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評 · 寫作課
今天帶來的寫作課出自作家何大草，他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寫作問題，對於一些作家來說，是否需要讀那麼多書，曉得那麼多事情？這是他讀完《木心回憶錄》得出的疑惑。在這篇文章裡，他通過許多文學寫作例子來說明：讀得太多了，可能於理性有益，而於原創力有害。那麼，你又如何看待這個寫作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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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草（本名何平），出生於成都，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現為成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迄今已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十月》《鐘山》《作家》《山花》等期刊發表小說百餘萬字；出版長篇小說《刀子和刀子》《盲春秋》《我寂寞的時候 菩薩也寂寞》《閣樓上的青春》和小說集《衣冠似雪》等多部。現執教於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反遼闊
文｜何大草
2013年初，木心先生的《文學回憶錄》出版時，動靜很大。我買了兩部，送給畫家永興兄的學生，感謝她們替我的小說畫插圖。我自己也讀了。全書千餘頁，八十三講，從古希臘羅馬講到魔幻現實主義。雖然他自己討厭“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說法，但他的確是做到了。我的反應，一是驚訝，他竟讀過這麼多的書；一是佩服，他對作家作品的點評，頗多精妙。作為講授文學的導師，他絕對是一流的。
不過，作為作家，我則有疑惑了。首先，一個作家是否需要讀那麼多書，曉得那麼多事情？讀木心先生的一些作品，似乎也在支持我的疑惑。他說自己的詩比博爾赫斯寫得好，就難以讓人信服。他寫了兩句俳句送給學生：“傻得可愛，畢竟是傻。”“智慧可怕，畢竟是智慧。”實話說，少了點俳味。他的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中，《兩個小人在打架》，讓人想起沈從文先生批評過的“這是兩個聰明腦殼在打架”。而《一車十八人》，則讓我略驚訝，這個故事，我小時候就聽過，相當於多年前流行的一個小段子，木心先生據此改寫為小說，自然是可以的，但讀不出新意。
我無意苛責，只想藉此表達一個想法：讀得太多了，可能於理性有益，而於原創力有害。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王小波。王小波知識淵博，他的隨筆，寫得智慧、犀利、雄辯，很讓人深省。而他的小說，科學理性化身為符號，密佈在文字中，閱讀時最大的感慨是，太聰明瞭。太聰明，也是小說的天敵。
我曾開過一門選修課，用整整一學期聊《呼蘭河傳》。學生都是“90後”，通過細讀，大多喜歡上了這本書。而他們桌上攤開的《呼蘭河傳》，版本五花八門，我粗略數了下，約有一二十種。這都說明，它雖不暢銷，卻能長銷，讀者一直是有的。蕭紅只活了31年，漂泊流離，沒讀過多少書。可能正因此，她保持了作家最可貴的直覺，筆下有豐沛的原始之力，植物的枯榮、人的生死、童年的憂傷，都是活生生的。全書共七章，每一章都像一幅風土畫，單純，卻以茂密的細節，呈現著豐富。七畫並置，最後以單純、豐富而抵達了無限的繁複。而每條生命在其中，都是唯一的，各不雷同，更不是符號。2015年8月，我曾去呼蘭城尋訪她的故居。如我所料，書中的場景不復存在，滿城都擁擠著高樓。但，強烈陽光裡，故居門外老樹下，一撥下棋的老人，面孔黧黑、赤膊錚亮，一眼能認出，他們就是蕭紅書中爬出來的老靈魂。
呼蘭河不是一條大河。我在河邊盤桓時，感覺它的寬度、可辨識度，正適合寫一部《呼蘭河傳》。如果蕭紅居住在海邊，中國文學可能就少了一部經典，也可能少了一個天才。望洋不必興嘆，因為，所有河流匯入遼闊時，都以泯滅自身為代價。
蕭紅的丈夫端木蕻良，也是才華橫溢的。因為家境富裕，他自幼得以博覽群書，也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21歲完成的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被譽為一部史詩。前些年我買來此書細讀，卻不大讀得下去。他野心太大，想法太多，而他的技藝尚不足以把握，就像皮薄而餡太多的餃子，下鍋一煮就碎了。此外，他受西方文學影響也太大，浪漫主義的不剋制、雜蕪、跳躍……都隨處可見。今天，它依然值得治文學史的人研究，但閱讀欣賞的價值，要比《呼蘭河傳》低多了。倒是端木蕻良後來補寫的《科爾沁前史》，採用散文的敘事手法，單純、流暢而不失深沉，篇幅雖短多了，容量卻不比《科爾沁旗草原》小。
張愛玲與蕭紅併為雙峰，她讀書也不多。《紅樓夢》是熟讀的，而歐美文學經典幾乎不碰，讀到毛姆為止，再往上就免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要讀，但終於還是沒讀。這是她的遺憾，也可能是她的幸運：她保護了自己的細膩、敏感的味蕾。
她也有一個才華橫溢的丈夫，胡蘭成。胡讀書多、有文采、好琢磨，顧盼自雄，談玄說禪，從“三皇五帝”到眼前，無所不包，且人生起承轉合，還閱女人無數……按說，這樣的人，正該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小說家。然而不。他的人生太滿了，沒有留白，這種人恰恰不適合寫小說。胡蘭成留下的幾部書，都還各有價值，但都屬於“非虛構”。
上世紀80年代，是讓很多人懷念的。改革文學、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五色迷目，誕生了數量相當可觀的小說。但隔了三十年往回看，還能讀的，似乎沒有幾個。汪曾祺先生是其中之一。
汪先生1980年發表《受戒》時，已經60歲了。從那時起，他的小說創作貫穿了整個80年代，其作品放到今天，以挑剔的眼光看，多數仍算精品，個別可列為神品，耐得摩挲、賞玩，意味頗長。這是一個奇蹟。但細想，也是順理成章的。
據汪先生的兒女回憶，他的藏書“實在是可憐”。《魯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恩師沈從文的書也只有一本1957年出版的小說選集。家裡也沒有廢名、阿索林的書。倒是契訶夫全集有一套，這是一個例外（這個例外或許不是偶然的）。那麼他是否借書讀呢？兒女說，他60歲後，也就是他重新開始小說創作生涯後，“在家裡不怎麼看文學作品，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
是否說，看得少，就會成就一個好作家呢？當然不。但，看得太多，的確可能毀掉一個好作家。《天龍八部》中有個王語嫣，天下武功秘籍沒她不熟悉的，但凡人一出拳，就能看出他門派、來歷。可她就是不會打。
汪先生是才子，才氣大於學問。他也並不長於虛構。但福克納說：“做一個好作家需要三個條件，經驗、觀察、想象。有了其中兩項，有時只要有了其中一項，就可以彌補另外一兩項的不足。”汪先生的長項，就是觀察和經驗。他打量一隻鳥籠、一個茶客，和打量王羲之的墨寶一樣專注，不時會心一笑。他的人生經驗，包括地主家少爺、西南聯大學生（沒拿到畢業證）、右派、摘帽右派、放逐張家口外、革命樣板戲編劇……每做一事，他都能隨遇而安，尋到某種情趣，屬於摔下了山崖，也要摘幾顆野果子先嚐嘗。他不把自己放得很高，也不放得很低，是放得很平。他的小說，有平靜美，包含著情趣和意味。這意味，就是文人味。
文人不等同於文化人。文人味不是讀書讀出來的，是天資和悟性的結合。文人通常活在當下，但又逍遙些、遊離些。他不試圖去超越自己的侷限，不追求遼闊，不嘗試史詩，一心寫好短篇，把侷限發揮到極致，時間證明，他的一些作品已成為了經典。
村上春樹在新書《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提到了日本國內對他的兩種批評：先是說他寫的東西，無非是外國文學的翻版，最多隻能在日本通行。後是說他的書在國外賣得好，是因為他的文章容易翻譯，外國人也容易看得懂。對此，村上春樹有理有據地給予了回敬。
然而細想，這兩種批評，也並非完全沒道理。村上春樹是位生活和寫作方式都較獨特的作家，他在遼闊的世界上游牧人般地往來、棲居、寫作，書籍暢銷全球。要說不足，就是沒什麼不足：他寫的人和事，所有人接受起來，都不會有難度。
我想起有一年開車進入湖北，在一家路邊館子吃川味火鍋魚，老闆娘問要辣還是微辣？我說微辣。火鍋沸騰，我吃了一筷子，味道還可以，然而並沒有辣味。疑惑片刻，我就明白了：這兒是華中，任何味道到了這兒，都被中和了，折中的中、也是中庸的中，辣變成微辣、微辣變成不辣……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接受，但就是少了它生辣、鮮活的原根性。
村上春樹的小說，就頗像湖北菜，味道可以，檔次也不低，然而它們是中性的，它們訴諸味覺的，是計算好的平均值。平均值也有相當的價值。但要閱讀純正的日本文學，讀到“菊與刀”，還是得讀川端、谷崎、三島，今天或兩百年之後，可能都如此。
文學有如食物，其魅力蘊含於差異性、尖銳性。即便差異性表現為誤讀、偏見、嚴重不正確，也比同一性更深刻或更有意味。
帕慕克的《別樣的色彩》中，他提到的一件事讓我印象很深：法國作家紀德去土耳其旅行後，尖刻地批評、諷刺、挖苦土耳其的一切，甚至說土耳其人的服裝是所能想象到的最醜陋的服裝。然而，紀德卻受到了許多土耳其作家的膜拜。有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法國旅行後，不厭其煩地談到他對法國的痛恨，抨擊法國人虛偽、自私、墮落、被金錢所腐蝕。但是，他卻又贏得了紀德的膜拜，併為他寫了一部書，就叫《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稱：“他跟易卜生、尼采一般偉大，也許比他們更為重要。”
人有時是不可理喻的，你迎合他，他蔑視你。你蔑視他，他膜拜你。文學常在高點上，見出一點冷幽默。
書畫是文學的近鄰。我曾在書攤上，買到一本二手的陳傳席畫評集《畫壇點將錄》。聽人說，這本書的觀點比較偏激。我倒覺得，評論如果沒有偏激，就像川菜抹去了辛辣，溫吞了。
陳先生對“調和中西”的林風眠評價甚低，這個我不很同意。但他對潘天壽評價頗高，看標題就很有意思：《強其骨，拉大中西距離》。他說，潘天壽維護傳統，反對調和、混交，也反對“外來營養與刺激”、“互相作微妙的結合”。潘天壽在觀念上，可能是守舊的、落伍的，可也是最有個性的。藝術家最忌的，就是自我泯滅個性。他的畫作，使他配得上中國畫大師的稱譽。陳傳席說，“潘天壽是群山外的獨秀峰”。這“獨秀”二字，用得好，它應該是藝術家立足於世的姿態。
卡爾維諾在中國影響很大。他的每本書可能都已翻譯過來了。而作者簡介中，差不多都會有這樣的文字：他患病時，主刀醫生表示自己未曾見過任何大腦構造像他的大腦那般複雜精緻。這大概是真的。卡爾維諾是一個用頭腦寫作的作家，知識超級淵博，小說也超級理性：《分成兩半的子爵》，書名和內容的哲理性，都正好用來概括他的風格。他還說自己，從未學會使用任何一種方言。他是終生都用書面語思維、說話和寫作的。
卡爾維諾之後，要數埃科了。埃科去世時，許多人哀嘆一個最淵博、最有趣的大師走了。埃科的確是淵博的，但讀他厚厚的代表作《玫瑰的名字》，怎麼也難以聯想到“有趣”。實在是沉悶到無趣，這不是小說，是哲學符號堆砌的城堡。
我所理解的小說，是水淋淋的蔬菜、瓜果，根莖帶著泥巴，有著溼土的氣味，而不是各種裝在大小玻璃瓶中的維生素藥片。
想起傅雷先生翻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書被稱為音樂小說，有波瀾壯闊之譽，曾經在中國影響甚巨。“50後”、“60後”的許多文學青年，正是通過閱讀它而走上了寫作之路。而傅雷先生本人，卻在1953年11月9日致摯友宋奇（即宋淇）的信中寫道：
“至於羅曼·羅蘭那一套新浪漫氣息，我早已頭疼。此次重譯，大半是為了吃飯，不是為了愛好。流弊當然很大，一般青年動輒以大而無當的詞藻宣說人生觀等等，便是受這種影響。我自己的文字風格，也曾大大的中毒。”
這幾乎像一則心酸的笑話。
博爾赫斯說過(大意)：我曾努力把自己變成一個阿根廷作家，後來我發現，我其實一直都是。
我過去覺得博翁說得對極了。今天，我不再這麼看。要成為一個阿根廷作家、中國作家、日本作家……都不是易事。並非生下來是某國人、血管裡流著某國的基因就可以了。
我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活了半輩子，對中國的文化和現實，也未必有透徹的理解。甚至，我們對自己作為個體的認識，都需要一輩子。還可能，至死也沒悟透。
所以，通過對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樹作品的閱讀，我認定，前者是“日本作家”，後者是“國際作家”。
德國漢學家顧彬，以痛批中國作家而在中國享有大名。實話說，他說到的許多現象，都是準確的。但他指出中國作家之所以寫不出好作品，主要是不懂外文，自閉，看不懂外國書。這就可以商榷了。這一點，他似乎沒有舉出實例來。我倒是可以舉一個反例，那就是他本人。他應該是精通三四門以上的外語吧。我偶然讀到過他寫的詩《黃鶴樓———答李白》 等四首 (德惠譯)，怎麼評價呢? 可有可無吧。
川端康成寫道：“我以為藝術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出來的。先祖的血脈經過幾代人繼承下來，才能綻開一朵花。”我想補充說：是一朵唯一的、獨秀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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