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写字台里，放着一些杂物，妻子让我有空把它整理一下。那天外面飘着霏霏细雨，闲来无事，我打开抽屉，里面尽是些杂七杂八的小物件，有过期的药品、名片，还有一些废弃的塑料袋，也不知装了些什么。我打开了其中一袋，这是父亲留下的东西：几张老照片，还有一些证明材料。忽然中间掉落了一张红色证件，捡起一看，封面上印着“光荣群师证”五个金色的大字，这是60年前平望镇扫盲协会颁发给父亲的。翻开证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教人识字、无上光荣”八个字，父亲一生助人为乐，这也是他的做人准则。看见这张证件，我如同看见了老父亲一般，瞬间悲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爸爸！”我忘情地叫出了一声爸爸，情不自禁想起了老父亲生前的历历往事。
《光荣群师证》
我的父亲是平凡的。但是他平凡中又蕴藏着不平常，对儿女的那份爱永刻在我们的心里，任凭时光的冲蚀仍不减丝毫。他的一生是勤劳俭朴的一生，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他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多么的不容易。为了让我们能吃饱穿暖，父亲总是起早贪黑，白天在单位干活，晚上常常帮助家里干家务，自已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是他的真实写照。微薄的工资都供我们兄弟姐妹上学。这些都是父亲用他的脊梁为我们铺平了人生的路。我用“父恩如山”“父情似海”来形容父亲的恩情一点也不夸张。
父亲的一生也是艰苦的一生。他生于1918年9月8日。11岁时，因家中贫困，中止了学业。后托人介绍，去盛泽寿康药店当了学徒，父亲幼弱的身躯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沉重的负担。在药店里他没少受苦，平日里要伺候老板师傅，泡茶、打洗脸洗脚水、搞卫生等等，稍不如意就要挨打、罚跪，一年多的学徒生涯受尽了折磨，后来还因为生病被狠心的老板赶出了店门。回到黎里后，他进了源兴油坊当学徒，有了药店当学徒的经历，而且手脚勤快，他很快站稳了脚跟，业务也越发娴熟。因为读过几年书，一点就通，老板又看他人比较老实，就让他司账。而这一干就是近二十年，他的一生也就和账簿和会计联系在了一起。
在源兴油坊期间，父亲和母亲汝蕴玉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结婚了，并有了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哥王达钧。在初为人父的幸福中，父亲的压力也在增加，他不仅要抚养幼子，而且上面还有体弱多病、无劳动能力的祖母。接下来二哥王达明，大姐王穗珠、二姐王桂珠的出生，这种压力只有增加，不见减弱。无奈之下母亲在家照顾儿女的同时，摆了个地摊，虽说利润微薄，但总能贴补点家用。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当时的家虽然穷困，但父慈母爱，兄弟姐妹之间却其乐融融。唯一遗憾的是迫于生计，母亲只能将四姐沈琴华给了亲戚家领养，六姐吴爱英也送了人。
解放后父亲工作的源兴油坊收归了合作社，父亲的身份也由油坊司账转变为黎里国营油厂的保管员，后受上级调动去了芦墟供销社、粮库。1957年8月，他又调动去了平望国营第二饲料厂，而这张父亲珍贵的《光荣群师证》正是颁发于期间。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严峻的现实是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学龄儿童入学率也仅占20%。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一个根本问题。因此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将教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开始。
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扫盲运动。
随着新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对人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借社会主义改造的春风来扫除文盲。于是，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再次成为全国工作的重点。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扫盲高潮。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而父亲参与的则是第三次扫盲运动——1958年《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等口号迅速响彻全国，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此时的父亲通过自学已有了初中文化水平，在党的号召下，他受平望职工业余学校之邀，担任了学校的扫盲老师。这段时间是艰辛的，也是快乐的。父亲白天要上班，他抓紧空余时间，备课做准备，晚上则在学校教学，每天都很晚回宿舍，回家的次数也少了。扫盲的学生都是一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工人和农民，平时白天他们也在上班，回家也忙于家务，匆匆忙忙来上课，白天没时间温习，所以往往是今天教，明天忘，效果并不理想。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教，一个月下来，人都瘦了十多斤，嗓子都沙哑了。付出总有回报，父亲参与的扫盲班有近百人成功脱盲，平望镇扫盲协会特为表彰父亲等优秀扫盲教师，颁发了《光荣群师证》。听母亲说，父亲对这张证书特别宝贵，珍藏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平时不示于人。在他的心里，肯定为自已能帮助这么多人学习文化、改变命运而感到自豪。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这其中也有父亲的一份功劳。
人生总是曲折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父亲也由黎里粮管所的保管员下放到了黎里先丰大队第三生产队，此时的父亲已是50多的年纪了，在生产队里，他仍冲在前面，帮助乡亲们改善生活，还带头搞起了蘑菇种植。文革结束，父亲又回到了黎里油米厂的出纳岗位。而此时的王家已渡过了最艰辛的时期，儿女们都相继结婚，有了自已的家庭，儿孙满堂，父亲尽享天伦之乐。此时的父亲是幸福的。
1978年1月8日，父亲因肝病去世，离他退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却等不到享受幸福晚年的一天，匆匆走了。回顾父亲的一生，没有太大的波折，也没有显要的成绩，我眼里的父亲就是一位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和对子女充满爱心的慈父，我有很多话想和父亲说说，但是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深情地凝望着那张红色的《光荣群师证》，心里在默默祝愿：祝愿他老人家在天堂一切安好！
备注：
王达康口述，陈良整理。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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