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5年，也就是清光緒三十一年，清政府組織了最後一場科舉考試以後，便宣佈從次年開始廢止科舉取士制度，於是，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考制度退出了歷史舞臺。因此，清光緒三十一年參加科考的秀才、舉人就成為最後的一批秀才、舉人。苗福生先生新著《最後的秀才》便是根據山東濟寧最後的秀才李汝謙的生平事蹟所寫，說是《傳略》，實際上是以“老岳母”點點滴滴偶然流露的線索探尋所得，卻探查出一座豐富的文化礦藏。由於資料少得可憐，因而本書更像是一部用李汝謙為線索串起來的散文集，每一篇既可以獨立成篇，又可以貫穿在全書之中，成為全書的一部分，每一篇的文字不受成規約束，完全根據故事需要有取有舍。
苗福生先生是很認真的，他是要揭示歷史的真實的，不加任何虛構的情節，追述真人真事是本書的出發點。根據苗福生先生的所述，他是偶然發現“一山”就是李汝謙先生的大號，李汝謙也正是他的夫人姚雙雲的外曾祖父，也就是他的岳母的祖父。這一發現揭開了山東任城李氏家族600多年的歷史，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太平天國以來中國大動盪的社會現實。苗福生先生通過調查得知，這個“外曾祖父”很不一般，單是他的作為和他的家族故事已經足以寫幾本好書了，而且肯定是能夠引起轟動的那種書。
根據研究所得，李汝謙（1878—1931）是山東濟寧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學者，在詩詞、書畫、收藏和金石學方面頗有造詣。1907年，時任山東巡撫的楊文敬“奇其才”，選之為官費生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法政大學。臨行之前，濟寧知府王鹿泉在當地著名的太白樓為其餞行。賓主相歡，酒酣耳熱之際，李汝謙即席吟誦一副楹聯：
宴客亦尋常，賀監何人，應讓風流歸太守；
能詩最奇特，青蓮如我，不須星宿託長庚。
或許是借了太白樓的仙境與李太白的精神，李汝謙的得意之情、狂放之氣溢於言表。太守王鹿泉也不以為意，而且無限歡喜，便作為文壇佳話傳揚開來，後來居然由清末名士張謇手書，鐫刻在了太白樓上，成了太白樓一景，從而承載了這一段歷史文化的記憶。這個故事傳播了一百多年，如今已經成為濟寧太白樓的代表符號。
1911年李汝謙從日本學成回國。做過短暫的地方官，然後奔赴北京參加《續修四庫全書》和《清史稿》的工作，更多地參與文化活動，堪稱一代名士。初略梳理一下李汝謙的朋友圈，在政界有時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靳雲鵬和他兄弟靳雲鶚，在軍界有吳佩孚、靳雲鶴，在學界有吳昌碩、丁佛言、羅振玉等。在《近代稗海》裡有他的專門記錄。可見其影響已經超出了一個家族的範疇。苗福生先生通過探究李汝謙一生的軌跡而發掘出與之相關的多時段的文化現象，很值得玩味。
李汝謙屬於山東濟寧任城李氏，那是一個非常大的家族，根據苗福生先生他們千辛萬苦搜尋到的《任城李氏家譜》的記載，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望族。在明清兩朝600多年的歷史中，從山西大槐樹移民的故事而起，歷經八九代的拼搏，從第九代開始飛黃騰達，歷代為官，譽滿朝野。尤其是在康乾盛世的時候，濟寧作為運河河督的所在地，經濟繁榮，街衢繁華，而李家人才輩出，家族興旺，成為運河兩岸的傑出代表。在此期間的一百多年中就有幾十位高級朝廷命官，連續四五代人高居四品以上官員的現象屢見不鮮，更有甚者，父子同朝、兄弟同朝，甚至出現祖孫三代皆為天津知府的奇特現象。濟寧有個古老的“天津街”似乎與此有一定的關係。十一世的老四李時菶和老五李時萃兄弟二人分別有一門四代12人位居四品以上的高官，著名的宰相劉墉居然和他們是親戚，而且在李時萃死後親自撰寫墓碑，自稱“姻愚侄劉墉頓首拜題”，可見是風光無限了。可是，任城李氏卻能夠恪盡職守，嚴格家規，並沒有出現“盛極而衰”的跡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人常說，山東是孔孟之鄉，是出忠臣義士和英雄豪傑的地方。其實，人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謂孔孟之鄉，正是濟寧。孔府、孔廟、孔林和孟子的家鄉鄒城都是隸屬濟寧，是傳播儒家思想的基地，而任城李氏這樣延續幾百年而不衰的家族卻是實實在在的儒學的實踐基地和興盛榜樣。這樣的望族開啟了一個時代的風氣，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風範，倡導著一個時代的骨氣。清朝咸豐年間，外有強敵侵略，內有太平天國之亂，內憂外患，年復一年，日甚一日，任城李氏家族的命運也隨之一變，他們那些在外地做官的子弟，飽受戰亂之苦，卻義憤填膺，慷慨赴死，無一人貪生怕死，就連那些婦孺也不願苟活於世，其情其景感天動地。
在如今的濟寧，城區有個著名的“藎園”，城外有個更著名的“武梁祠”，都是著名的景區，卻與李汝謙家族有著深厚的關係。“藎園”是李家現存唯一的園林文化遺產，“武梁祠”卻是李汝謙的外曾祖黃易所發掘發現的。根據可靠的史料記載，“武梁祠”是現存保護最完好的漢代祠堂建築，其雕刻在石頭上的畫像成為漢畫最傑出的代表，是人類最偉大的文化遺產之一。清乾隆後期，黃易35歲時前來濟寧擔任運河官員，1786年，他路過嘉祥的時候，判定併發掘了已經被河泥掩埋了多年的“武梁祠”，並加以妥善保護，其時與賦閒在家的十二世祖李鍾沛情投意合，長相往來，並將自己的黃潤嫁給了李鍾沛的二兒子李大峻。因此，黃潤是李汝謙的曾祖母，黃易是他的外曾祖，也是李汝謙心目中的唯一的偶像。李汝謙的終生都在學習黃易，他在書畫、收藏方面的作為無異於是在承繼黃易的事業。因此，他編撰了黃易的《秋盦遺稿》，又千方百計蒐集收藏了黃易曾經收藏的《唐拓武梁祠畫像》。
李汝謙是個大收藏家，其收藏的珍玩字畫，一度成為在他去世以後家裡人艱難度日的依靠。其中有兩件如今珍藏在故宮博物院的書畫，屬於國寶級文物，其中一件就是《唐拓武梁祠畫像》，還有一件是《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拓片），都是目前所見唯一的拓本，可見李汝謙的收藏品位之高。
李汝謙曾經做過一件驚天的大事情。20世紀二三十年代，時局雖然混亂，可是文化卻很繁榮，文人之情操是無比的高尚。1923年8月，河南新鄭的一戶農民在自家院子裡掘井的時候，發現了一處完整的青銅器窖藏，幾乎驚動了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小軍閥和政要、學者，他們紛紛致電、來函或者親自奔赴現場觀察參觀，正如1974年在臨潼發現兵馬俑一樣，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成為轟動全國的大事件。當時的河南駐軍正是靳雲鶴14師，李汝謙受邀鑑定這一批寶物。當此之時，群雄環伺，稍有不慎便有被瓜分的危險。於是，李汝謙便建議靳雲鶴通電全國，捐贈國家，並請李汝謙編輯了一本《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全編》，作為公開的檔案，成功地保護了這一批“王子武”窖藏文物。在這本書裡，他不僅如實記錄了所有出土文物的器形尺寸和名稱編號，而且收集了當時的電文和書信，也有個別被索取或者已經贈送的文物的去向。當時正處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李汝謙能夠有如此見識和作為，在文化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
李汝謙一生曾短暫涉足仕途，1912年出任民國首任泰安太守，1927年任黃縣縣令，但他在位均不超過一年便去職，後擔任民國政府法制局參事、國史館編修，1929 到1930 居住在北平淨土衚衕7號，與皖系軍閥首領吳佩孚相鄰而居，1931年夏病逝於北平，葬於北京海淀區祁家豁子，著名歷史學家羅振玉為他的石碑篆額，可見其交情並不一般。其碑文拓片如今被收藏在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究其一生，李汝謙主要還是作為一位文化學者——詩人、書畫家、收藏家、金石學家，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足跡。《最後的秀才》所收集的不過是他文化活動的一鱗半爪，難以窺其全貌。但是就這一部分，對於深入研究李汝謙和任城李氏家族以及與之同時代的中國社會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文作者李鬱2018年5月4日根據苗福生同名紀實文學作品改編，《最後的秀才》，2018年4月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秦出版社出版，16開，平裝，16個彩插，定價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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