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些人，面對風暴是能夠泰然處之的。就好像《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和白嘉軒，他們的力量來自於延續了幾千年的宗法制度和他們心中秉承的“道”。清廷亡了，方升撤了，鎮嵩軍掃蕩了一翻，國共兩黨不斷地明爭暗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鬥爭，打破了白鹿原的寧靜，也打破了中國的鄉土格局，在幾乎相同的時期——或許這是對費孝通《鄉土中國》最好的呼應：無論時代走向何方，中國人從“鄉土”中培養的種種優秀品質的是不會中斷的，一如朱先生和白嘉軒始終恪守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信條。
也總有些人，在偉大與陰暗之間切換。寇準以“操縱天子”的霸氣和魄力為趙宋政權贏得了難得的穩定，更為天下人贏得了和平。然而，戰時他是力挽狂瀾的大英雄，戰後卻是拉幫結派搞內鬥、勞民傷財製作“祥瑞”的帶頭人物，最後搞倒他的丁謂，就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在明代抗倭的歷史上，胡宗憲是比戚繼光更重要的人物，沒有他就不會有戚繼光和俞大猷的平臺和空間。然而，結交嚴嵩、私吞軍餉、大肆斂財，“總督銀山”的稱號並非空穴來風。
讀大學的時候，有位老教授講“對於中國的官員來講，研究他們的道德操守，不如關注他們所做的事情”，認識到這句話正確並且深刻是讀了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和《萬曆十五年》，所謂“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大概就是這樣子，只不過這個“不拘”是依靠權力來保證的。要不然，沒有嚴嵩和張居正做後臺的胡宗憲和李成梁連站穩腳跟的基礎都沒有，更不用說平定倭寇和威震邊疆了。朱先生絕對不會用這樣的方式做大事，對於他來說要麼獨善其身，要麼以他自己的方式 ——獨闖方升的軍營和以身赴國難。類似於朱先生這樣的人，做不了大官，即便做了大官可能也做不了大事。亂世之中，朱先生們的信條與變革無緣，與利益絕緣，絕對稱不上“大事”，但因其堅守而珍貴。而寇準與胡宗憲們，終究是“有瑕疵”的戰士，我們見證他們的偉大，亦要承認他們的陰暗，畢竟很多時候歷史就是這些人來創造的。中國的歷史與人性一樣太複雜，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很難說清楚。從江湖到廟堂，也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存在，華夏的精神文明才能代代相傳。
講到《萬曆十五年》就想到 《人民的名義》，不過不是高育良而是孫連城。作為副廳級的官員，孫連城是不貪汙，不受賄，喜歡學習，無條件接見群眾，至少在這個時代是很難得的，當然如果不考慮懶政的話。相比之下，原著裡的達康書記更適合做“大事” 。所以，很多人分兩類，套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一是坐穩了大官，一是做大官而不得”。講這些不是要判定朱先生們和李達康們誰對誰錯，只是想說孫連城最大的錯是選擇了最不適合自己的道路。
文 by 星嶽
圖片 by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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