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將神話和現實擰在一起，想要討論的依然是權威與個體、國家與自由、傳統與現代乃至世俗與宗教——這些始終撕扯著土耳其的問題。他強化小說裡父親角色的權威、專斷，是因為他發現，他的國家越來越專制。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
帕慕克的最新小說《紅髮女人》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受土耳其人歡迎的一部。
土耳其語版本的《紅髮女人》自2016年發行以來，銷售已經超過40萬冊。帕慕克的朋友對他開玩笑，說它之所以最暢銷，是因為又薄又便宜。這麼說也不無道理，它確實短小、緊湊、好讀，10餘萬字的篇幅和他上一部小說《我腦袋裡的怪東西》相比，體量差不多隻有其三分之一。所以，帕慕克欣然接受了這些玩笑話。不過，他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告訴我們，或許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他的作品不再像以往大多數時候那樣，講述上層中產階級的故事，而是關於普通的、工薪階層的土耳其人，關於那些更保守的人，以及從安納托利亞遷移到伊斯坦布爾的人。
這本書，帕慕克是從兩個挖井人的故事講起的。他多次談到創作的緣起，當時是1988年夏天，他正在伊斯坦布爾的王子群島上寫作《黑書》的最後一部分，在他房子旁邊的土地上，一個挖井人和他的徒弟正在使用古老的手工挖井的方式勞作。這是一種從2000年前的拜占庭時期就開始使用的方法。當人們開始使用機器，只用三個小時，就可以達到這種手工挖井三五個星期才能到達的深度。
“我一邊寫作，他們一邊挖掘，他們比我快樂得多、有效率得多，他們知道目標在哪兒。”出於作家的本能，帕慕克對這對挖井人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於是開始觀察：他們每天早上四五點鐘就會起來生火做飯，然後進入工作，便攜式電視機幾乎提供著唯一的娛樂，偶爾他們也會去市中心，但待不了多久就會回來，晚上早早入睡。一次，挖井師傅告訴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西郊，一個僱主僱他去打井。那片土地乾旱貧瘠，在那裡找到水，就等同於找到寶藏。然而他最終沒有找到。後來，帕慕克把這些故事和細節都寫進了書裡。
挖井師徒之間的關係讓帕慕克著迷。在幹活時，中年挖井師傅經常用一種非常有力的、帶有威嚴的聲音發出怒吼，責罵徒弟，而當他們一起看電視、吃飯時，師傅卻完全像變了一個人，會非常溫柔地關心徒弟，你餓了嗎？你要放姜嗎？兩種截然不同的畫面讓帕慕克難忘。相比之下，帕慕克自己的父親完全不同，他從不罵他，與他平等相處，但同時，他也從未有過那樣的噓寒問暖，常常不在身邊，甚至不清楚他在學校讀哪個年級。專斷的父親與開明的父親，這種對比一直盤旋在帕慕克的頭腦之中。
準備寫《我的名字叫紅》時，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及10世紀波斯詩人菲爾多西的《列王紀》中魯斯塔姆與蘇赫拉布的故事又引起了帕慕克的注意。這兩個來自不同文明的神話故事，前者是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殺死了自己的父親，後者是沒見過父親的蘇赫拉布被父親魯斯塔姆殺死。“弒父”與“殺子”的鏡像關係背後，是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差異。
很多年過去後，帕慕克發現，這兩個神話和挖井人的故事在他的腦子裡慢慢融合在了一起。2013年，他決定寫作《紅髮女人》，他在挖井師徒找水的故事中不失時機地嵌入了俄狄浦斯和蘇赫拉布的神話，使它們既是書中人物閱讀、追尋的故事，表演的劇本，同時也是他們無法逃脫的命運的藍本。“生活在重複傳說。”他在書裡這樣寫道。
帕慕克已經不是第一次對古代的故事進行重述和改寫，《我的名字叫紅》就曾這樣做。他相信土耳其需要接受西方的價值，但他並不贊成土耳其的“健忘”，不贊成去忘記與伊斯蘭教相關的傳統，尤其是文化上的經典。比如那些古老的傳說，與西化進程並不衝突，可是它們卻依然被土耳其人拋棄。
帕慕克說，如果你去問一個土耳其人“蘇赫拉布是誰？”，他大概已經回答不上來了。可是，如果你給土耳其人講蘇赫拉布和魯斯塔姆的故事，他們一定會說：“哦！我在電影裡看過這樣的情節！”這就是說，這些看似被遺忘的古老的文化，實際已經根植在土耳其人的潛意識之中。帕慕克想要做的，是通過自己的重新講述，發掘其中新的感覺和意義。在這個過程中，他或多或少會去除一些宗教的、專制的、保守的因素，更新它們的面貌，使這些故事更加具有現代性。
《紅髮女人》是一個充滿隱喻的故事。當帕慕克將神話和現實擰在一起，並用很快的節奏討論父子關係時，實際上，他想要討論的依然是權威與個體、國家與自由、傳統與現代乃至世俗與宗教——這些始終撕扯著土耳其的問題。他在小說裡強化挖井師傅權威、專斷的一面，因為他發現，他的國家越來越專制。他認為，“我們的人民依然選擇現在的統治者，投票給他，儘管他們知道他是一個獨裁者。這或許是因為，人們選擇了跟隨挖井師傅一起‘找水’，也就是說，更關注經濟的發展。當然，與此同時，他也會殺死自己的兒子”。
帕慕克定位自己並不是一個特別政治化的人，但當2015年，保守派領袖埃爾多安當選土耳其總統，使國家的言論和思想自由越發受限時，他的憤怒使他必須發言。當年11月，土耳其《共和報》的主編鄧達爾和該報駐安卡拉代表居爾就因一篇有關土耳其政府涉嫌向敘利亞反對派走私武器的報道，而被定以洩露機密罪被土耳其官方拘捕。帕慕克當即公開表示：“我曾說，我們只談文學（不談政治），但這是不可能的了”；“當鄧達爾入獄的時候，我做不到自己坐著寫小說”。
在接受本刊專訪時，他又一次談道：“許多小說家、記者都被關進了監獄，土耳其的民主狀況不斷惡化、不斷被壓縮，我感到了這種（談論政治的）責任。”作為為數不多的在國際上有名的土耳其人，他認為自己無法逃避。2002年，他曾出版過一部政治小說《雪》，當時在土耳其國內遭到集會抗議，小說被從圖書館清走焚燬。此後，他曾說自己不想再寫第二部政治小說了。可他的想法又改變了。“這種責任感，也同時在殺死我體內那個貪玩的、視寫作為遊戲的小男孩。”言外之意，我們無法脫離政治語境去解讀這部《紅髮女人》，就像德國劇作家貝爾託·布萊希特所說：“當他們問起你的政治觀點時，不要給讀者看你的黨牌，而是看你的作品。”
書中的前兩部分已經對故事主體完成講述，但帕慕剋意猶未盡，“感覺就好像，我已經做完了所有的家庭作業，但是還缺點兒什麼”。於是，他展開了第三部分，從女性視角，也就是“紅髮女人”的視角重新出發講述，將整個小說裡外顛倒。
在西方，或在土耳其，紅頭髮被賦予的特質大多是負面的，憤怒、強大、難以控制，具有破壞性、毀滅性的力量等等。土耳其幾乎沒有人天生紅髮，所以，如果一個土耳其女人頂著一頭紅色的頭髮，幾乎可以斷定，她是出於自己的選擇把頭髮染成了紅色。這是一種對社會規則的挑戰，意味著她更加自由、開化，想要彰顯自己。
這本書中的紅髮女人，是一個流動劇團的演員。雖然帕慕克在討論父子關係，但實際上，是這個女人的力量發動了小說的核心事件。在上一部小說《我腦袋裡的怪東西》中，帕慕克筆下的女性人物都是土耳其社會中的典型女性，她們被宗教、社會、傳統，特別是被大男子主義的男人所壓制。“紅髮女人”有意識地打破了人們對於土耳其女性的刻板印象，帕慕克想要說的是，即便環境中充滿壓制，並不意味她們不會反抗。他告訴本刊，雖然土耳其是一個限制言論自由的國家——如果你指責政府，可能會陷入麻煩，但如果你譴責壓迫女性的那些現象，為女性說話，沒有人能對你不利。所以，土耳其的政治狀況或許也無形中鼓勵了媒體上對於女性受到壓迫的報道。
“兩種矛盾的聲音 總在我體內並存”
《紅髮女人》已經在全球被翻譯成45種語言，中文版出版後不久，帕慕克接受了本刊的專訪。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這部小說裡對比了俄狄浦斯和蘇赫拉布的故事，對此你有什麼結論？
帕慕克：我喜歡給出文學性的回答而不是概念性的回答。讀者需要自己讀這本書，然後得出他們的結論。
三聯生活週刊：書中有一段寫道，繪畫文化和傳統更加廣泛和豐富的歐洲，竟然沒有任何描繪俄狄浦斯弒父或與母同榻等最關鍵場景的畫作。但是在作畫和賞畫活動都寥寥無幾，大多數時候甚至被禁止的伊斯蘭國家，魯斯塔姆殺死兒子的場面卻無數次被激情描繪，你認為，這是為什麼？
帕慕克：伊斯蘭傳統中，畫家如此熱心於描繪魯斯塔姆殺死蘇赫拉布的場景，是因為他們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意識到父親殺死兒子的這個場景包含了某種合法性。
三聯生活週刊：你不止一次談到過土耳其人對神話、傳統的遺忘，你怎麼看待這種遺忘，它存在兩面性嗎？
帕慕克：正如日本人和俄國人，在20世紀早期，我們土耳其人決定變得西化，因為西方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如此強大，日本、俄國、奧斯曼帝國不得不模仿他們。不過，我們土耳其人似乎更加“健忘”，我們忘記了那些與伊斯蘭教相關的傳統。在政府的、官方的指引下，在共和國早期，這些傳統被迅速拋棄了。我是不贊成這一點的。我不是說我不贊成西化，我非常相信土耳其也需要接受西方的價值觀，比如精英主義、人權、言論自由、尊重少數族裔，然而，對於那些文化上的傳統，那些古老的傳說故事，我認為你不是非得忘記這些不可。這些文化經典與西方化的進程並不矛盾。這就是我的觀點。但是共和國早期的政治家都主張我們要全盤地忘記傳統，忘記過去，從而最快速地實現西化。我卻相信，西化的過程，也可以通過重新理解、重新講述傳統來完成。所以我在《我的名字叫紅》和《紅髮女人》裡這麼做了，我改寫了古代的故事，發掘其中新的感覺、新的意義。事實上，可能人們最終根本也沒法遺忘。當我問一個土耳其人“蘇赫拉布是誰？”，他可能說他不知道，但是他會跟你說：哦，我在電影裡看過類似的情節！這就是因為，那些古代的故事，比如《一千零一夜》和《列王紀》，會以各種變形、偽裝的形式，重新出現在現代的故事中。
三聯生活週刊：你是何時意識到土耳其自身傳統的重要性的？
三聯生活週刊：在這部書裡，“紅髮女人”這個角色在其他幾個男性角色的生命中處於什麼位置？她所代表的那類土耳其女性，又在土耳其社會扮演什麼角色？
帕慕克：在西方，“紅髮女人”的意義是，她是一個神秘的女人，一個憤怒的女人，她非常難以控制，具有破壞性的、毀滅性的力量。在土耳其語境裡也是這樣。不過，在土耳其，我很難看到天生紅髮的人。如果一個女人有紅頭髮，那是因為她自己把頭髮染成了紅色。所以，這種紅頭髮的意涵，或許和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詩歌、莎士比亞的戲劇略有不同。土耳其女人是紅髮，可能意味著這個女人是演員，或者她更加自由、開化，或者她想要彰顯自己，變得與眾不同，又或者，男人認為，這暗示著她更加輕浮、更容易被搞到手。而她染成紅頭髮，意味著她主動選擇成為這樣，她通過這種方式，挑戰了社會規則。這就是我想要在書裡傳達的信息。
三聯生活週刊：我感興趣的是近年來的情況，你認為，在今天，這些“紅髮女人”在土耳其處境如何？情況是否和幾十年前有所變化？
帕慕克：變化不太大。我不認為女性的處境在根本上有所改變。當然，我們國家的女性變得更加強大了，但是這種變化不會在短時間內完成，只會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取得緩慢進步。我很高興看到的是歐美世界掀起了“#MeToo”運動。在土耳其也一樣，有一些女性站出來為女性權益發聲。這或許也是因為，在這樣一個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的國家，如果你指責政府，你可能會陷入麻煩，但如果你譴責壓迫女性的那些現象，為女性說話，沒有人能對你不利。所以，土耳其的政治狀況或許也無形中鼓勵了媒體上對於女性受到壓迫的報道。
三聯生活週刊：你曾經說自己要做一個女性主義者，這個想法最初從何而來？一個男作家從女性視角出發，這對你來說容易嗎？
帕慕克：我如何可以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如你所說，這包含著某種反諷。很不幸的是，我也是一個典型的土耳其男人，有著土耳其男人所擁有的許多偏見——也許很多人根本意識不到那些想法是一種偏見。然而，另一方面，當我在為我的寫作做調查時，特別是在寫《我腦袋裡的怪東西》的時候，我深刻地瞭解到了土耳其女性的生存狀況。所以，我不認為，作為一個男性，我便不能成為女性主義者。而且，有時我有意地從女性視角來寫作。讓我來告訴你一些數字：在土耳其，65%的財產被登記在男性的名下，這已經足以讓人憤怒了。
三聯生活週刊：你曾經談到，受壓迫的土耳其女性是會反抗的，她們依靠的是幽默、憤怒和故事的力量。在談到土耳其政治的時候，你又說，面對當下的土耳其不要失去幽默感。這兩種幽默是一樣的嗎？能不能談一談你所理解的幽默？
帕慕克：我從小和母親在一起生活，我母親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她們是三姐妹——在《我腦袋裡的怪東西》裡，我也同樣寫了三姐妹。我記得，我母親和我的姨媽們見面時，總是在一起嘲笑她們的丈夫，針對他們的行為舉止開玩笑，抱怨他們，說一些絕不會對男人們說的話。她們的談話總是充滿了玩笑。所以我認為，儘管在我的國家，女人們受到更多的壓制，但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把她們描繪成千篇一律的、刻板的印象，不意味著她們不會反擊。譬如丈夫可能會跟這些女人說“不要出門”，而她們會問“難道我也不能出門去花園了嗎？”所以我喜歡文學，因為憑藉語言的力量，你總能在較量中為自己獲得一些優勢。
三聯生活週刊：“紅髮女人”的身份是一個戲劇演員，你在大量小說中都曾寫到過戲劇、劇團，對你個人，以及對土耳其社會而言，是否有特殊意義？
帕慕克：對，如你所說，我在很多小說中都寫到了流動的劇團，帳篷劇團，和那種官方的劇團截然不同。這是人民的劇團，事實上它是一種來自古代的藝術。對於這種藝術，你甚至不需要一個舞臺，你所需要的也許就是一個茶館，一群人，某個人開始講述一個故事，這就是中世紀戲劇藝術的起源。這個人講故事，模仿各種人，以不同的聲音表現不同的角色，一個故事就開始了。
到了現代的帳篷劇場裡，人們採用這種形式，講述一些半是情色內容、半是惡作劇的故事，並模仿和取笑廣播、電視上的廣告。我小時候見過這樣的劇團，並且為此著迷。這些劇場裡充滿古老的神話傳說。我非常喜歡這種帳篷劇場的形式，它和莎士比亞經典戲劇形式非常不同，它是一種神奇的大雜燴，充滿了反諷和顛覆性，它包含了粗俗的語言、性、玩笑等等，所有的觀眾都會發笑。通過這種方式，帳篷劇場表達了對於政府、對於權力的嘲諷，而且這些表演同時也非常切中要害。他們也可能改編古代的傳說，為它們賦予現代意義，使之重新具有啟發性。
三聯生活週刊：土耳其《共和報》的主編因為一篇報道入獄時，你說自己不能再只談文學了，這意味著你會在寫作上做出什麼改變嗎？
帕慕克：我不是一個特別政治化的人。但是，我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60多種語言，《紅髮女人》已被翻譯成45種語言，作為一個有名的作家，一個獲諾貝爾獎的作家，人們總是會問你有關土耳其政局的問題。許多小說家、記者都被關進了監獄，土耳其的民主狀況不斷惡化、不斷被壓縮，我感到了這種（談論政治的）責任。我多少感到不得不這麼做，因為我是為數不多的在國際上有名的土耳其人。然而，這種責任感，也同時在殺死我體內那個貪玩的、視寫作為遊戲的小男孩。但是我也為現狀感到憤怒，我必須發言。因此對於這個問題，很難有單面的答案，兩種矛盾的聲音總是在我體內並存。我曾說，寫過《雪》之後，我再也不想寫第二部政治小說了，可是過了不久我就改變了想法，雖然我不喜歡這種在政治上發言的責任，但是我不能逃避。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書的結尾給讀者設置了疑問——書中的故事到底是主人公傑姆講述的，還是他的兒子恩維爾？你願意給出答案嗎？這種敘事安排，是否也包含了你對父子關係的理解？你是怎麼看待這父子三代的？
帕慕克：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我想給你舉一個例子，來自我更早期的一部作品《白色城堡》，這是關於一個基督徒被土耳其人俘虜，變成奴隸的故事。在書的結尾，他們互換了身份。然而，這本書會讓你思考，他們是否真的交換了位置？或者，這整個就是一個幻覺？有趣的是，對這個問題，沒有唯一的答案。所以對於你的問題，我也不能做出唯一的解釋。我寫書，但是我不闡釋它們。
關於我如何看待這三個人物的問題，我想，他們對我來說都非常重要，因為他們都對身份的問題做出了回應。他們都努力想弄清，自身性格的來源——土耳其性、奧斯曼性，以及歐洲的、現代的價值。他們三個人，每人都有一個獨立的、與他人不同的立場，這就是我覺得每個人都很重要的原因。
三聯生活週刊：挖井人的工作決定了師傅一定要和學徒建立一種堅固的信任關係，否則很有可能發生被拋棄在井底之類的事，簡直性命攸關。但為什麼書中的師傅每一次打井都要臨時找徒弟，而沒有一段長久穩固的師徒關係？
帕慕克：在現代時期，學徒會迅速離開你。在古代，手藝人和畫家可能會嚴苛地對待他們的學徒，那時，人性還沒有得到啟蒙，按照現代的標準來看，每個人並不是“自由”的，如果你生在一個手藝人家庭，那麼你基本上一定會成為手藝人，你會跟隨你父親所做的事情。這就是中世紀的傳統。
因為現代技術的發展，許多傳統的勞動都已經消亡了。如果，古代的手藝人不會逃跑，那是因為師傅會打罵、威嚇徒弟，而徒弟也無處可逃。但是今天，很多徒弟不會再長期留在師傅身邊了。這種古代和現代的對比也是我喜歡的主題之一。你的提問很好，它觸發了我的這段思索。
三聯生活週刊：對比你個人的經歷會讓人忍不住猜想，書中主人公是不是你的另一重人生軌跡。你想象過自己沒有從事寫作，而是繼續學建築之後的人生嗎？
帕慕克：我告訴自己，如果我成為一名建築師，我的生活將會更加無趣。有時，我後悔的是我沒有堅持畫畫。而過去10年間，我又重拾繪畫的愛好。最近，我正打算出一本結合了我的繪畫和文字的書。我正在計劃這件事。我停止了學習建築專業，這並不讓我後悔。不過，我確實有時會設想，啊，如果我成為了建築師會怎麼樣？我想我可能會不太快樂，因為建築師必須學會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和政府、商人、有錢人打交道，而我不是一個很擅長社交的人。只有我一個人待在房間裡，關起門來，面對文字和色彩，才會取得成功。
三聯生活週刊：聽說這部小說在土耳其非常暢銷（遠遠超過你以往的作品），你認為其中的原因是什麼？能不能說說，你以往那些我們熟悉的作品在不同國家中有怎樣不同的境遇？
帕慕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知道，《我的名字叫紅》在中國最受歡迎，但在土耳其不是。《雪》是我在美國最受歡迎的作品，但是土耳其不是這樣。在土耳其，最受歡迎的就是《紅髮女人》和《我腦袋裡的怪東西》。我的出版人告訴我，這是因為，我最近的這兩部書都是關於普通的、工薪階層的土耳其人，關於那些更保守的人，以及從安納托利亞遷移到伊斯坦布爾的人。而我更早的作品，大多是關於那些上層中產階級的。在西班牙，最受歡迎的作品是《伊斯坦布爾》，這可能是因為我當時得了諾貝爾獎，而當時在西班牙，只有這部作品還能買到。所以我很開心，不像納博科夫，雖然他寫了很多書，但是人們只讀《洛麗塔》。
（本文刊發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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