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悬了！
美国东部时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长达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这对多个关键零部件均依赖美国供货商的中兴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以致连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也坦承，“这样的制裁将使公司立即进入休克状态。”
就在中兴内部哀鸿一片时，4月18日晚，一张照片却在中兴员工朋友圈疯传：照片中，2016年已经退休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出现在深圳机场，正重出江湖与美方斡旋。
对于侯为贵的复出，外界的评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作为曾经率领中兴走向辉煌的他此时能够站出来，无疑能在中兴内部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另一派则从务实的角度看，侯为贵此时能起的实际作用有限。况且，中兴今天受制于人的局面，某种层面来讲也是由他一手造成。
侯为贵一路从技术工人做起，一手创办了中兴，凭借自己的稳重的风格与精确的判断，与任正非的华为“杀”得难解难分，甚至一度借CDMA和小灵通两次契机力压老对手。但从本质上来讲，侯为贵不像任正非那样，是一个充满“狼性”的人。相反，他给身边人的印象是“儒雅，谦逊，踏实，书卷气较重，有长者的和蔼可亲”，处理事情强调经验，处理关系讲究均衡，不轻易冒险，很少有过激行为。“
侯为贵的这种性格也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影响着中兴的战略制定，他曾坦言自己跟踪考察过很多东西，但从不敢轻易下手，一定要看到机会够大才考虑布局，否则就会放弃。这种“保守”在面对CDMA和小灵通的时势下是一种正确决定，但当时势有变，这种“保守”或许也会埋下无穷的隐患。比如中兴的芯片研发。
中兴其实是有过拥有自己芯片的机会。早在创立之初，中兴就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立中兴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并在全亚洲最先开始了3G手机基带芯片研发，其技术和投入都要大于当时国内的其它同行。中兴官方资料显示，2000年，中兴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还作为参与单位之一承担了“909”工程。该工程是20世纪90年代第九个五年计划之中，国家发展微电子产业重点工程的简称，投资总额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集成电路项目投资的总和，达到100亿元。
但就是这样一个重点项目，到后来却被侯为贵放弃了，研发团队也就此解散，很多技术骨干转投了华为等竞争对手。
无论如何，4月16日，美国商务部重启了对中兴的制裁。由于多个关键零部件均依赖美国供应商的进口，制裁将对中兴的产品开发、规划、制造、销售各环节造成难以想象的打击，以至于中兴董事长殷一民不得不疾呼：八万中兴人，请坚守岗位，这是对公司最大的支持。
就在所有人都眼看着中兴的一只脚已踏出了悬崖时，侯为贵站了出来。
虽然就因果来看，中兴此次被制裁跟侯为贵并没有直接联系，他大可不必在退休之后再趟这滩浑水；从务实来说，就算侯为贵再次出山斡旋，可能也起不到太多实质性的作用，但此时这样一个一手创办了中兴的灵魂人物站出来，对中兴上下来说无疑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所起的精神作用是无法量化的。
果然，在4月18日侯为贵再次出山的照片刷遍网络后，4月20日，中兴的回应相比此前强硬了许多。是日中兴通讯在深圳总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殷一民虽坦承制裁会“使公司立即进入休克状态”，但他同时也指责美国政府的制裁是“将细微的问题无限扩大化”。他特别强调，中兴通讯反对美国商务部做出的处罚，更反对把贸易问题政治化，公司将通过一切法律允许的手段来解决制裁问题，也会采取各种措施，尽最大努力维护员工和股东的利益，履行对客户和合作伙伴的责任。
而据媒体报道，事件现在或许有了一线转机：美国商务部某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官方现已批准中兴通讯为自身提供更多信息的请求。该官员称，根据官方规定，中兴通讯并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但美国官方同意随后通过非正式程序接受这些证据。
没有人能知道这次转机的背后，侯为贵贡献的那份力量能占多大比重，但理性地看，就算侯为贵这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中兴的“救世主”。因为属于侯为贵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兴只有继承他留下的优秀基因，舍去他埋下的种种不足，才有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对得起这位前后为中兴贡献数十载光阴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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