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专家，我没有发言权，连崔永元小崔同志都受到的抨击，那么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态度吧。
蒋高明，现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导，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生态学报》编委、《植物学通报》副主编，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治沙学会会员、中国社会公益协会创会会员、国家气象局气候委员会委员等。
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1993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91-1992和1995-1996分别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恢复生态学与全球变化生态学合作研究。研究兴趣在恢复生态学、植物生理生态学，全球变化生态学，生态系统管理等。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50余篇，主编与副主编专著8部。
一个令人振奋的事实是：我带领我的研究小组，经历四年艰苦探索，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所谓的六项现代农业技术，将农民手里的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小麦玉米周年亩产2000斤粮食以上）。我们的产量并不是回到"原始社会"才获得的，也不是回到拉黄包车的时代获得的，而是用了许多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
在《对转基因的无知与偏见》一文中，柯贝先生因为没有认真读过我的文章，对我的许多观点采取了断章取义做法。这里，有必要把我对转基因科学研究与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真实态度澄清出来，让读者判断我是否阻挡了中国的分子生物学科技进步。
我的主要立场如下： 第一．转基因科学技术中国人一定要搞，而且要集中力量搞，要像当年中国人搞"两弹一星"一样，搞出来是吓唬人的。我们被人欺负怕了，别人有我们没有心里就紧张，就害怕，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要发展这样的科学技术。但用转基因来提高粮食产量，并进入人类主粮之前还需要时间来检验，需要客观告诉公众我们的做法，不要藏着掖着。正如用核武器打常规战争一样，我们不能为了打一场地区战争，就动用储备的核武器。但是，人家有核武器，我们没有不行，中国人不能吃哑巴亏。
第二，用常规成熟技术能够解决粮食增产问题，就不一定要用高但新的科技，因为那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而且还要冒未知风险的做法。其实，中国粮食产量走低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国的种子不争气，而是农民不再愿意种地。另外，耕地质量因为长期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出现了地力严重下降。因此，在没有抓住限制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矛盾之前，急迫地将主粮转基因，且采用中国人没有自主创新的生物技术，是非常危险的。高铁的教训，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第三，为什么农药打得这么多，害虫不减反而越来越严重呢？山东一带农民种植6种作物约打24遍农药。转基因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虫害问题，这是因为转了基因以后依然要使用农药，害虫要么产生抗性，要么转而危害别的植物。这样，农药残留，转基因Bt毒蛋白，尤其草甘膦除草剂在转基因粮食中的积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就不得不防。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正是笔者长期关注度的问题。
第四，我们用生态学的办法恢复了生态平衡，一遍农药不打，反而控制了害虫，实现了将低产田向高产田的转变。电力、拖拉机、中耕机、联合收割机、水泵、物流系统、信息技术，这些技术，原始社会或"拉黄包车"的时代是不会有的。我们并非拒绝现代科学技术，只是不用那些对生态环境会造成严重危害的技术而已。在生态学家眼里，物种就是最高科技，生命就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转基因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要解决的问题，只能是"按了葫芦起了瓢"。
第五，争论就是争论，谩骂不是战斗。我从没有标榜自己是生物技术专家，但从宏观生态学角度出发，我质疑的是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带来的生态环境与健康风险。转基因技术在不同国家应用，视不同国情而不同。美国之所以发展这样的技术，是因为他们只有很少的农民从事农业，且需要国家大量补贴才能发展农业。美国农民打农药是用飞机或大型设备喷洒，中国农民是用喷雾器近距离（打转基因专用除草剂、专用杀虫剂亦然）喷洒。农药和除草剂对农民尤其农村妇女的伤害作用，转基因技术并不能从源头上解决。中国北方棉农种植转基因以后，依然喷雾器不离身就是明证。
第六，作为转基因最大的转基因试验场的美国，他们的生态环境与农民面临的麻烦，不能要全世界都重复一遍。转基因这么好，欧洲人、日本人、美国人、韩国人、印度人、俄罗斯人、甚至非洲人，还对其心怀防备。难道欧洲人、日本人、美国人、韩国人、印度人、俄罗斯人、甚至非洲人都和我一样无知吗？
如果是在大面积的无人区种植农作物，且不顾环境污染与地力下降，我承认转基因技术无疑有很强的优势。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人口密集，耕地与生态环境严重退化这样严酷现实来讲，持续增加环境污染物质，用地而不养地，与人家拼资源，我认为这不是可持续的农业之路。因之，在我国推广转基因主粮，还需要慎重再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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