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向察網的獨家投稿，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轉載請註明來自察網(www.cwzg.cn)，轉載請與我們聯繫。】
6月26日是國際禁毒日。而在歷史上，新中國成立之後曾經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就讓中國由一個曾經的世界頭號毒品大國變成了“無毒國”，堪稱世界禁毒史的奇蹟。筆者就想在這裡簡單回顧一下這個奇蹟是怎樣產生的，以供朋友們參考。
首先，新中國的禁毒是真禁。
不要小看這個“真”字，舊中國特別是民國時期之所以毒品越禁越多，最終發展成為一個2000萬人長期吸毒，年產毒品高達6萬噸的超級大國，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為各級的禁毒者本身就是毒品的利益相關方，他們本身就把毒品作為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像著名桂系軍閥黃紹竑便在回憶錄中如是寫道：
【在各省軍閥割據和連年軍閥混戰局面之下，所謂“禁菸”不過是紙上文章。這個紙上文章更大為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所利用，作為擴軍內戰的主要財源，所謂“禁菸罰金”也就成為軍閥內戰的經濟基礎。鴉片戰爭是中英兩國的國際戰爭，而中國數十年的軍閥混戰也可以說是鴉片戰爭在國內的繼續和擴大。
文芳主編,民國煙毒秘檔,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02,第156頁】
民國時期的高層是如此，基層自然也就上行下效。於是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黨時代，鴉片成為了僅次於金銀的硬通貨，收買禁毒官員最好的辦法就是送給他們鴉片煙：
【在分贓鴉片的鬧劇中，廣南縣黨部、縣參議會也喧囂一陣。1947年，這些垂涎鴉片的人搞了一場“檢舉大煙案”，又開會抨擊，又電報上峰，又在廣南《前鋒報》上揭露，給當時的縣政府、各路“諸侯”施加影響；這一招也真有點效。一些豪紳、鄉長都先後送了點菸課給縣黨部、參議會分嘗；李匡時派人送縣黨部一罈鴉片，私下還說：這是刀尖上的蜂蜜，1個舔點；中原鄉鄉長1次送縣黨部、參議會200兩，此後什麼“檢舉大煙案”也就銷聲匿跡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集 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2014.01,第155頁】
而到了新中國，這種現象則根本改變了。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是真心要改變這些社會醜惡現象的，少數機關內部的害群之馬很快就被揪了出來。沒有了內部人員的保護傘，禁絕毒品也就變得切實可行了：
【在機關內部進行了禁毒宣傳教育或發動了坦白登記工作的有：東北、華北、華東的大行政區級機關及其所屬的省市各級機關，中南之廣西、湖南、廣東、河南、廣州；西北之寧夏等省市機關；中央鐵道部、郵電部、交通部、司法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人民解放軍等所屬機關部門。全國機關內部共發現毒犯一二九五八人，另一七件(“三反”運動中發現的未計在內)。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四區共逮捕一O三名。
諸羽著,割除毒瘤：共和國首次禁毒禁娼述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51頁】
其次，是採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
比如說，很多少數民族有種植鴉片的傳統。如果要是簡單地加以取締的話，可能就會嚴重影響相關人員的生計。而新中國在禁毒的時候採取了把禁菸和農村發展相結合的方針。一方面採取在交通道路上積極查處使他們的鴉片銷不出去，另一方面又對交出鴉片和停止種植的人給予適當補償，並且提供種子肥料幫助他們發展農業。結果，很多地區都主動提出放棄毒品種植。
特別是在具體查辦毒品的時候，新中國採取了廣泛動員群眾的方針。在整個禁毒運動期間，共有130多萬人進行了檢舉揭發。尤其是，在當時非常重視販毒人員的檢舉揭發工作。像中共中央頒佈的《關於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當中就明確指出，要打擊懲辦少數，教育改造多數，特別提倡檢舉立功：
【對於運動中被揭發或自動坦白的毒犯，在處理上應採取嚴厲懲辦與改造教育相結合的方針，打擊懲辦少數，教育改造多數，即：製造者、集體大量販賣者從嚴，個別少量販賣者從寬；主犯從嚴，從犯從寬；慣犯從嚴，偶犯從寬；拒不坦白者從嚴，徹底坦白者從寬；今後從嚴，過去從寬。打擊的重點放在集體大量的製毒、販毒犯與嚴重違法的工作人員。對情節不是特別嚴重，只要徹底坦白，真誠悔過，檢舉立功者，可減輕或免予處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三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06,第134頁】
在具體執行當中，那時更是充分落實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一般來說，只要有檢舉立功表現的販毒人員就不再追究刑事責任，而如果要是死硬到底則要受到嚴懲。於是在這種形勢下，絕大多數毒販一落網就立即進行積極檢舉，公安部門順藤摸瓜，毒品交易網絡便傾刻土崩瓦解。羅瑞卿在《關於全國禁毒運動的總結報告》指出，運動當中被抓到的毒販很多，高達37萬人，但是被逮捕的只有8萬人，被處決的只有800多人，這反映了當時寬嚴並濟的成效：
【在禁毒重點地區共發現製造、販賣、運送毒品的毒犯三六九七O五名，超過了原來估計的數字。共逮捕了八二O五六名，佔毒犯總數的百分之二二。據不完全統計，已處理了五一六二七名，其中判處各種徒刑(包括死刑、無期徒刑)三三七八六名，勞改的二一三八名，管制的六八四三名，釋放了三五三四名，未報分類統計的四三三七名。現在已經處決了其中成份壞、罪惡和民憤極大的毒犯八八O名，佔逮捕數的百分之一。
諸羽著,割除毒瘤：共和國首次禁毒禁娼述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49頁】
最後，注重剷除毒品問題的社會基礎。
正如鴉片戰爭是資本主義打開中國大門的標誌一樣，毒品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的伴生物。事實上，僅靠個人的單打獨鬥是很難進行毒品交易的，絕大多數毒品的販賣活動，尤其是大規模的販賣活動往往都以資本主義的私營工商業作為掩護的。因此，新中國在禁毒過程的後期，通過“三反”“五反”加強了廣大人民群眾對私營工商業的監督，相關的販毒問題也就隨之無所遁形了：
【在1952年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全國各地又先後破獲了一批與走私販毒有關的大案、要案。例如，在“五反”運動中，揭發出武漢大資本家賀衡夫。其利用人民代表、市府委員、中南軍政委員等身份，組織並領導了一個規模龐大的盜竊集團，除盜運鉅額黃金出口外，還販賣大宗嗎啡、海洛因等毒品，坑害國家和人民。當時，廣州的毒品走私集團十分猖獗，他們以香港、澳門為根據地，以廣州為轉運站，從水陸兩線進行罪惡活動。在陸路方面，多利用廣州、深圳鐵路線進行毒品走私。據統計，從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年初，活動在該線上的大走私集團不下15個，在走私的進口貨物中，包括大量嗎啡、鴉片約在4000兩以上。在水路方面，他們利用漁船和機帆船，從港、澳將毒品偷運到廣東沿海各地，然後彙集到廣州和江門，再轉運至全國。此外，上海、武漢等口岸的走私活動也相當驚人。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對這些毒品走私集團進行了嚴厲打擊，毒品販子一一落人法網。
郭寶主編,禁毒學總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5.05,第99頁】
在此之後，新中國又很快進行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基本上不存在了，而在公有制企業當中的職工根本不具備什麼販賣毒品的條件，特別是大規模的製毒販毒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於是在50到70年代，毒品問題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自然也就近乎絕跡了。
總之，正像《禁毒學總論》當中指出的，之所以新中國成立後能夠實現迅速禁絕毒品的奇蹟，說到底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階級屬性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決定的：
【歷史表明，一切舊政權由其階級本質所決定，不可能也不願意從根本上禁絕毒品。只有作為人民利益忠實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才能把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以大無畏的氣魄，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領導人民一舉禁絕肆虐百餘年的煙毒。
郭寶主編,禁毒學總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5.05,第102頁】
【鹿野，察網專欄作家】
閱讀更多 察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