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電影《我不是藥神》引起全社會熱議。昂貴的抗癌藥品價格，進口藥品的定價機制，國內仿製藥品生產，每一個環節都能引起討論，同時更需要普及解釋。《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在對藥品廠商刻畫上，有一些臉譜化和情緒化的傾向，因此更需要理性討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恆鵬是關注中國醫療健康體制的著名學者，籍此熱點，他寫了一篇文章討論這個話題。
朱恆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這兩天，有關《我不是藥神》的討論霸佔了我的朋友圈。大家既感慨又疑惑：隔壁的印度兄弟都生產出了平價有效的仿製藥，國內這麼多藥企為何一直原地踏步？分析文章有很多，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國內醫藥市場度集中度低，藥企“多、小、散、亂”，製造工藝不行；再加上國內藥企做仿製藥審批週期長、缺乏評審標準等制度性原因，優質價廉的仿製藥自然難覓蹤影。
這些觀點乍看很有道理，深究起來均似是而非。對於仿製藥來說，長達六十多年的仿製歷史，生產出獲得美國FDA認證的高質量仿製藥已經不是什麼難事兒。家電、轎車、電腦、手機等產品的仿製歷史不過三十多年，產品質量已經和發達國家同類產品相媲美甚至有所超越，小分子化學藥（目前絕大多數口服藥）的技術含量和生產工藝並不比這些機電產品複雜，國內藥品研發、生產和監管的政策環境也不差於這些產品的政策環境。更何況，就製藥的工業基礎而言，我們並不比印度差，起步也不比印度晚。
既然做仿製藥並不是什麼難事，那關鍵問題就變成了，為什麼一說起來，優質仿製藥的市場需求巨大，藥企卻沒動力去做高質量仿製藥？
而在這樣畸形的購銷結構下，你覺得醫藥企業還有能力和積極性搞研發和提高質量嗎？
這種畸形的購銷模式也導致了國內製藥企業有兩個普遍存在的“非正常”現象。首先，從公開的財務報表看，有看起來不算低的研發費用，但是大量“研發”費用並非真正用於研發，而是以研發名義用於回扣。其次，其研發導向也不是提升藥品質量或創制新藥，而是研製出與其他藥企同品種藥品在招標中有差異的所謂“新藥”。這些“新藥”在療效、質量、安全、經濟性等方面沒有什麼積極意義，但是在政府集中招標中可以單獨分組，單獨定價。
到這裡，我們不難理解，在一個核心競爭手段是回扣和返利而非質量的畸形市場上，面臨盈利甚至生存壓力的藥企，何來動力生產高質量仿製藥？換言之，如果能夠通過回扣和返利打開市場，誰有動力勞心費力花大錢搞研發提高質量？高質量意味著高成本，在同樣的中標價格水平下，高質量高成本的仿製藥則意味著低迴扣和返利空間，面對其他競爭對手就完全處於劣勢。高質量？笑話，需要高質量採購原研藥就是了。
自然的結果，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
本文發表之後，引起讀者關注。許多讀者留言質疑，朱恆鵬教授對部分問題進行回答，並整理成文。
取消藥品加成，藥價真的能降嗎？
問：文中提到藥企有400%的毛利率，這是違背財務常識的吧？
至於國內的新藥研發，業內總結出瞭如下“創新藥定律”：1.國內研發的me-too新藥，在和原研藥的競爭中，總是輸；2.國內藥企研發的me-too新藥，在和國內仿製藥的競爭中，還是總輸。
朱恆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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