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5年5月30日這個清晨，16歲的陳虞欽一早就到了南洋公學附中操場。這天，全上海20所學校3000多名學生和部分工人集結出發，分頭前往公共租界各馬路散發傳單和演講。
祖籍廣東的陳虞欽，生於南洋荷屬婆羅洲山口洋(今屬印度尼西亞)，1921年秋回國入上海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附小，之後升入附中。1925年，不過是他到中國的第四年。他本可以把上海看做一個暫時歇腳的城市，但發生在這座城市裡的不公，令少年坐不住了。
是年2月，上海日本紗廠4萬華工罷工取得勝利。但5月15日，工人代表、共產黨員顧正紅遭到槍殺，十幾個工人受傷，3人被捕。暴行激起全市人民的憤怒。學生和工人們迫切覺得，他們應該做些什麼，發出自己的怒吼。
5月30日清晨，在南洋附中的操場上，有同學看陳虞欽太小，勸其不要參加這天的演講活動。但他激憤地說：“帝國主義慘殺工人，殘忍已極，國勢之不振如此，吾等豈能坐視不救耶！”說罷熱淚奪眶而出，毅然和同學們一起去租界演講。
下午，上海大學宣傳隊在南京路演講時，有28人被捕，8人被打傷。參加活動的學生和工人聽到消息後，都擁到南京東路當時公共租界老閘捕房門前請願。捕房如臨大敵，三排巡捕組成半個圓形，手端著槍。3點半左右英國捕頭愛活生開了第一槍，隨後，三排巡捕一起開槍。
陳虞欽中彈倒地，鮮血染紅了他手持的“中國獨立萬歲！”旗幟。送到醫院，腸穿七孔。
五卅慘案
離陳虞欽不遠，中槍倒下的還有22歲的唐良生，這個英商上海華洋德律風公司西區電話交換所接線生，在犧牲前還在說“學生是國民，我也是國民，不得不表愛國的同情。我因愛國而死，何痛之有？國將沒有，哪裡有家呢？”
同濟大學學生遊行隊伍的副大隊長共青團員尹景伊左胸中彈，上海大學學生、共產黨員何秉彝肺部中彈。這一天，13人死亡，數十人受傷，53人被捕。
同學們將陳虞欽送到仁濟醫院，5月31日下午7時左右，這個只有16歲的少年停止了呼吸。噩耗傳來，附中同學吳恆慈聽到，大聲狂呼：“我們要報仇，要愛國”，因激憤過度猝死。
剛成立的上海友聯影戲公司創辦人陳鏗然和攝影師劉亮禪等帶著攝影機趕到現場，拍下了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證：有“南京路血跡斑斑”、“老閘捕房對面‘四五六’飲食店牆上彈痕累累”、“老閘捕房前用水龍頭沖洗血跡”等。這些罪證都編制在新聞紀錄片《五卅滬潮》中。
6月1日，在共產黨領導下，在上海總工會、學聯、上海商會的指揮下，開始罷工、罷課、罷市，公共租界近兩萬家商鋪約20多萬人參加罷市，5萬多學生罷課。
南京東路772號，“五卅”慘案的發生震動全國，形成了全國性的聲勢浩大的運動。大革命的高潮開始了。
茅麗瑛之死
沒有人知道，“五卅”在茅麗瑛心裡掀起過怎樣的波瀾。1925年，她只有15歲，和陳虞欽一樣，還是在校學生。
這個貧寒之家的女孩聰明、要強，和寡母相依為命。在啟秀女中，她的學業出眾，英語流利，1930年從高中部畢業時，考取了東吳大學法律系。因無力交付學費，一學期後輟學。1931年3月，她從眾多應徵者中脫穎而出考入上海江海關，任英文打字員。這在當時，是眾人羨慕的“金飯碗”。然而茅麗瑛卻志不在此。
“五卅”在她心中掀起的風暴從未平息，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又讓她義憤難抑。從每月領到薪金時捐錢給東北抗日義勇軍，到1936年直接投身於中共江海關地下支部創立的樂文社，再到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後，任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慰勞組組長，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她纖瘦的身體裡，似乎蘊藏著無窮的熱量。在上海租界淪為“孤島”後，她參加上海海關同人救亡長征團，南下宣傳抗日。她放棄了海關的金飯碗，甚至連母親生病也顧不上全心照料。她的眼裡，是全中國的苦難。1938年5月，茅麗瑛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月，上海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在南京路120號二樓成立，茅麗瑛被選為主席。這裡，離開五卅慘案發生處，不過1.2公里。
1939年6月7日，“職婦”借大陸電臺舉辦平劇大匯唱，以推銷義賣券和徵募義賣品。播音開始後不久，“職婦”和電臺都收到一封附有子彈的匿名信，揚言“立即停止播音，否則將於你們不利”的黑字赫然在目。茅麗瑛拿著子彈果斷地說：“繼續廣播”。中共地下組織發覺敵人準備對茅麗瑛下毒手後，要茅麗瑛轉移去蘇北新四軍根據地。茅麗瑛表示，要求組織待她把“職婦”的工作安排好後再走。
1939年12月12日晚，茅麗瑛決定以南京東路114號、原福利公司二樓為義賣會場。當天晚上，正當她步出會場時，突然遭到日偽特務的槍擊，身中三彈。
倒地時，她仍緊抱著裝有會員名冊的手提包，直到交給了她的同志。在仁濟醫院搶救時，由於敵人對院方施加壓力，茅麗瑛沒能及時得到手術。12月15日下午2時10分犧牲，年僅29歲。
勸工大樓事件
1939年，茅麗瑛倒在南京東路114號門口時，也是永安公司售貨員梁仁達參加工作的第五年。南京路上發生的一系列抗日運動，不僅使他深受教育，也早將他裹挾其中。
雖然身居陋室，還要養活一家老小，但梁仁達在1938年就和公司14名職工一起致信經理，要求全體職工素食一天，以節省餐費捐贈將士。現在，敵軍未走，他竟聽說就在自己工作的南京路上，茅麗瑛因為支持抗日募捐而被特務殺害了。但這死沒有威脅到他。
抗戰勝利後，依舊不太平的時代，觸痛了他，也激勵著人們不要放棄鬥爭。1946年“中美商約”簽訂後，美貨大量傾銷。據當時調查，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美貨就佔全部出售商品的80%。是年底，僅上海3400家民營廠，倒閉了2590家。80萬產業工人中失業人數竟達30萬人，上海百貨業職工也面臨失業的嚴重威脅。1947年2月9日上午，梁仁達離開懷有身孕的妻子，和工友一起來到南京東路328-334號勸工大樓內，這一天，三區百貨業職工召開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籌委會成立大會。
勸工大樓會場內座無虛席，郭沫若等社會知名人士也由工會代表陪同到了會場，場內氣氛熱烈，“趕不走那美國貨心不甘”等愛國歌曲響徹會場。但9時，特務和暴徒兩百多人衝進會場，抽出鐵尺、木棍，一面喊打，一面見物就砸。梁仁達責問特務：“我們提倡國貨有什麼罪？你們為什麼打我們？”特務一擁而上，圍住他一個人拳打腳踢，從三樓一直打到大門口。應邀到會講演的郭沫若、鄧初民在工人保護下撤離會場。當天下午，當郭沫若、沈鈞儒、沙千里、鬍子嬰等趕到仁濟醫院看望梁仁達時，他年輕的心臟在下午四時停止了心跳。
義憤填膺的人們隨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面對人民的洶湧怒潮，當局還散播所謂勸工大樓事件是“職工內訌”謠言。2月11日起，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上海工人協會、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先後陸續發表《宣言》，抗議國民黨特務暴行，要求懲辦兇手。沈鈞儒、史良等10位律師組成“愛抵會”律師團，為烈士鳴冤。12日，在永樂殯儀館為梁仁達舉行了大殮，1000多人參加弔唁。這靜默的人群是時代的心聲。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時刻，即將到來。
1949年5月25日，蘇州河以南上海市區獲得解放。永安公司的地下黨員趕製了一面紅旗，冒著危險登上公司大樓最高處，將紅旗插上了綺雲閣，這是上海解放時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紅旗。是日凌晨，新新公司黨支部佔領公司五樓的凱旋電臺，播音員向全市人民宣告“上海解放了”的勝利消息並反覆播放“約法八章”。從此，再也沒有什麼陰影可以籠罩南京路了。
1985年，在紀念五卅運動60週年之時，市文管委在五卅運動發生地豎立起紀念碑。南北兩側的兩塊碑體，分別高4米、寬12米，背面各有一組展現五卅鬥爭歷史的青銅浮雕。碑體、地坪、道路和基座的花崗石，均採自泰山。
這寓意著，在這條路上，烈士的犧牲比泰山還重。
(資料參考：《黃浦區志》《上海名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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