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神奇之處在於，一個孩子只要熟練掌握三千個左右的漢字，就可以毫無障礙的閱讀報紙，即使有詞彙上的缺失，也可以“望文生義”猜中一二。相比之下，英語為母語的孩子即便掌握了八千個單詞，在閱讀《紐約時報》時依然會遇到大量生詞。
這“三千個左右的漢字”，指的是簡體字，如果換成繁體字，就很麻煩了，更不要說書寫，所以在中國古代，乃至民國時期識字率都很低，文盲率高達80％。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提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埃加德·斯諾的《西行漫記》中則表示：在當時西北地區“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
歷史學家唐德剛也曾說，“一個人如果想把美國紐約時報全部通讀，那你就得認識五萬個單詞，才能做到。五萬個字是什麼概念，那就是一個漢語大字典，或者是康熙字典，把康熙字典裡的所有的字都認識，才能看報紙、看書，對我們中國人來說簡直就是個天大的難題，可是拼音文字就是這樣，外文單詞就是這麼多。漢字和英文比較，究竟哪個難學哪個容易學，還真得打一個問號。”
1919年，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爆發，隨著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改革漢字的呼聲逐漸高漲，畢竟只有提高識字率，才能促進社會文明開化，實現國家富強。胡適、蔡元培、周作人、林語堂等都是漢字簡化的堅定支持者。
1920年，語言學家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主張推廣簡體字。1922年，錢玄同和北京大學教授黎錦熙向中華民國政府國語統一籌備會提交《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其中提出8種簡化策略，這是第一次系統提出漢字簡化方法。
據史料記載，當時蔣介石對此表示關注，曾詢問教育部部長王世傑的意見，王世傑回覆道:’我個人認為，有的漢字筆畫確實太多，應該作些簡化，但只能逐步進行。’於是，蔣介石決定逐步推行簡體字。
1935年8月21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向全社會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共計324個，還通令全國，“凡小學，短期小學，民眾學校各課本，兒童及民眾讀物，均應採用部頒簡體字”，以上各種教材，如不採用簡體字，則“不予審定”。
但蔣介石主導推動的漢字簡化，卻遭到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等的強烈反對。戴季陶猛烈抨擊“簡化漢字荒謬十足，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如果不收回《簡體字表》，他將不參加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
蔣介石礙於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只得妥協下令暫不施行簡化漢字。1936年2月，戴季陶進一步促使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官方推動的漢字簡化至此夭折。
國共內戰結束後，蔣介石去臺灣後，在1952年再次推動漢字簡化，並表示“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民國二十四年，我們在政治委員會上通過了一個漢字簡化方案，因戴無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對而未施行，很遺憾。沒有想到，只過十幾年，他就不在了，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
時任“考試院副院長”的羅家倫盛讚“總裁此舉極其英明”，並公開說“中國文字必須保存，但要保存中國文字，則必須簡化它，使民眾便於學習和運用”。
廖維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員”對羅家倫的言論極為不滿，提交議案：“為制止毀滅中國文字，破壞中國文化，危及國家命脈，特提議設立文字制定程序法……”
隨即引發了一場漢字繁簡之爭。其間《聯合報》做過一次民意測驗，參與者中，贊成漢字簡化者7315人，反對者4807人。
就當臺灣爭論愈演愈烈之時，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國務院的《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和《漢字簡化方案》，法定的簡化字在中國大陸地區取得了“規範漢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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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政治的考慮，蔣介石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轉而提倡繁體，直到今天推廣繁體字，也還是臺灣當局的一貫立場。
漢字簡化後，也造成了一定的割裂了中國文化，有人表示，如今親不見，愛無心，產不生，厰空空，麵無麥，運無車，導無道，兒無首，飛單翼，有雲無雨，開関無門，鄉裡無郎，聖不能聽也不能說，買成鉤刀下有人頭，輪成人下有匕首，進不是越來越佳而往井裡走，可魔仍是魔，鬼還是鬼，偷還是偷，騙還是騙，貪還是貪，毒還是毒，黑還是黑，賭還是賭。
但論及日常應用，簡字優於繁字，用起來方便；追根索源，繁字則為簡字之根，學起來，不要丟。但應該用簡識繁，而不是去提倡恢復繁體字，畢竟簡體字才有利於表達與信息的交流。
2016年2月，美國《全球主義者》雜誌指出，新中國建立時，中國人的識字率不足20%，現在識字率已達95%。中國也已經成為GDP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大國，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漢字簡化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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