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網文化頻道綜合】秦商也稱陝商，被認為是中國按地域親緣關係最早出現的商幫，歷史上“絲綢之路”“茶馬古道”“走西口”這些家喻戶曉的詞都是因秦商而來，可以說秦商是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一塊“活化石”。近日，正在東方衛視熱播的《那年花開月正圓》口碑和收視都獲得了不錯的成績，豆瓣評分8.4，網絡播放量已超過10億，並持續一週穩居全國同時段收視榜首。劇中主人公原型、真實的周瑩又稱“安吳寡婦”，就是一代秦商中的傳奇女子。
她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婚後一年，公公遇難，丈夫病逝，18歲開始守寡並守節終身，因為沒有留下一兒半女而無法進入夫家祖墳；她是一個成功的商人：足不出戶就將一個行將倒閉的商業大廈建成商業帝國，生意遍及全國；她還是一個官居胡雪巖之上的女官吏：因捐資助餉，被慈禧封為一品夫人、坐家道臺，並認作義女。
這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歷史上的周瑩
關於周瑩的身世，歷史上有多種說法。流傳甚廣的一種說法是，周瑩是三原縣魯橋鎮孟店村人，周家在明代是以販賣布匹和瓷器發的家，明代之後，周家的生意漸漸衰落。由於父母早逝，周瑩由其兄嫂撫養長大。17歲時，嫁給重病纏身的吳聘“沖喜”。成親之時，吳聘已經病入膏肓，由別人攙扶著與周瑩拜了堂。在安吳堡村也流傳著另一種說法，稱成親之時，吳聘臥床不起，吳家便找了只公雞披紅掛綵與周瑩拜了堂。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為什麼會嫁給一個將死之人“沖喜”呢?這個問題令許多人感到疑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為周瑩是周家的養女，僅是為了門當戶對，將其嫁給了吳聘;另一種說法是，當時周家家道已經衰落，經濟窘迫，兄嫂為了經濟利益，將周瑩嫁給了吳聘。據說，周瑩過門第三天，吳聘便撒手西去了。禍不單行的是，一年之後，周瑩的公公到河南去收賬的時候，掉到黃河裡被淹死了，而且，記載重要商業信息的賬本也被大水沖走。因東院吳家再無其他男丁，家族重擔全部落在周瑩一個小女子身上，她無子守節，得到家族的賞識，被稱為“安吳寡婦”。
對這一說法，周瑩的後人吳國華並不認同，她說，“周瑩原來的墓誌銘寫著，吳聘和周瑩結婚3年後，吳聘才去世。吳聘和周瑩曾有過一個女兒，不到一歲就夭折了，這在《吳宓日記》中有記載。”吳國華說，吳聘在世時，周瑩便過繼了兩歲的侄兒吳懷先做兒子。
丈夫離世、家業下滑……這些困難都沒有讓周瑩退縮，她沉著冷靜地將東院的所有事務處理得井然有序。順利地接管了吳氏家族的商號、店鋪、土地、房產等商業資本。年紀輕輕的周瑩成了東院的掌門人。當時周瑩在陝西主要做棉布生意、棉花生意、茯茶生意。僅涇陽的裕興重商號就掌握著涇陽茶票的百分之六十，所以富甲全省。
經過她的苦心經營，吳家的生意達到頂峰。各大商埠、碼頭都有吳家的生意，南通北達，連成一氣。全國108家分店，涉及淮鹽、布匹、藥材、米糧、油坊等各行各業。長篇小說《安吳商婦》的作者王芳聞說，由於奉行“誠信仁義”，周瑩逐漸在商場站穩了腳跟。關於周瑩的誠信經營，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有一次，吳家高陵南糖商號食鹽專賣店誤將海鹽當晉大青鹽賣，讓一老者發覺，找到商號總理提出批評。周瑩知道後，立即命鹽店貼出告示，承認錯誤，以三倍價格賠償給老者，高陵縣人們聽聞後，紛紛為周瑩這一做法點贊。事後，周瑩還讓商店在門口掛了一塊“誠實無詐自律自戒”的木匾作為警示，這也是中國商業史上僅有的兩塊“誡欺匾”之一，顯得彌足珍貴。
1900年，庚子國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流亡到陝西，史稱“慈禧西狩西安”。當時周瑩是陝西商會的會長，住在涇陽安吳堡。她聞訊後，在涇陽買了5頭碩壯的奶牛，連夜驅趕到慈禧的行宮所在。第二天當驚魂未定、寢食難安的慈禧剛起身，周瑩就獻上了一桶熱騰騰的鮮牛奶，並捐資朝廷20萬兩白銀。據說亡命逃難中的慈禧見狀，感慨萬千，一邊喝著鮮牛奶，一邊淚流滿面地說：“看來，還是陝西人與朝廷一心呀!”
隨後，慈禧太后召見了周瑩。周瑩對這次覲見相當重視，帶了很多珍貴的禮物送給慈禧。據《涇陽史話續集》中，孫杰曼先生羅列安吳寡婦給慈禧的進獻物，就包括“哮珠手串一件、象牙涼蓆兩件、金佛像一尊、景泰藍香爐一個、楠木臥床一張、楠木小圓瓶八個、金猴一個、景泰藍食盒一對共八件”，如此豐厚的禮物，加之吳家後來又捐資了朝廷50萬兩白銀，對如喪家之犬的慈禧來說不能不大受感動，於是，慈禧就認周瑩為義女，並冊封“一品誥命夫人”。
慈禧在陝西流亡了一年多，在過六十大壽的時候，周瑩又送給她一幅由十二個屏面連接成的屏風做賀禮，金鑲玉雕，價值連城，慈禧很是喜歡。後來，慈禧離開西安回京，由於屏風太大了，不好攜帶，就沒有拿走。現在，這件屏風就被收藏在陝西省圖書館內，是他們的鎮館之寶。
明清時期的陝商興衰
陝商的興起得益於明代特有的邊境政策。自元代起，中國的政治中心從關中地區轉移到了華北地區，陝西由行政中心蛻變為毗鄰“九邊”之地的西部重鎮。為解決邊防要塞的軍糧與食鹽供應，明代率先在甘陝和山西實行“開中之法”，將部分貨物授權給擁有運銷憑證的商人購買。以官鹽為例，成本低而售價高，商人只要獲得鹽引，便有暴利可圖。具有地緣優勢的陝人機敏地抓住了這一政策利好，依靠納粟販鹽、運輸西部牧區必不可少的茶葉獲利。為解決軍布供應與賦稅之需，陝西商民遠赴江南購布，將布匹不遠萬里運送到西北九大邊鎮，置換為大量馬匹。依靠“三邊”（邊鹽、邊茶、邊布）生意，陝商成為西北邊貿的核心及最大受益者。宋應星在《野議》評論明代鹽政時就說“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和徽郡三方之人”。當時壟斷西部貿易的陝西商人，每年經營的布匹達2700萬匹，茶葉1125多萬斤，皮革150多萬張，羊毛2500多萬斤，藥材1500萬斤，水煙700萬斤，可謂通達天下、無所不包。
至明中期“開中之法”取消，加之兩淮鹽業以揚州為集散地，具有地緣優勢的徽州隨之崛起。陝商不得不退出發家地，轉而向西重操舊業，以販賣四川井鹽牟利，進而掌握了川藏金融命脈，隨川鹽入黔將勢利擴張到雲貴各處。自清以降，舉凡井鹽產區自貢、射洪、三臺等地皆設有陝籍商號。茶業則繼續保持了明代以來在西部茶葉貿易中的優勢地位。而在北部漢蒙邊地，陝商則通過“布馬交易”把貿易觸角深入蒙古各旗，並逐漸成為旗地經濟的實際掌握者。依靠這一優勢地位，他們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貨貿易為特色的陝北區域經濟。隨著轉運生意技巧愈發純熟，除傳統的鹽茶布馬外，陝商還涉及菸草、木材、藥材、典當等行業，形成輸茶於隴青、運鹽於川黔、鬻佈於蘇湖、販煙於江浙的地緣商幫團體，誕生無數富甲一方的“西秦大賈”，可謂盛極一時。
明清陝商能夠通達天下，“萬金賬”與“東西制”兩種獨特的經營方式功不可沒。陝西重農抑商的思想尤甚，只有在家貧無以為繼或仕途無望時才被迫選擇“以商求富”，因此維持生計也成為大多數陝人商賈道路的起點。在缺乏資本的窘境下，由於官貸歸期過嚴，民貸利息太高，陝人多以合夥籌措資本，將各家投資人的股份、分紅和認債等都明文造冊。賬冊為布皮紙心，包裝精美，長期鎖在櫃中保存，逢退股、糾紛時取出。名為“萬金”，意為“富至鉅萬，財源滾滾”。這一賬冊規定的集資形式已經初具現代商業社會有限責任公司的形態，成為明清時期陝西商號最為廣泛的資本組織方式。清代渭南大典當商賀達庭、戶縣商人開設的茶莊“德泰合”等大型商號均採取“萬金賬”的經營模式由小做大，分號遍及全國。
隨著分號增開、市場擴大，做老闆的常常分身無暇，以血親關係起家的商號在人力上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經營規模。加之長途販運的大宗貿易往往跋涉千里，耗時長久。以西安到康定為例，沿川陝間三十八馬站，曉行露宿、雞聲茅店，行四十多日方可到達。山高水遠必託付與信賴之人，因此陝商又創造性地通過“東西制”實現日常經營事務。所謂“東西”，分指財東與掌櫃。根據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關係，“東西制”分為“領東掌櫃制”與“水牌掌櫃制”，前者以“記名開股”的方式給予掌櫃股份，使其成為商號股東，調動掌櫃的工作積極性為商號效命。清中期渭南焦家的“吉順和”甚至將商號一半的紅利分與大掌櫃。領東掌櫃的工作業績也與福利掛鉤，多數商號為鼓勵掌櫃長期效力，在掌櫃退休後仍“許回坐號休養，照常分紅”。水牌掌櫃則不以人力入股，只負責經營商號獲取固定薪水。
隨著各色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沿海國門洞開，精緻耐用又便宜的洋貨如潮水般湧入內陸，傳統商人面臨著致命的打擊，對於靠長途販運賺取差價的陝商來說自然更不例外。戰亂與外資入侵併不是陝商衰落的唯一因素，經營中出現的諸多內部危機早已露出端倪，不過是依賴幾百年來相對穩固的政權與封閉的市場才隱而不顯。
陝商們很快發現，久疏商場早已使他們習慣於地主農民的生活，而祖輩所積累下來的經商智慧在這個劇烈轉型的時代中也竟毫無用武之地。當經濟命脈掌握在外敵手中時，曾經遍及大江南北的陝商們如同長安一般，成為繁華落盡後的盛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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