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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原先集中于北上广深的大企业出现了在地域上重新布局的趋势。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一线城市已经在土地和人才要素上逐渐“变贵”，更加适合高端服务业发展;新一代就业者观念也发生变化，未必都一股脑地涌向超级都市，而是更加重视就业城市的人文环境和个性化生活，这无疑标志着社会的进步。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文章首发于“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在此与各位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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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7月5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
近年来，一些原先集中于北上广深的大企业出现了在地域上重新布局的趋势。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一线城市已经在土地和人才要素上逐渐“变贵”，更加适合高端服务业发展;新一代就业者观念也发生变化，未必都一股脑地涌向超级都市，而是更加重视就业城市的人文环境和个性化生活，这无疑标志着社会的进步。
在这个大背景下，大量东南沿海生产型企业纷纷“内迁”，一方面寻找更加便宜的土地和厂房，另一方面也寻找更加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以我近期对河南和江西多个市县的调研发现，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大量传统基地位于广东、浙江和福建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内迁，扩大厂房的同时也增加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的使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为此，越来越多的中西部省市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吸引内迁产业，在传统税收和土地优惠政策空间日益狭小的情况下，如何创造性展开人才吸引计划，抓住这一波人才转移潮，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首先，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内迁设厂，离不开大量职业经理人和技术骨干的“候鸟式”工作，中西部地区如何能让这些候鸟“宾至如归”、甚至愿意留下来安家居住？一方面要妥善处理包括“养老、医疗、住房公积金”在内的职业福利系统有效衔接，另一方面也要在买房置业等政策上积极探索，提升本地产业人才素质，贵阳、合肥等城市过去几年用心打造高新产业年轻人集聚城市，已经尝到了甜头。
其次，很多企业内迁后发现，不仅沿海地区有“用工荒”，内地普通工人的供给也很紧张。特别是很多县域经济，普通蓝领工人甚至都没有工伤险等基本保障，这直接让新一代就业者不愿意从事制造业工作。各级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协助辖区内企业，尽快为产业工人创造更好的就业保障和福利体系。
第三，很多市县的职业培训学校依然是政府主导办学，市场化培训体系尚需完善。东南沿海制造业企业内迁，专业技术人才能够安家落户的毕竟是少数，必须要立足于自身的职业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对本地支柱产业可持续的人才培养能力。作为培养工匠的职业培训学校，其市场化改革离不开各种层次的校企合作，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力量，需要在机制上勇于创新。
第四，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人力资源管理行业的中介机构发育滞后，没有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沪深交易所也没有一家上市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这种滞后直接造成了三四线城市招聘中介和职业培训中介的专业化严重不足，一方面让东南沿海企业内迁缺少各类用工的保障，另一方面造成大量毕业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无所适从。一个有品牌、有信用的人力资源服务中介，不仅能够成为企业用工招聘的好帮手，也能够成为地方政府人社部门落实政策补贴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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