒一桂《小山畫譜》特別提醒道：“裝潢非筆墨家事，而俗手每敗壞筆墨，不可不慎。”
現當代書畫裝裱有兩位代表性人物，傅抱石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裱畫難》，推崇當代裱畫大師南北“二劉”，“南”是劉定之，“北”就是劉金濤。著名畫家選擇裝裱師實際就是選擇自己作品創作的和作者。劉金濤有兩件最驚人的事蹟。一是1942年為幫助蔣兆和先生裝裱九丈長的《流民圖》，劉金濤和師傅借用了琉璃廠各家的門前場地，才得以完成。後來《流民圖》被日本鬼子破壞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又是劉金濤修復重裱的。蔣兆和先生在歷經滄桑後，專門為劉金濤畫像以感謝紀念。另一件事就是，被徐悲鴻視之為“悲鴻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歷經戰亂和偷盜，這幅傳承千年的曠世傑作已經是破敗不堪，其中最明顯的是女性的臉都成黑色了，劉金濤妙手回春，居然把這張古畫重新裝裱的煥然一新。進入21世紀，徐悲鴻夫人廖靜文整理出徐悲鴻上千幅素描，八旬高齡李金濤又重擔重任主持裝裱。廖靜文感慨道：徐先生的畫必須讓劉金濤裱才放心。
凝聚在中華文化中的裝裱文化
中國書畫的裝裱最早可以從簡冊算起，簡就是用竹、木加工成平面條狀用於寫字，冊則是用繩子把簡連綴成卷或者來回疊放成“冊”，“冊”這個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現。一冊往往就是一篇文章或書的一個章節。《墨子》說：“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孟。”這顯然時後世書籍裝幀的做法，但最初的書畫裝裱原理，恰恰也來自這裡。後來有了比竹木更為輕便的絲帛，這種裝裱方法就成了今天的手卷卷軸裝和冊頁。這也是我國古代最普遍的裝裱方式。
帛作為絲織品在我國至少有3500年以上的歷史了。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帛”字就經常出現。現在，我們看到的最早的帛畫是1934年長沙楚墓中發現的《戰國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楚繒書》)，上面有動植物彩繪圖和說明文字。1973年湖南戰國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和1972年出土的長沙馬黃堆一號漢墓的帛畫。這兩幅帛畫上緣都有竹條，竹條兩側有絲線以便懸掛，已近乎後世中堂形式。這不僅是使用的要求，而且還源自於審美，《荀子?富國》“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
秦漢時期，流行屏風，屏風上的帛畫已經有了裝裱。帛又稱為縑帛，漢代已出現了專供書寫用的縑帛，織有圖案叫“朱絲攔”、“烏絲攔”。
帛在我國古代大致從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4世紀流行了7-800年，直到紙張發明並廣泛使用後。紙張開始就是用下等的蠶絲製作的，直到公元105年蔡倫改造了造紙方法。范曄《後漢書卷一百八·宦者列傳第六十八》：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隨著西域考古新發現，在公元前的西漢時期已經有成熟的麻纖維製造的紙張了。
唐代張懷瓘曾言“晉代裝書，真草混雜，褙紙皺起”。稍後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其中提及:“自晉代已前,裝背不佳,宋時范曄始能裝背”。范曄是今天已知的最早的裝裱專家。我們現在看到的最古老的書畫作品是隋代展子虔《遊春圖》，在敦煌藏經洞中封存的經卷最古老的也是隋唐時代的，其裝裱方式多以託背卷軸方式。這些都證明了“裝背不佳”使得更為古老的書畫難以保存得時間長久。
史載南朝梁武帝把收藏到宮中書畫重新整理裝裱。這是有歷史記載的最早的大規模皇家書畫裝裱。到了隋代隋煬帝把皇家收藏畫作分為三個等級，用不同的裝裱來區分。到了唐代，已在官府中設立裝裱匠專職官方裝裱。《名畫獵精錄》“貞觀、開元中，內府圖書，一例皆用白檀香為身，紫檀香為首，紫羅褫織成帶，以為官畫之標誌。”唐太宗讓典儀張彥遠教授日本奈良遣唐使裝裱技藝。
正是由於裝裱的成熟發展，自唐以後，保存下來的書畫作品數量就大大增加。
宋代是我國文人畫的成熟時期，宋代的皇家畫院也是中國歷史上藝術水平的高峰。書畫裝裱的成熟，也促進了書畫創作的繁榮。皇家不僅設立了為藝術服務的專門機構“文思院”，還為裝裱人員安排官職“提舉官”。在皇帝藝術家宋徽宗等的大力提倡下，一些著名的文人藝術家蘇軾、米芾、王詵等都自己動手裝裱。米芾專門寫了《論鑑賞裝裱古畫》，並在《書史》、《畫史》中，提到了當時裝裱業繁榮景像。
更重要的是，宋徽宗頒佈了歷史上第一個要求精嚴皇家裝裱格式，史稱“宣和裱”。稍後，還對裝裱的操作技術也做了規定，沿用至今的“蝴蝶裝冊頁”和“橫批”等創新裝裱式樣就是那時發明的。根據皇室藏書需要，還發明瞭“龍鱗裝”（又稱“旋風裝”）的裝裱式樣。五代吳綵鸞《刊謬補缺切韻》卷，是目前僅見的龍鱗裝實物，就是中間一張紙來回摺疊，兩頭分別接上兩邊木板的裝裱方式。
美術作品在南宋時期，書畫分為代表皇家畫院的院體畫和代表文人士大夫的文人畫，書畫裝裱也相應有了“宮廷裝”與“民間裝”，兩者的裝裱樣式、尺寸與用料均不同。元代後期專設了宮廷機構管理裝裱書畫。南宋皇室南遷，使得南方蘇、杭一代裝裱興起，據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裝裱專著明周嘉胄《裝潢志》記載：“裝潢能事，普天之下獨遜吳中”，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從》稱：“吳裝最善，他處無及”。這就是以精工細作為特色的“蘇裱”。裝裱無疑已經成為文化藝術傳播的社會渠道了。在手卷、冊頁等裝裱形式上，漢初是已經萌芽的掛軸畫定型普及，明萬曆年間出現了多景“屏條”、“對聯”等新的裝裱樣式。
到了清代康乾年間，形成了頗具規模的北京琉璃廠古玩、字畫街區，出現了古樸莊重的“京裱”。蘇裱、京裱成為中國書畫裝裱南北兩個主要流派。
民國建立以後，特別是新中國國成立以後，皇家書畫大量流向民間，裝裱的現代科技手段日漸豐富，普通群眾對書畫裝裱的需求日益高漲，裝裱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中華文化發展而來的書畫裝裱，已列入我國首批《國家級非物資文化遺產名錄》，併成為有特色的中華傳統文化名片。
裝裱與當代百姓生活
中國畫作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民族畫種，一直是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在中國最高學術組織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裡，有超過一半多是中國畫家，就發展而言，在諸多畫種裡面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代，中國畫的成就也是最高的。同時，中國畫在中國也是最有群眾基礎的，各個城市的群藝館、老年大學等都有從學前班的娃娃到白髮老人中國畫教學培訓。在廣大農村也如此，中國美協與浙江浦江縣級市舉辦中國畫節，一個開幕式就有10多萬人出席，和一些中心城市大型美術活動幾千人出席形成鮮明對比。西部某縣的農民有著愛國畫的傳統，往往進城賣了農副產品，就把錢買了國畫回家了。
正是因為有如此深厚的民族藝術傳統，書畫裝裱在當代也得到了新的發展。為了使中國畫傳統更深入人心，中國美協和中國美術學院、浙江省文聯等合作，創立了中國美協杭州中國畫雙年展，近三屆都是以中國畫的裝裱形式為主題來強調其中國文化的傳承意義，分別是“長卷視界”，這其中包括小的手卷到大的鴻篇鉅製式的長卷，強調的是中國畫講究飽遊魘臥、身臨其中的創作和閱讀方式；“輯頁掇英”是冊頁包括“推篷式”、“蝴蝶式”；“經摺式”，強調其作為書畫小品，具有創作日課的便捷。“正大氣象”即是指中堂，強調中國畫的中堂這一特殊形制往往是彰顯家族的理想和堂正之氣。雙年展的藝術總監、中國美院院長許江強調之所以用中國畫裝裱形式來作為辦展的主題，就是為了“向傳統接續生活，讓傳統活在今天”。中國美協杭州中國畫雙年展
不同於一般的新人展，是當代中國畫成名畫家的精英展，致力於為廣大觀眾推舉精品力作為。該展覽強調對中國畫傳統人文精神的理解和傳承，這也正是中國畫裝裱方式的人文內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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