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电影《我不是药神》引起全社会热议。昂贵的抗癌药品价格，进口药品的定价机制，国内仿制药品生产，每一个环节都能引起讨论，同时更需要普及解释。《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在对药品厂商刻画上，有一些脸谱化和情绪化的倾向，因此更需要理性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是关注中国医疗健康体制的著名学者，籍此热点，他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这个话题。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这两天，有关《我不是药神》的讨论霸占了我的朋友圈。大家既感慨又疑惑：隔壁的印度兄弟都生产出了平价有效的仿制药，国内这么多药企为何一直原地踏步？分析文章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内医药市场度集中度低，药企“多、小、散、乱”，制造工艺不行；再加上国内药企做仿制药审批周期长、缺乏评审标准等制度性原因，优质价廉的仿制药自然难觅踪影。
这些观点乍看很有道理，深究起来均似是而非。对于仿制药来说，长达六十多年的仿制历史，生产出获得美国FDA认证的高质量仿制药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儿。家电、轿车、电脑、手机等产品的仿制历史不过三十多年，产品质量已经和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相媲美甚至有所超越，小分子化学药（目前绝大多数口服药）的技术含量和生产工艺并不比这些机电产品复杂，国内药品研发、生产和监管的政策环境也不差于这些产品的政策环境。更何况，就制药的工业基础而言，我们并不比印度差，起步也不比印度晚。
既然做仿制药并不是什么难事，那关键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一说起来，优质仿制药的市场需求巨大，药企却没动力去做高质量仿制药？
而在这样畸形的购销结构下，你觉得医药企业还有能力和积极性搞研发和提高质量吗？
这种畸形的购销模式也导致了国内制药企业有两个普遍存在的“非正常”现象。首先，从公开的财务报表看，有看起来不算低的研发费用，但是大量“研发”费用并非真正用于研发，而是以研发名义用于回扣。其次，其研发导向也不是提升药品质量或创制新药，而是研制出与其他药企同品种药品在招标中有差异的所谓“新药”。这些“新药”在疗效、质量、安全、经济性等方面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在政府集中招标中可以单独分组，单独定价。
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在一个核心竞争手段是回扣和返利而非质量的畸形市场上，面临盈利甚至生存压力的药企，何来动力生产高质量仿制药？换言之，如果能够通过回扣和返利打开市场，谁有动力劳心费力花大钱搞研发提高质量？高质量意味着高成本，在同样的中标价格水平下，高质量高成本的仿制药则意味着低回扣和返利空间，面对其他竞争对手就完全处于劣势。高质量？笑话，需要高质量采购原研药就是了。
自然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本文发表之后，引起读者关注。许多读者留言质疑，朱恒鹏教授对部分问题进行回答，并整理成文。
取消药品加成，药价真的能降吗？
问：文中提到药企有400%的毛利率，这是违背财务常识的吧？
至于国内的新药研发，业内总结出了如下“创新药定律”：1.国内研发的me-too新药，在和原研药的竞争中，总是输；2.国内药企研发的me-too新药，在和国内仿制药的竞争中，还是总输。
朱恒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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