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前夕和二战期间，随着社会发展，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思想在埃及文学中凸现，对传统的浪漫主义创作思想形成了冲击。
诗歌方面
在诗歌创作领域，浪漫主义诗人因观点模糊而成为朦胧迷雾的牺牲品，他们从梦幻者的视角观察现实，往往颠倒黑白，把丑陋的现实转换成美，或把美的东西视为丑。然而，就在浪漫主义诗歌陷于困惑的时候，埃及诗坛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诗人，其中最具影响的有萨拉赫·阿卜杜·萨布尔、艾哈迈德·阿卜杜·穆阿堆·哈贾齐等。
这些诗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希望改变现状，创造美好的未来。他们的诗因崇尚现实而成为传达社会嬗变的声音，诗的功能、内容和表现手段也随之变化。他们拒绝完全模仿阿拉伯诗歌或者西方诗歌，而试图同时汲取这两种文化遗产的积极因素。
现实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扎根于现实并不表示完全脱离激情或失去浪漫主义的梦想，而是意味着他们最优秀的诗歌总能成功地摆脱这两种特征。诗人的观点变得更为清晰，客观代替了唯心，具体代替了笼统。他们倾向于把创作具体化，以描写细节取代对人类生活的抽象概括，突出显示诗人的敏锐感觉，避免诗歌创作的肤浅化。在此思想指导下，诗人不再为读者描绘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彻头彻尾的坏人。读者在他们的诗中再也看不到浪漫主义诗人经常描绘的那种“主人公”——一个个最勇敢、最慷慨、最公正、最虔诚，或是相反的人。现实主义诗人常为读者塑造的是一个个比较公正、勇敢、虔诚的人，一个个焦虑、懦弱或任性的人，而不是一个个机械化的、天使般的人或魔鬼般的人。另外，现实主义诗人也不再为读者塑造十全十美的女性形象和毫无瑕疵的男女关系，而致力于刻画特殊环境中的典型男女关系，使人物更富人情，诗作更具个性。
当一首诗成为典型的经验总结，而不再是分散在每个自成一体的诗句中的总论断时，不论采用何种结构和句式，它的各部分从头至尾都渗透着一种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戏剧动感。在这个意义上，诗的纯粹的语言美消失了，诗的美感完全取决于诗人驾驭语言功能的能力对于诗歌总体结构脉络的把握。
小说方面
在小说创作方面，浪漫主义流派在现实主义流派崛起前，是埃及现代小说创作的主流。
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二战时期的新一代作家不再像乔治·齐丹(1861~1914)那样，在小说中安排一个说书人或串线人的角色，从自豪而又珍视历史的角度进行理性创作。这部分作家根据他们的文化和民族属性可分为两组：一组坚持爱国主义，同时汲取外国文化，如从事早一期创作的纳吉布·马哈福兹和阿迪勒·凯米尔等，他们选择的是法老历史；另一组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特别偏爱阿拉伯文化，如穆罕默德·法里德·艾布·哈迪德和阿里·贾里姆等，他们选择阿拉伯古代史。这批作家的作品较成熟，浪漫主义特征也较明显。
浪漫主义流派不仅在历史题材方面，而且在优素福·西巴伊和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等的小说中也得到了延伸。这批作家的小说以其娱乐性和艺术性而拥有大批的中层读者，但作品的编造痕迹比较明显，有些作品的内容值得质疑，如不必要的性描写，柏拉图式的爱情，冒险离奇的故事等。
到了二战时期，大批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开始涌现，从而使埃及现代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分为两大类：一是表现资产阶级的；二是试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前者的主要代表有叶海亚·哈基、纳吉布·马哈福兹、优素福·伊德里斯(部分作品)、拉兑夫·齐亚特、莱推发·齐亚特、法特希·加尼姆等。后者的主要代表是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威、优素福·伊德里斯(部分作品)。
在上述作家中，数马哈福兹的文学影响最大。埃及的文学研究人员和评论家们通常把马哈福兹的作品分为三个阶段：历史阶段，从《天命的嘲弄》至《底比斯之战》；第二阶段即现实主义阶段，包括《三部曲》及其之前作品；第三阶段包括《三部曲》之后的全部作品。
马哈福兹从《天命的嘲弄》开始创作历史小说，内容是胡夫时代建造大金字塔，初衷是写娱乐性小说，不是分析民族的荣耀或提出某一历史观点。小说正如题目显示的那样，试图证明命运的不可抗拒性，无规律可循，是恶作剧的。该作品构建在一个预言即将兑现的基础上，结构松散，逻辑性不强，情节受命运和巧合牵制，人物形象表面化，人物的能力和行为比较夸张。马哈福兹的第二部历史小说《拉杜比斯》塑造了一个坠入歌女拉杜比斯爱河的法老。该法老与祭司明争暗斗，最终被杀。马哈福兹的第三部小说《底比斯之战》通过描写法者时代埃及抵抗喜克索斯外族入侵的故事，再现埃及的光辉历史，激发民族自尊，呼吁当代人从中吸取教益，缔造未来。这部小说被看作是作家进入现实主义创作阶段的过渡之作。
在小说《新开罗》中，马哈福兹把人格的失落归结为命运前定和偶然巧合，社会条件只起到把马哈朱卜·阿卜杜·达伊姆(《新开罗》中的主人公)引向灾难的次要因素；在《蜃景》中，读者看到了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情结，主人公无论如何拼搏，始终无法解脱这种情结；在《梅达格胡同》中，贪梦的野心导致人格的异化，作品在揭示社会现实方面更趋深刻；在《始与末》中，命运、遗传、社会三个因素同时发挥作用，使小说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三部曲》被认为是二战时期艺术性最高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中社会因素的作用明显增强。《三部曲》以后，马哈福兹的小说艺术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因超出了二战时期这一时间范畴，所以本文不予评述。
戏剧方面
二战时期的戏剧创作分两大类：由国家经营管理的严肃剧和民营的非严肃剧(或称商业性戏剧)。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严肃剧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以前更多更高，原因是国家大力提倡和支持严肃剧的发展。至于商业舞台上的演出，则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采用的剧本基本上都是老作品，即从西方作品中选题材，或改编，或翻译，然后使剧情埃及化，从而失去了原汁原味。不少优秀的西方原著，经过加工后，常变得面目全非。当时也有一些埃及剧作家自己创作的剧本，但水平一般不高，和翻译作品大同小异。二是这一时期的商业舞台上基本上都以喜剧为主，但这种“喜剧”离针砭时弊的真正喜剧相去甚远。剧中充斥着粗俗低下、不堪入耳的语言，有的还包含着露骨的性暗示，谈不上戏剧冲突和典型人物塑造。三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有的舞台被改变成类似现代“卡巴蕾”(Cabaret)酒馆式的娱乐场所，演出种类不仅有歌唱，从东方舞、西方舞到马戏演出，也是应有尽有，在规模上大大超过穆罕默德·台木尔提到过的老式“卡巴舞”。
与此不同的是，严肃舞台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演出了大量的世界优秀名剧，如莫里哀、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等的作品。世界名剧的演出促进了埃及戏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埃及涌现出了一批颇具社会影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如法里德·法拉吉、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威、萨拉赫·阿卜杜·萨布尔、努阿曼·阿舒尔、拉夏德·路希迪、萨阿德·瓦哈布和米哈依尔·罗曼等。他们的剧作反映的大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创造美好未来的理想。
严肃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问题，如不少剧作在处理现实题材时，对社会问题缺乏应的揭露与批判，仅满足于表现已有定论的题材。其次是由于商业戏剧风靡，使部分作家深感沮丧，没能坚守阵地，抵制商业化潮流的侵袭，以致严肃舞台上的有些作品滑落至商业戏剧的水准。最难以容忍的是，二战后期埃及严肃舞台上出现了不忠于原著，任意埃及化的倾向，甚至荒谬地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歌改写成埃及方言。这些问题的出现对这一时期的戏剧发展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消极影响。
原载《阿拉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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