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些人，面对风暴是能够泰然处之的。就好像《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和白嘉轩，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延续了几千年的宗法制度和他们心中秉承的“道”。清廷亡了，方升撤了，镇嵩军扫荡了一翻，国共两党不断地明争暗斗……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打破了白鹿原的宁静，也打破了中国的乡土格局，在几乎相同的时期——或许这是对费孝通《乡土中国》最好的呼应：无论时代走向何方，中国人从“乡土”中培养的种种优秀品质的是不会中断的，一如朱先生和白嘉轩始终恪守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
也总有些人，在伟大与阴暗之间切换。寇准以“操纵天子”的霸气和魄力为赵宋政权赢得了难得的稳定，更为天下人赢得了和平。然而，战时他是力挽狂澜的大英雄，战后却是拉帮结派搞内斗、劳民伤财制作“祥瑞”的带头人物，最后搞倒他的丁谓，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明代抗倭的历史上，胡宗宪是比戚继光更重要的人物，没有他就不会有戚继光和俞大猷的平台和空间。然而，结交严嵩、私吞军饷、大肆敛财，“总督银山”的称号并非空穴来风。
读大学的时候，有位老教授讲“对于中国的官员来讲，研究他们的道德操守，不如关注他们所做的事情”，认识到这句话正确并且深刻是读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和《万历十五年》，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大概就是这样子，只不过这个“不拘”是依靠权力来保证的。要不然，没有严嵩和张居正做后台的胡宗宪和李成梁连站稳脚跟的基础都没有，更不用说平定倭寇和威震边疆了。朱先生绝对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做大事，对于他来说要么独善其身，要么以他自己的方式 ——独闯方升的军营和以身赴国难。类似于朱先生这样的人，做不了大官，即便做了大官可能也做不了大事。乱世之中，朱先生们的信条与变革无缘，与利益绝缘，绝对称不上“大事”，但因其坚守而珍贵。而寇准与胡宗宪们，终究是“有瑕疵”的战士，我们见证他们的伟大，亦要承认他们的阴暗，毕竟很多时候历史就是这些人来创造的。中国的历史与人性一样太复杂，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很难说清楚。从江湖到庙堂，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华夏的精神文明才能代代相传。
讲到《万历十五年》就想到 《人民的名义》，不过不是高育良而是孙连城。作为副厅级的官员，孙连城是不贪污，不受贿，喜欢学习，无条件接见群众，至少在这个时代是很难得的，当然如果不考虑懒政的话。相比之下，原著里的达康书记更适合做“大事” 。所以，很多人分两类，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一是坐稳了大官，一是做大官而不得”。讲这些不是要判定朱先生们和李达康们谁对谁错，只是想说孙连城最大的错是选择了最不适合自己的道路。
文 by 星岳
图片 by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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