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美國參議員科裡·布克在布魯金斯學會網站發表長篇文章《美國夢延期》，從低收入人群的就業角度，為我們展現了當代美國的社會現實。譯文全長近兩萬字，考慮到閱讀體驗，我們分兩次為您推送。
觀點不代表本機構立場
美國夢延期（下）
編譯：學術plus
前文：《美國夢延期》（上）
前進之路
The path forward
詹姆斯鮑德溫幾十年前寫的話，對於數百萬美國人來說仍然是一個痛苦的現實：“任何曾經與貧窮鬥爭過的人都知道，做窮人的代價是很昂貴的。”當我與那些處於經濟不安全境遇的人交談時，他們幾乎總是說正在努力工作，而他們奮鬥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別人：他們的孩子，年邁的父母，還有家人。對於他們而言，正如每天為了尊嚴而奮鬥的數百萬美國人一樣，如果他們的奮鬥可以使下一代獲得更好更多的機會，他們的奮鬥是值得的（因為他們的謙卑夢想將會實現）。當然這就是我父親的美國夢。
像我們這樣富有和強大的國家，沒有必要在為少數人提供巨大的財富和為全體公民創造巨大機遇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 然而，當我們的經濟達到難以想象的豐裕水平時，我們卻袖手旁觀，把那麼多勞動人民拋在身後。
事實是，當美國工人能夠充分參與他們的經濟活動時，我們的經濟效果更好。但這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必須尋求共同的理由來要求經濟能夠為每個人恢復對我父親信奉的基本真理的信心。我們必須努力成為一個任何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的美國；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得到得就會與你的付出相稱；而自由市場意味著勞動者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上轉移自己的價值、提高生產率、獲得更高的工資。
就像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和林登•b•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一樣，我們必須重新設想，我們能夠、也應該期待政府做些什麼。
工作的權利
The right to a job
工作中蘊含著崇高的尊嚴。我父親的第一份工作改變了我的生活。在這個國家，任何想要工作的人都應該能夠這樣做，從事一項能夠支付生活工資並能提供有意義收益的工作。
但我們知道，儘管官方失業率低於4％，但今天仍有數百萬人無法生存或找不到全職工作，這是造成收入不平等，勞動力市場集中和持續的就業歧視的原因和表現。美國全國各地的工作人員為了維持生計而打兩三份工，他們應該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使他們得以生活的工資，有意義的福利，如帶薪病假和安全的工作條件。小馬丁·路德·金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都相信，每個美國人都有權獲得工作，政府應讓每個想工作的美國人都能得到工作。就業保證投資於我們國家最大的資產——我們的人民，讓他們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並獲得適宜的工資。除了允許失業和未充分就業的人在基礎設施和兒童保育等急需的領域擔任重要角色外，這樣的政策還有可能提高每個人的工資。
假設你是一名店員，在Dollar General工作每小時9美元，或者在IHOP工作的朋友。就業保證將允許參與者在公共部門的工作中擁有真正的選擇權。如果娜塔莎每小時賺取2.13美元加小費，但後來有能力在其他地方獲得生活工資加福利和帶薪休假的工作，IHOP將不得不改變其行為以吸引像娜塔莎這樣的工人，並提高工資以參與競爭新的勞動力市場。如果他們想留住你，他們需要有足夠的吸引力。
我們可以通過創建一個示範性的聯邦就業保障計劃，並在全國範圍內的15個高失業率社區中試行。這不僅可以立即對數十萬美國人的生活產生積極影響，而且收集到的寶貴數據將有助於我們吸取教訓，評估其有效性並完善這一想法。我們將能夠在農村和城市社區進行測試，並進行嚴格的評估，以確定對失業和工資增長的影響，以及安全網支出，犯罪率和健康結果等因素。
在我們的基礎設施崩潰，數百萬家庭正在努力尋找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以及社區建設持續數十年的撤資之後，這樣的計劃也將有助於推動當地的重要優先事項。
努力應有回報
Hard work should pay off
解決工資停滯和不平等問題，要求國會採取行動規範和解決公司股票回購的擴散問題。應當通過一項法律，規定當公司回購股票以豐富股東和首席執行官時，他們也應該向所有員工支付相應的金額。當一個公司做得好的時候，它不應該只讓股東獲得收益。
我們還需要做更多工作，解決勞務外包工人的商品化問題。以航空業為例，該行業從聯邦政府獲得數十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在全球範圍內解僱其員工和資產。國會有能力對此施加壓力。我與參議員謝羅德布朗簽署了“ 航空公司責任法案”，以確保與航空公司的聯邦旅行合同的簽訂取決於勞動法的遵守情況，不僅僅是航空公司本身，也包括承包商。當然，外包和員工更廣泛的商品化已經遠遠超出了航空業，包括大科技公司，農業和服務業。
我們可以通過編纂“共同僱主標準”來解決母公司問責制的一種方式，即如果公司通過勞務外包公司分享工人就業的控制權，那麼他們的工資是多少，如何為工作定價，甚至他們該穿什麼衣服，那麼兩家公司都應該承擔遵守勞動保護法律的責任。在2014年提出並受到攻擊之後，該標準對於確定工人能夠與誰討價還價，以及讓公司對控制工作條件負責至關重要。
在我擔任紐瓦克市市長，我們看到我們城市有部分地區，如全國各地的那麼多一樣，低工資，高失業率和缺乏機會，然而卻少有投資者會對這些社區注入資本。
現在，有超過五千萬的美國人生活在被稱為“經濟困難社區”的地區，高貧困，高失業率的地區，創造就業機會很少，而且投資無法支持創業。事實上，根據經濟創新小組的數據，從2000年到2015年，在超過一半的“困境區”的就業和企業數量持續下降。當我從紐瓦克市政廳來到參議院時，我知道我們在紐瓦克開創的項目可以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經濟發展的工具。我與參議員蒂姆斯科特合作提出一項法案，該法案的基礎是每個街區都應該成為機會和投資的場所。
我們都知道，在考慮如何以及在何處投入資金時，很少有私人投資者關注陷入困境的社區。但通過為投資者創建一個框架，通過業務加速器或基礎設施開發項目為這些社區注入資本，並激勵長期投資，我們認識到我們可以將這筆資金轉移到最需要它的社區。EIG的研究表明，生活在“困境區”對從死亡率，健康結果到教育程度等各方面都有著深遠而具有破壞性的影響。他們的2017年困境社區指數顯示了令人不安的嚴峻現實：
他們發現生活在普通貧困縣的美國人，比生活在富裕地區的同齡人早死五年。自由市場、人生自由
A free market means freedom for workers
我們不是歷史上第一次看到大公司利用他們的優勢來擠壓工人和供應商。早在20世紀之初，大型“信託”已經上升為許多行業的主宰，尤其是國家的鐵路網絡和石油生產。認識到這些信託構成的危險，俄亥俄州的參議員約翰謝爾曼提出了一套雄心勃勃的反壟斷法。正如他在1889年當他介紹這一立法時所觀察到的，信託“可以控制市場，提高或降低最能促進自私利益的價格......打破競爭......忽視消費者的利益......並控制勞動力價格。”為確保大型工業的競爭力，國會於1890年幾乎一致通過了參議員謝爾曼的反托拉斯法。
作為一個法律，這些反托拉斯法今天仍在實施，旨在確保為消費者和工人的利益進行競爭。但在此後的幾年中，負責執行這些法律的政府機構已經忘記了其適用於勞工的部分任務。 這些機構沒有在大公司合併時確保工人得到保護，而是忽視了對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威脅。在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個主管部門的情況下，情況確實如此。
我們知道競爭性市場促進經濟效率和增長：它們導致價格下降和消費者更好的產品，為企業家和小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為工人創造更多機會。反壟斷監管機構的工作是保護整個經濟體（包括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確保工人分享他們創造的財富。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只要他們想）。這些機構應更新他們的“橫向兼併指導方針”，幫助他們確定潛在合併是否會產生反競爭效果的規則， 包括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就像他們對產品市場的影響一樣。聯邦政府可以確保工人有明確的選擇，使他們能夠在潛在的僱主之間進行公平的討價還價。這種行動是非常必要的：經過對幾十年的案件進行分析，我的辦公室在司法部或聯邦貿易委員會沒有找到任何一個案例，是因勞動力問題而對兼併或收購提議發出質疑的。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任何行業的工人都無法將工作效率轉化為更高工資的更好工作時，我們正在扼殺他們的潛力。
自由公平的經濟，依賴於工人的自由和公平。我們知道工人的平等議價權很重要。2018年西北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當勞動力市場集中程度較低時，生產率增長與工資增長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換句話說，當有更多僱主時，工人更有可能獲得體面的工資。IBM多年來一直投資於我的父親，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想要，而是因為公司不得不給; 如果他覺得自己對公司的價值沒有得到公平的補償，他可能會去了別的地方。
我們需要積極主動地懲罰勾結和確定工資的情況，就像這些大公司追求低薪工人違反不競爭條款時一樣。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應該大幅度增加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的預算; 如果沒人在看，監督不起作用。過度使用限制性就業協議，如反挖角條款和競業限制協議，是對美國的基本自由機會原則的攻擊。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推動立法禁止這類協議，禁止反挖角條款，並允許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自由流動。
挽救夢想
Redeeming the dream
我和我哥哥一起長大的世界，與我們父親經歷的截然不同。我們在中產階級社區中長大。儘管我們實際上是城裡唯一的黑人家庭，但我們卻得到了鄰居和社區的愛護，關愛和支持。我們在學校，體育運動和社區中努力工作，我們因此獲得了成功。
對於我的父親來說，他眼看著男孩一天天長大，他所有的夢想都沒有成就，他之所以努力工作，是他內心中經常發生的矛盾和衝突。按照沃爾特惠特曼的話說，我的父親有能力“包含萬物”。他可以從他的內心中的矛盾和衝突中找到一種平衡，他知道他的兩個黑人男孩可以在新澤西州郊區自由生活和玩耍，但對於在美國長大的其他男孩來說，情況並非如此。
我親眼目睹的父親參加民權運動，並從民權運動中受益，他知道美國人有很多值得驕傲的事情，從我們爭取正義和平等的集體鬥爭，到我們的創新精神，到我們的集體主義和彼此關心。但他也知道美國有太多同胞面臨著仇恨，殘酷和邪惡的痛苦。
我的父親深愛這個國家。他對這個國家的信仰是無限的，也是不可撼動的。但他同時也為此深深地感到痛苦，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國家還沒有把他信奉的契約擴大到全體人民。我的父親相信契約的同時也知道其中有謊言，美國的承諾對其人民來說還不是真的。
我父親去世差不多五年了，我常常想到困擾他的這個國家的矛盾。我發現自己正在努力平衡對美國非同尋常的愛與非同尋常的痛苦，我覺得這個國家的祝福仍然對太多的公民所無視。
從紐瓦克這樣的城市到我父親長大的農村地區，美國人經常嘗試糾正這種不平衡，彌合我們所珍視的理想與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之間的差距。有一條前進的道路，它始終遵守這個國家對每一代美國人做出的承諾：我們會給你一個比你來時更好的世界。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從修復和擴大美國人與這個國家數十年來一直遵守的約定開始。這意味著恢復工作的價值。它意味著要重新定義我們的經濟成功，不僅僅是我們生產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豪的數量，而是我們如何擴大所有美國人的財富，增長和機會公平。這意味著擴大這個國家的祝福，以便讓每個想要它的美國人都能享受。
為了保護我們的承諾、恢復我們的約定、實現我們最珍惜的理想和真相，需要重新作出承諾。重新致力於使人們的生活更美好的大創意，追求恢復工作價值的各種變革政策，最重要的是，重申對彼此的承諾。這也曾促使蘭斯頓休斯寫下這樣的話：
There is a dream in the land
With its back against the wall
…
To save the dream for one
It must be saved for all.
（全文完）
科裡·布克（Cory Booker），美國參議員，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任職，併為外交關係委員會、環境和公共工程委員會、小企業委員會工作。他曾在紐瓦克市議會任職，2006年至2013年擔任紐瓦克市市長。他在紐瓦克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法律服務，幫助解決住房問題。
閱讀更多 信息與電子前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