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冉
浙江大學的前身，是由清末杭州知府林啟創辦於1897年的求是學院，1928年定名國立浙江大學。抗日戰爭爆發後，戰火波及浙江，浙江大學被迫西遷。雖然帶有“國立”二字，此時的浙大隻是一所普通大學，不像北大、清華、南開那樣由中央財政撥款，很快搬遷到重慶、昆明等比較安全的戰略大後方，浙大隻能靠自己。
貴州省遵義市的小鎮湄潭是抗戰時期浙江大學西遷中停留時間最久的一處，湄潭浙江大學舊址包括湄潭文廟（浙大辦公室、圖書館舊址）、天主堂（浙大教授住處）、義泉萬壽宮（浙大研究生院舊址）、西來庵（浙大湄江吟社舊址）、和李氏古宅（浙大學生住處）等九處。2006年5月25日，湄潭浙江大學舊址作為中國近現代重要史蹟，被國務院核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竺可楨
最先考察並敲定遷移湄潭辦學的，是當時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人們更熟悉他的另一個身份——氣象學家、地理學家。20世紀20年代末，國民黨政客郭任遠曾任浙江大學校長，期間他奉行黨政和專制，大肆鎮壓愛國學生，排擠報復進步教師，引發不滿，浙大掀起聲勢浩大的倒郭運動，國民黨政府迫於壓力不得不另覓新的校長人選。竺可楨出身人文積澱深厚的江浙，青年時期留學哈佛，身份是科學家和學者，他的到來，成為促使浙大學術風氣轉變的一股清流。
1936年，竺可楨以半年為限，出掌浙江大學，甫一到任就忙於聘回出走的教授人才，擴建校舍，訂立規章，整肅校風，在全國高校中率先實行導師制，為浙大的發展奔走求告，殫精竭慮。半年期限到後，竺可楨曾向陳布雷請辭，陳極力勸阻，竺可楨只好答應留任，但提出先解決辦學經費問題。這一留就是13年，浙江大學在他掌管下，雖然顛沛遷移，學無定所，卻在學術上碩果累累，從一所制度混亂、師生怨聲載道的普通學校，躋身國內一流高校行列。
之江大學舊址面對錢江，揹負高峰，僻靜而富有詩意。之江大學在20 世紀50 年代被撤銷，舊址歸浙江大學使用
在遷移中保證700多名師生的人身安全尚且不易，還要揹負一所家當齊全的大學穿越戰火更是難上加難，由於物品繁多，遷移途中遭轟炸遇罷運是常事。《浙江大學簡史》中記載：“當時有 700 多箱圖書儀器，共裝 30 多條民船，停泊在金華火車站西面不遠的河面上。當時謠言很多，警報不斷，一百多船員希望立即將箱件卸下，以便駛避上游。在這危急之際，負責押運的王國松教授等，一面設法向東站聯繫，一面親自動手將圖書儀器分裝在兵車、煤車和貨車上，才將所有的校產運離混亂的金華，到達江西玉山。”
1939年初日軍佔據湖南，廣西宜山的浙大校舍遭到敵機轟炸，校長竺可楨決定暫避貴州，並著手尋覓校舍，對貴陽周邊的定番、烏當、花溪詳細考察。因花溪已有私立大夏大學建設校區，而其他地方竺可楨又不甚滿意，遷黔一事就此擱置。就在竺可楨一籌莫展之時，貴州省公路局技術室主任宋麟生向他推薦了小山村湄潭。當年6月13日，竺可楨首次來到湄潭考察，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這裡地處偏僻，遭遇戰火的可能性小，同時物價相對合理。在竺可楨的日記中寫道：湄潭出產豐富，且物價便宜。肉每元可買七八斤，雞蛋每元100個，米三元一擔。學校選擇遷移地址，當地物價是重要的參考因素。由於戰時貨幣貶值，很多學生又來自淪陷區，家庭經濟來源斷絕，僅僅靠有限的公費支撐生活所需。很多老師舉家遷徙，一家老小隻有一份教工工資維持，開支大，負擔重，如果消費過高，無論學校還是學生都無法長時間維繫。
考察的結果很滿意，竺可楨回到貴陽後，向貴州省省長吳鼎昌表明了遷到貴州湄潭辦學的意向，請吳督促有關部門早日修通遵湄公路。由於公路一時難以完工，學校決定先遷往遵義，並得到遵義縣縣長的口頭承諾和歡迎。因為要佔有當地的校舍和其他教育資源，遭到當地條件最好的遵義師範學校師生的強烈反對，縣政府與當地士紳也持觀望態度，令竺可楨倍感憤慨，直言“遵義人士之口惠而實不至如是”。所幸湄潭向這所飽受戰火煎熬的移動大學張開臂膀，1939年12月，湄潭各界成立了“歡迎浙大遷校協助委員會”，籌集廟祠及民宅300餘間，繪圖專送浙大，以表歡迎之心。浙大師生抵達黔北遵義、湄潭，標誌著浙大結束了顛沛流離的遷徙生涯，開始相對安定的7年辦學時代。浙大的到來，也給湄潭帶來文化啟迪和進步風氣，學校為當地農業所做貢獻惠及今人。
湄潭浙江大學舊址，地處閉塞山區，卻在戰爭中為浙江大學的成長提供了難得的和平環境
浙江大學湄潭分校設在湄潭文廟，以大成殿為圖書室，前後殿和兩廂房是辦公室、醫務室和教室，其中也有竺可楨的宿舍。前院大門面朝街的照壁上嵌有國立浙江大學六字。此外，湄潭的朝賀寺、財神廟、周家院子、唐家祠堂是各院系的辦公和教學場所，物理系在雙修寺建了實驗樓，農學院在賀家祠堂租了200畝地闢為試驗農場，城東北玉皇閣建食堂也作禮堂，男女學生宿舍也是新建的。浙大的辦公室、教室、實驗室、宿舍和體育場，遍佈湄潭，這裡成了名副其實的大學城。
湄潭地處山區，雖然自然條件優美，硬件設施卻無法與城市相比，師生晚上學習只能點油燈，電學實驗要依靠一部汽車馬達。李政道在回憶這段學習生活時寫道：“我在浙大的學習條件十分艱苦，物理實驗是在破廟裡做的。白天到茶館看書做習題，泡上一杯茶，目的是買個座位，茶館再鬧也不管。”
在這樣的難得的安寧中，浙大走出了一條通往學術殿堂的坦途。短短三五年時間，浙大湄潭分校的學生人數由西遷前的600餘人增加到2000多人，並新建了研究院。數學系主任蘇步青在幾何學研究方面取得突破進展，物理系主任王淦昌的論文“關於控測中微子的建議”在美國發表，美科技人員據此展開研究，半年後驗證了中微子的存在。此外浙大在基因遺傳、三角函數、昆蟲學、稻作學和史地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在當時各大學中位居前列，甚至有人說，“遵湄辦學時期是浙大的黃金時代。”這些研究成果令前來考察的英國人李約瑟驚歎不已。
據統計，1937年至1946年間任教或工作於浙江大學、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教師有27位之多。王淦昌曾回憶說，在湄潭的這段時間，山清水秀，同事師生關係融洽，“我的創造力比較突出，思想特別活躍，在國內外物理雜誌上發表了近十篇文章，比其他任何時候都多。就我個人來說，是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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