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中的教授”,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却成为清华“四大导师”

在历史上我国出现我好多文化名人,每一个人都有他发光的地方,令人敬佩的一面。

1924年10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始筹建。但在最为关键的导师聘请问题上却是一波三折。

胡适力荐的梁启超和王国维,在国学院筹备处主任的吴宓的恳请下,顺利接下聘书。哈佛博士赵元任当时即在清华任教,聘任亦很顺利。

然而,国学大师章太炎对聘请坚辞不就。这使得国学院必须再寻找一位博学多识,且“脚踏中西文化”的导师。

“教授中的教授”,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却成为清华“四大导师”

吴宓

就在曹云祥为此头疼的时候,吴宓想到了自己在哈佛读书时的同窗——正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

世家子弟

陈寅恪出身于清末洋务派世宦之家。

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能吏,因足智多谋、踏实能干被曾国藩看重,后官至湖南巡抚。

陈宝箴因经历鸦片战争,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有切肤之痛,因而成为清末维新派的骨干。他在湖南任上实施新政改革,成就斐然,用孙子陈寅恪的话说就是——“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

父亲陈三立是清末诗文名家,且曾在考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后,全力协助陈宝箴在湖南实施新政,有“维新四公子”之美称。

戊戌变法失败后,被罢官的陈三立用心之学,开办新式小学——思易学堂,受到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赞赏。

受祖辈父辈的影响,陈寅恪自幼习读四书五经,能熟练地背诵《十三经》,且精通古今典籍。在自家的学堂里,他又接受了新式教育,学习英语、音乐绘画等现代教育课程。这使得陈寅恪不仅拥有了坚实的国学功底,又具有开放的思维,不拘泥于一方之学。

什么没有光彩照人的学历

“教授中的教授”,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却成为清华“四大导师”

陈寅恪

1902年,年仅13岁的陈寅恪即跟随哥哥陈衡恪到日本学习。

回国后,陈寅恪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读书。

1909年毕业后,陈寅恪获得官费留学的资格,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外游学之路。

在到清华国学院任教前,陈寅恪曾先后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学习深造。

这期间,陈寅恪一门心思吸收西方科学治学之法,跟随西方著名古文字学家吕德斯,长时间艰苦研究古文字学和梵文。这使得陈寅恪熟稔西方之东方学,并获得了熟练运用十几门语言阅读的能力。

不过,拥有这般学识的陈寅恪,当时却不曾获得上述大学的学位。在他看来考博士不难,但需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在一个专题上,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清华,有难度。

1918年,吴宓与陈寅恪相识是在哈佛大学。两人经常就中西文化进行探讨。对于陈寅恪的学识,吴宓曾感叹:“合中西新旧各种学位而通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宓《空轩诗话》)

虽然,学贯东西的陈寅恪非常符合清华国学院导师应聘的条件,但把他请到清华任教,着实让吴宓花费了一番功夫。

吴宓的推荐刚送达校长曹云祥的案头,就没能通过。原因无他,陈寅恪的头顶没戴过硕士或是博士的学位帽。加之陈寅恪年纪轻轻,所学在国内尚无对应的专业,在学术界既无资历,亦无名气。因此,在曹云祥眼里,陈寅恪完全是一个无名小辈。

最终,促使曹云祥决定聘用陈寅恪的,是梁启超的力荐。

梁启超与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戊戌变法前就已相识。他曾与陈氏父子一同在湖南推行维新改革,对陈氏渊博的家学颇为推崇,对陈寅恪的学识也有所了解。因此,梁启超亲自找到曹云祥,称吾之等身著作,不及陈先生三百字之价值。

由此,一张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聘书才寄到陈寅恪的手中,开启了他的师者生涯。

陈寅恪入驻水木清华时,是四大导师中最没有名气的。但扎实的学识,务实求是的治学态度,使得他在史学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亦为他博得了诸多美誉。

样一个陈寅恪在1926年走进了清华园,成为四大导师之一。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古文字学家徐中舒、楚辞学家蒋天枢)。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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