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北京文化藝術基金2017年度資助項目，“談藝說戲話北京”北京戲曲文化分享會首次來到通州，在通州圖書館舉辦了第二期活動。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張派”傳人王蓉蓉為百餘名京劇愛好者講述了她的學藝歷程以及她對北京的那份深情厚誼。
大家這麼多年喜歡京劇、支持京劇、看我們的演出，都很辛苦，作為演員我們特別感動。今天有這個見面的機會我也特別珍惜。我覺得我們在臺上演出，是演給大家看的，我們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大家看我們的演出滿意了是應該的，如果演完以後大家還不滿意，那就是我們演得不好，還得再回去繼續練。我們演員和觀眾的關係是魚水的關係，我們在臺上演出，這種事業的傳播、發展、傳承，是靠觀眾、戲迷朋友和我們共同努力、共同做到的。
被“懂行的”發現
京劇和“話北京”是有直接聯繫的。我不是北京人，來到北京考試經過了好幾個貴人幫助。我是1978年考進中國戲曲學院的，在考試的過程中我遇見了好多貴人。首先我家裡不是這行的，我不知道能幹這個，所以得被懂行的發現。一開始，我在上海遇見童祥苓老師。
他跟他的愛人張南雲老師偶然碰見了我，他就說“你嗓子太好啦，你的聲音甜美，你的耳音好”，我當時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後來他推薦我到上海藝校，但我沒有留下。那個時候我十幾歲，很小，心目中對北京、對天安門簡直太嚮往了。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粉碎“四人幫”以後，改革開放，各個藝術院校招生，我就去考中國戲曲學院，這就經過了北京人藝著名錶演藝術家朱旭老師的推薦。他很喜歡我，他們家有兩個兒子，沒女孩兒，就說“得了，你就給我們當閨女吧”。我管他叫姑父，也沒有爸爸、媽媽那麼叫。我在史家衚衕20號院裡住了一段時間，人藝的藍天野、金雅琴、牛星麗老師等都跟我非常熟悉。那個時候他們就推薦我去考戲校。
“這孩子有戲範兒”
考進中國戲曲學院後，我特別幸運，剛入學沒多長時間正好張君秋老師來當名譽院長。從那時開始，他把張派藝術帶入了中國戲曲學院。我第一次演出的時候，張老師正好看了，第二天到我們班上問：“昨天演《二進宮》李豔妃的那個演員是誰啊？”我就站出來了，張老師看我半天，就說：“這孩子有戲範兒。”他的標準就是嗓子、個頭、扮相這三個最基本的條件。
那個時候我比現在瘦，才95斤，也是這麼高的個兒，所以老師就說我這是個“角兒坯子”。再一個學期，我就開始學張派。我對張派藝術酷愛，張老師的唱法大家都知道，太好聽了。我對張老師的評價就是：前無古人，空前絕後。他的演唱真的是我們都達不到的。
在學校的4年中，後來我就開始學張派，學《四郎探母》《趙氏孤兒》《望江亭》《玉堂春》，在學校就學這幾齣戲。張老師有的時候就給我們看一看。《四郎探母》我們穿旗鞋，旗鞋的腳步應該怎麼走，手絹怎麼拿，肩跟腳應該怎麼擺動，這些都有嚴格要求。現在回想，進北京京劇院之前，跟張老師接觸張派藝術真是一個高的起點。京劇藝術博大精深，冬練三九、夏練三伏，一個好演員不是一年就能成才的，十年都練不出一個好演員，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起點很重要。作為我來講，我當初在中國戲曲學院的4年中，從第二學期開始就學習張派戲，接受張老師的授課，這個起點真的是太高了。
另一方面，當時我打基礎也很拼命。4年很短，我高中畢業考進了中國戲曲學院，真的是從頭開始練功，壓腿、雲手，都得從頭開始練。前兩個學期我們是每週6天的課程，每天上8節課，只有星期六上6節課。我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練功，一個學期才出學校大門兩三次，買點生活必需品，也不逛商場買漂亮衣服。那時候就一件軍大衣，然後整天穿學校的練功服、練功鞋。所以我在學校的4年，一個是高起點，一個就是非常刻苦，打下了好的基礎。現在我也經常跟我年輕的徒弟們說，基礎很重要。基礎好，成材率就高。
張大師一句話 楊四郎少了一媳婦
臨畢業前，正好改革開放，《北京晚報》主辦了“解禁《四郎探母》這出戏”。之前《四郎探母》包括《紅鬃烈馬》都是禁演的戲。《四郎探母》當時是說這出戏“叛國投敵”，《紅鬃烈馬》是“一個戲倆媳婦兒”，不符合國情。還有好些傳統戲都沒有公開演出。我記得特別清楚，當時《北京晚報》的王紀剛、過士行二位記者每天到我們戲曲學院跟著張老師，看張老師給我們排《四郎探母》這出戏。當時《四郎探母》說是要解禁，那也是兩個媳婦兒呀，還有個四夫人呢，後來張老師就說咱們這次演就把四夫人去掉。當年是張老師提出來把四夫人取消，我們這個戲才可以演。
這出戏當時我們在天橋劇場連演七天、連夜演出，這七場演出真的是爆滿。一賣票，報紙一宣傳，觀眾那種熱情都讓我們覺得，這部戲怎麼這麼受歡迎啊。那段時間這個戲在社會上引起很大轟動。從那以後，《四郎探母》解禁了，《紅鬃烈馬》也可以演了，還有一大批戲可以上演了，現在我們演出的傳統戲都是那時候開始演的。也是由於演《四郎探母》這出戏，北京京劇院——最早的實驗京劇團的領導到現場來看我表演時就說，“我就要這個”，把我定下來了，我就留在了北京實驗京劇團。當時由於我們是外地戶口，進北京很難，我通過這個機會很順利地留在了北京，一直工作到現在。
“這些傳統藝術，就是我們的文化自信”
這40年也就是國家步入改革開放的時間，我從工作開始到現在，跟國家、跟北京改革開放的時間段是同步的。畢業之後我分在北京，就覺得我是一個北京人了，我在北京的生活時間比在老家要長得多。我17歲以前在家裡生活，17歲以後進北京，到現在40多年了。這40年在北京生活，我已經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生活習慣、口音、觀念、生活方式都基本上沒有家鄉的痕跡，完全改變了。
在工作的40年中，我演了大量張派戲。《玉堂春》《望江亭》這兩出戏是我剛畢業時天天演的，後來就是《四郎探母》《紅鬃烈馬》，幾百場演過來，所以現在我表演時張嘴就來，都不用背，劇本都找不著，全在腦子裡，因為演得太多，印象太深了。
通過這樣的演出，對於我們京劇演員來講，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鍛鍊、提高的機會。到了各地舞臺，面對的觀眾太多了。早些年三四毛錢一張戲票，到開演的時候觀眾別提有多少。現在講“文化自信”，什麼叫文化自信？我覺得我那時候演戲就是文化自信，我演出時充滿自信。我演的戲、這些傳統戲的故事，觀眾太喜歡看了，臺下的兩邊過道都坐滿了人。在那個年代，我們已經實現文化自信了。這些傳統藝術，就是我們的文化自信。
從我1982年畢業，35年我演出《玉堂春》《望江亭》《紅鬃烈馬》《狀元媒》這些戲。尤其是《狀元媒》，到現在為止我演出超過2000場了。我畢業時，長安大戲院剛開張，還不是晚上演戲，每個星期六演日場、下午2點開戲，那時候就找我演《狀元媒》，就覺得這出戏上座兒。我自己在臺上都覺得，越演來的觀眾就越多。這出戏是我演得最多的，其實我在戲校4年還沒學這出戏，畢業之後長安大戲院讓我演，趕緊找老師去學的。這麼多年演下來，2000多場，全國各地約我去演出，真的是滾瓜爛熟。到現在我出去演出，如果沒有表演這段，臺下還會喊、還會點這出戏。
新戲迷 新劇目 新政策
一步步走過來，我是從演員的角度見證了優秀的傳統文化、大量的傳統戲的發展。另外，沒有觀眾在底下捧場、呼應、交流，不可能把戲傳承到現在。是戲迷朋友們看著我成長，從中國戲曲學院的排練場，到我這麼多年來歷經的各個劇場。
到現在為止，我的觀眾已經是第四撥兒了。更可喜的是，不僅有年紀大的戲迷朋友支持我，還有一些年輕戲迷。他們有的人還在上學，之前沒看過京劇，在電視上看到一下子就喜歡上了。年輕人通過看我們的節目對京劇產生興趣，同時喜歡我這個人。女孩子們會討論我穿的衣服、戴的髮卡，外地和北京的戲迷也因為喜歡我和我的戲成為好朋友，外地的戲迷來北京，北京的朋友就負責接待。還有戲迷為了能來看戲，努力來到北京上學、工作。在我的影響下，能有年輕的朋友喜歡京劇，我感到特別欣慰。
近些年國家對戲曲這種優秀傳統文化不斷提出扶持政策，對京劇的關心與重視越來越多。時代的發展要求我們演出新的劇目、新的人物，作為戲曲演員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我就排演了大量新戲，比如前些年的《黃金樹》《武則天》《劉羅鍋》，包括後來的《沙家浜》。《沙家浜》近些年我演得比較多。這出戏是精品，我演得多，觀眾喜歡，大家對我演的阿慶嫂高度評價，過些日子我們去山東還是演這出戏。
去年我排了一出《黨的女兒》，是我幾十年的藝術積累。我藝術生活40年的總結，都融入這個人物中。從去年排演，已經在全國各地演了20多場。這出戏在唱腔部分有很多創新，轉化了傳統戲的唱法，將京劇和民歌結合在一起，才能唱出現代戲的人物。
幾十年走過來，首先我是跟隨改革開放、跟隨北京的整體變化發展的潮流，然後我還要感謝一直以來支持我、關心我、幫助我的戲迷朋友們，是你們跟我共同走過40年，使我進步、成長、收穫。
自述/王蓉蓉
整理/實習記者 高原
統籌/北京青年報記者 郭佳
攝影/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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