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披露!重慶大轟炸「六五大隧道慘案」,爲死難同胞默哀!

每年的6月5日,重慶市人民政府都要連續三次拉響警報,以悼念在“六·五”大隧道慘案中死去的同胞,明示牢記歷史,勿忘國恥。

史料披露!重慶大轟炸“六五大隧道慘案”,為死難同胞默哀!

1941年6月5日,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市的大隧道,死傷了很多很多人,所以,稱為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

翻開日本飛機轟炸重慶的歷史,找到“六五”大隧道慘案的史料,那一幕幕屍橫遍野,屍體堆積如山的悲慘場景,無不使人悲淚即下……

《新華日報》報道的“六·五”大隧道慘案

在1941年6月10日的《新華日報》第一版上,有一篇記者華崗的報道《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大隧道》,文章全文如下:

史料披露!重慶大轟炸“六五大隧道慘案”,為死難同胞默哀!

本報訊1941年6月5日18時18分,日本飛機24架分三批經湖北宜都、松滋等地突然夜襲重慶。在重慶市區上清寺、中三路、兩路口、大田灣、黃家埡口、觀音巖、神仙洞、七星崗、通遠門、巴縣中學、南岸彈子石、玄壇廟以及江北等地投下爆炸彈82枚、燃燒彈13枚,直到晚上23時27分才解除警報,日機空襲長達5個小時零9分鐘。

日本侵略者的飛機輪番轟炸重慶市,看那架勢大有要把重慶炸為平地的樣子。當時由於正是傍晚,進城的人和不屬於在該洞躲避的人,在發佈緊急警報後急不暇擇。於是就近躲避,該洞管理人員也沒有檢查核對憑證,儘量收容,致使四通八達的校場口一帶大隧道人數大量超過規定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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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這時該段大隧道的通風和發電設備雖已裝備完工,但是因國民黨防空司令部尚未辦理驗收手續,故發電機和通風機都沒有開動。

半小時之後,洞內呼吸困難,發生騷亂,油燈先後熄滅,人們大呼小叫,婦孺哭泣。這時日本飛機一批、二批、三批先後在空中盤旋,防護團奉命不準人們在緊急警報沒有解除之前出洞。

這時洞內的人想出來換換氣,拼命往外擠,而洞口的人為了躲避轟炸又拼命的往洞內鑽,軍警吹口哨、奏號也不頂用。人們擁擠中紛紛跌倒,互相踩踏,加之空氣缺乏,呼吸困難。因為當時沒有及時對市民進行有序的疏散,造成大量市民擁向公共防空洞(也就是十八梯大隧道)。

正由於管理隧道的憲兵及防護人員緊鎖柵門,不準隧道內的市民在敵機空襲期間出入隧道,因此,在隧道內長達10個小時的高溫和嚴重缺氧的情況下,躲避空襲的民眾因通風不暢被活活悶死,造成駭人聽聞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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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的情形。從這一篇報道中我們不難看出:(一)日本飛機轟炸重慶的狼子野心;(二)當時國民政府防空司令部的管理不善;(三)慌亂的群眾沒有組織人員做疏導工作。正因為如此,造成擁擠、踩踏、窒息大慘案。

《重慶文史資料》記載的“六·五”慘案

《重慶文史資料》第31輯上發表了當時重慶的《新民報》記者陳理源先生寫的回憶文章《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採訪記》。

這一篇文章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慘案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如何處理“六五“慘案的全部情況:

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國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發佈公告:“宣稱死亡461人,重傷291人”。但是,當時經歷過的目擊者認為,大隧道的死傷人數遠遠不止這些,國民政府防空司令部欺騙老百姓,致使民怨沸騰,輿論譁然。

就在第二天我們《新民報》派我親臨現場,我親眼看到屍骸累累並向附近居民瞭解情況後,深深感到防空司令部難免沒有“以多報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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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回到報社後便與《新民報》主持人陳銘德先生等談及此事。陳銘德在當時是“民意機關”重慶市臨時參議會的駐會委員之一,恰好該會根據各方面情況的反映,決定舉行駐會委員會議,討論這一慘案的有關問題,出席者有議長康心如,駐會委員陳銘德、溫少鶴、寧芷邨、漆中權、王鳴崗等。會議由康心如主持。

這次會議經過討論提出四點要求。

一是: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實情況,請市政府迅予查明,報告本會;二是:肇事責任究竟誰屬,應請政府嚴加懲辦;三是:請市政府嚴加註意,勿使今後再有此類事件發生;四是:善後辦法及死傷者撫卹,請政府從優辦理。

以此同時,當時一貫以關懷人民禍福為己任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辦的《新華日報》及時在6月7日進行了專題報道,並用大字標題謂:《前晚空前慘劇,各方極為重視,市參會請懲辦肇事者》。

但是,當時皖南事變的餘波尚存,國民黨當局對《新華日報》仍壓迫、摧殘不已,禁止它對此案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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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日報》忍無可忍,用刊登“本報啟事”的方式,於8日向讀者作了揭露和控訴:“關於防空洞慘案,6日本報遵命不作評論,而7日各報對此都發表意見,本報即撰寫時評一則,又奉命免登。特向讀者致歉!”

被當局控制較松的《新民報》,在陳銘德與總主筆羅承烈等的商議後,由羅承烈執筆撰寫社評發表,要求當局“查明真相,讓民眾不受矇蔽,使死者得以瞑目。”

國民政府對防空負責人的處理

重慶“六·五”慘案,給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和傷害,那麼國民政府對防空負責人是怎樣處理的呢?《新民報》記者陳理源的文章介紹說:

國民黨最高當局為平息民憤,命令將防空司令劉峙、副司令胡伯翰、重慶市市長吳國楨等“革職留任”,責成他們“一面趕辦救濟撫卹事宜,一面迅即改善防護設備。戴罪立功,以觀後效”。

並下令組織特種審查委員會,對死傷人數及原因進行審查,另外成立防空洞工程技術改進委員會、防空洞管理委員會,以改進防空洞設施及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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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會的成員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國民黨參政會主席團成員張伯苓、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康心如、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張厲生、行政院代理秘書長蔣廷黻、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監察院秘書長程滄波等七人,以吳鐵城、張伯苓、康心如等三人為主席團。防空洞工程技術改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陳立夫,副主任委員翁文灝、委員曾養甫、徐恩曾、顧毓輪、吳華甫、謝元模、孫越崎、章天鐸、蔡邦霖等八人。防空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谷正綱,委員有劉峙、陳訪先、賀國光、吳國楨、胡伯翰、唐毅、龐京周、梅貽林等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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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明造成慘案的主要原因,審查報告指出:“第一為事前的隧道工程設計與設備不良,其次為平時與臨時管理無方。防空工程之主管與防護最高負責機關,平時及臨時之配套指揮,不能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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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蔣介石就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免去劉峙所兼防空司令職務,另派重慶警備司令賀國光兼任防空司令;對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副處長謝元模,則給以“翫忽職務,著即撤職”的處分。所謂“懲辦肇事負責者”敷衍了事,不過如此而已!

各說不一的死亡人數

重慶“六五”慘案發生後,為了不擴大影響,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封鎖,當時輿論界和民間傳言,關於重慶“六·五”慘案中的死亡人數,各說不一。

當時一段時間內先後披露於報端的即有“死亡近萬人”、“死亡近千人”、“死亡萬餘人”等說法,社會傳言各說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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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6日,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國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發佈公告:“宣稱死亡461人,重傷291人”。

當時重慶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披露的死亡人數和防空司令部公佈的死亡人數基本相符。

據1941年6月29日的《商務日報》和《新蜀報》報道,死傷人數為2500人。

據1941年6月30日的《群眾週刊》、《解放日報》、《光明日報》等報道,死傷人數也是2500人。

而真正死傷多少人呢?據人民網報道: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中心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史料整理與研究”課題組公佈了首批死亡人數為635名,(文章標明是首批,說明還有二批、三批、四批等)同時公佈了重慶“六五”大隧道窒息慘案遇難者名單,詳細記錄了遇難者的姓名、籍貫和住址等。

除少數遇難者年齡不可考查外,公佈的名單中以年輕人居多,近40%的遇難者不到20歲,共246人。其中,有119名遇難者年齡在10歲以下。更讓人痛心的是24名遇難者僅1歲,18名遇難者才2歲。究竟死亡傷殘多少人當時根本無法統計,至今仍在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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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30日,《國民公報》的記者周本淵是這樣報道的:

本報訊6月5日9時許,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大隧道,市中區居民因無思想準備,聽到警報拉響後慌慌張張,又沒有單位組織及時疏散群眾。於是,群眾如潮水般地擁向公共防空大隧道中,洞內避難人數比往常增加了幾倍,達到萬餘人,洞內火爆擁擠。管理隧道口的憲兵及防護人員視避難群眾如囚徒,緊鎖柵門,不準隧道內的市民在空襲期間出入隧道。

在長達10小時的高溫和嚴重缺氧的情況下,除身處3個洞口較近的近百人得以出洞倖免於難外,其餘近萬名避難人員因窒息而死。大部分死者因窒息、擠壓,踩踏、衣服被撕爛,皮膚變成藍黑色,面目全非,慘不忍睹。造成了駭人聽聞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慘案。隧道內避難的市民死亡9992人,兒童為1151人,重傷者1510人,輕傷者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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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大慘案中的倖存者———幾位重慶百歲老人都說:

“反正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朝天門碼頭到處都是死屍……”

一位災難倖存者的描述

重慶“六·五”慘案中受輕傷者,不計其數。因為他們一出隧道忙於逃命回家,難免踩傷和擠傷,數量簡直無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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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受難未死者的來信

6月5日6點鐘,警報發出時,我在較場口,隨身帶有法幣4000餘元,天成美(商店)賬簿四本,進十八梯觀音巖防空洞避難。緊急警報拉響後,駐守之憲兵及防護團員將隧道大門鎖上。

第一批敵機投彈後,就覺得心中發慌,心臟好像往下墜,如患急病,很想喝水。即向外走去,但覺有人拉住,不能舉步,而仍立在原地。又過了一小時,心中更為發難、難過。

忽然有人呼喊救命,第一句聲音很高,第二句即轉低又細,然後寂然無聲。黑暗中總覺得有人在亂咬自己的手,而手多處受傷。洞內的人都擠臥在地下,好像昏昏沉沉睡下了。時而雙目流眼淚,口流清口水,時而心境清涼,唯恐已死,暫失知覺。

等到警報解除後,經過拉屍隊的人把我從石灰市洞口拉出,我還是毫無所知。後來忽然覺得一線光明,才知道自己還活著,同事聶先生、餘先生也還活著。於是我們就到附近炭鋪內去休息,等待到天明時慢慢回家。

但法幣與賬簿已丟失,目前精神不佳,腹內隱痛。聶先生與餘先生人雖未死,但身體浮腫,皮膚髮綠,生死難料,刻已下鄉調養也……

從這一封信不難看出受難民眾,因缺乏氧氣而遭受窒息的煎熬、在死亡線上痛苦掙扎的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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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抗戰期間重慶發生的大隧道慘案不止這一起,我們從史料上看見:1939年6月11日和1940年8月12日均已死傷了很多的平民百姓。但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封鎖,對人民和新聞界的呼籲充耳不聞,致使造成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這一場空前災難。

死難者屍體的處理

大慘案發生後對死者的屍體處理說法很多,當時曾有人發表文章說,“有的屍體被拋入長江中沖走”;“有的屍體被窖於市中區邊沿的朝天門下沙灘內掩埋”;“有的說堆在朝天門沙灘上發爛發臭”。而真正事實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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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案發生後,《新民報》的記者陳理源先生受報社之託,前去採訪大隧道慘案屍體處理情況。陳先生在《重慶文史資料》發表文章介紹說,他親自到放置集結待運屍體的朝天門港口碼頭採訪。親眼看到那淒涼悲慘的場景,不禁潸然淚下,激起人們對日本侵略者的切齒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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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將屍體拋入長江中和窖於在沙嘴的情況,陳理源先生說既沒有目睹也沒有耳聞。陳先生採訪瞭解到一部分屍體由死者家屬自行擇地安葬,其餘的全部屍體因家屬無力擇地或家在外區者,由重慶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運往長江北岸,地名叫黑石子的丘陵之間全部掩埋。

我們可想而知,當時的重慶人民被日本飛機轟炸後,親人已死,房屋毀壞,生活十分艱苦。當時為平民憤蔣介石與參議員一起前往肇事處視察,看望並慰問了死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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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對隧道死難家屬中的鰥寡孤獨、無人撫養者發放了賑金。老弱殘廢每人300元,失學幼孤每人200元,到9月7日止,重慶市共發放賑金11萬元。

愈炸愈勇——全民團結支持抗日

日軍的無差別轟炸原是想激起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沒想到,此舉激起的是對日軍的仇恨。正是這種仇恨,將軍民更緊密地團結在了一起。

抗戰時期,在重慶生活過的美國記者白修德在其《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寫道:“1939年至1941年,重慶的脈搏裡跳動著戰時全民族的力量……使重慶成為偉大而把各種各樣參差不齊的男女融合成為一個社會的是大轟炸。

一位曾參加重慶大轟炸的日本大本營參謀松前未曾雄戰後回憶:“靠轟炸粉碎重慶政權的抗戰意志,不那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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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重慶幾乎是個不設防的城市,高射炮很少,雷達也沒有,幾乎沒有任何可對抗空襲的裝備。重慶的房屋是木質的,日軍開始轟炸後,不少主要街道房屋被燒為灰燼。很快,聰明的重慶人掌握了利用城內崖石間大山洞防空襲的技巧。

日軍採用疲勞戰術,飛機一撥撥輪番轟炸,間隔時間往往不足6小時,跑警報成了市民生活的常態,最嚴重的一次,警報連續響了7天7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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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日軍的瘋狂轟炸,重慶人民沒有退卻。為生產抗戰急需物質,很多工廠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敵軍飛機在天上盤旋,地下工廠照樣生產。廠房被炸了,就在山洞、隧道里建臨時廠房。遭到不同程度轟炸的重慶各大報館,一面向郊區疏散,一面響應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要求,參加《重慶各報聯合版》,在日機狂轟濫炸下堅持出版報紙

《抗戰時期陪都體育史料》載,在重慶住了3個月、遭受了40多次轟炸的林無雙在“重慶觀感”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奇怪的是,戰爭在拖下去,中國的士氣卻越來越高,當收復一些城池,空襲後,就有提燈會和遊行來慶祝。端午節,照樣有成千的人觀看龍船比賽,市民依然舉行慶祝,照樣生活著。孩子們在解除警報後,立即拿起書包到學校去,夜襲以後,人們又在第二天6點或7點起床工作,還有的孕婦在防空洞裡生產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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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日機轟炸的重慶人民,全民奮起支持抗日。1939年3月,中國空軍出版社發起義賣購買義賣號飛機充實國防。當月,重慶各界獻金170多萬元。之後的1940年,重慶還發起籌獻劇人號、記者號、中學生號等一元獻機運動。1940年,全國春禮勞軍運動,重慶市民踴躍捐款,先後獻代金60多萬元,並有大量禮品,其他各省市共獻代金僅20多萬,重慶佔了全國總數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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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新華日報和中央日報載,患難中,重慶各界人民親如兄弟姊妹,團結互助。“偏街小巷,電線有未及修復者,家家門口點有太平燈,便利行人。”“過去本地居民對外省籍難胞還有認識上的芥蒂,經過敵機疲勞轟炸後,深感風雨同舟,甘苦與共的珍貴,畛域之見即自然消除了。”

英雄之城——感動不少外國政要

重慶大轟炸給重慶帶來巨大災難,重慶人民的英勇反抗,不僅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重要作用,也擴大了中國抗戰在國際上的影響,大大提高了重慶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重慶由一個僻處內陸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躍成為與倫敦、莫斯科、華盛頓三大城市相提並論的國際名城。堅忍不拔、愈炸愈勇的英雄城市,感動了不少外國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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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15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對英國民眾發表廣播演說,盛讚重慶的偉大:自日本開始進侵中國,迄今已有五載……中國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徵中國不屈不撓的意志和決心之重慶,乃成為全世界各地家喻戶曉之一名詞。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慶乃聯合國家所有振奮精神之象徵;為獨裁者而言,重慶乃無數民眾甘冒危險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縛之象徵。重慶直可與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較而無愧色,重慶之應成為世界理想中之一項事物,實足無異。

1942年7月7日,中國抗戰五週年紀念日,英國首相丘吉爾代表英國政府和人民致電重慶人民:五年中有四個寒暑,中國實際上是單獨抵抗侵略,單憑著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對抗侵略者的軍隊飛機的進攻。中國沒有強有力的海軍和空軍,可是它卻經歷了足有五十個敦刻爾克而仍然堅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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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20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抵渝,羅斯福總統特地委託其攜帶一幅精美卷軸贈與重慶人民,內書頌詞,對重慶人民在大轟炸中表現出的堅毅極盡讚譽之辭:我謹以美國人民的名義,向重慶市贈送這一書卷,以表達我們對英勇的重慶市男女老幼的讚美之情。在空襲的恐怖中,甚至在這種恐怖尚未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裡,重慶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現出沉著和不可征服的氣概。你們的這種表現,自豪地證明了,恐怖手段決不能摧折決心為自由戰鬥的人民的意志。你們對自由事業的忠貞不渝,必將激起未來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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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重慶大轟炸紀念日

向重慶大轟炸戰死沙場的烈士

慘遭日軍殘害的無辜同胞

致敬!致哀!

銘記歷史,吾輩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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