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高质量发展经济的议题，笔者拟从三方面作探讨：第一，怎样建立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指标体系。第二，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第三，什么才是“有效投资”。
建立经济发展新的指标体系
如何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经济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还需特别注重研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现在各界已有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不应以GDP论英雄。
不以GDP论英雄，那以什么论英雄？这个很现实的问题迫切需要处理好。
GDP这个指标在宏观可用的各种指标里，还是非常简洁的一个龙头指标，它表现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景气水平，虽然有它明显的缺陷、局限。继之而起的问题，就表现为已经强调了几年的不以GDP论英雄之后，有关的权威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没有实际确立起来。
笔者观察，很多地方层面、管理部门，如何论英雄，他们自己的理解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比如高层领导强调环保非常重要，在有些地方，就要以推行“环保风暴”的形式来追求它的政绩。
地方政府、管理部门追求政绩无可厚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内在道理是对的，公权在手，有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当然应该出政绩，但是把环保搞成风暴，值得商榷。
高质量发展路在何方?
再比如说，风险防范现在非常重要，紧跟着高质量发展就得考虑怎么样防范风险，而风控这方面如果成为一个论英雄的指标，那现在看到的是各地又纷纷在这方面有所表现：自己的政绩要体现在如何加强管理，怎么样防范风险因素。任何一个可能有风险之处，就非常严格地给予种种限制，各种条条框框堆上去，似乎这就是政绩了。
以这样的方式达到某一个方面形成突出的表现而论英雄，笔者觉得还不是真正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一定要大家共同努力，推动有关管理部门牵头尽快形成一种尽量简洁可用的考核指标依据，即把GDP和其他可选择的最主要指标，形成一个可操作的评价政绩的指标体系，把这样一个实际问题解决好。我觉得这是几年来反复体验到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
中央指导精神强调的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而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怎么认识呢?它一定带有系统性、全局性。可能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在防患于未然的角度上，当然要高度警惕，但是不能说哪个地方有点什么风险的苗头，就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按住，一刀切地来严防死守。
笔者认为，“一刀切”是有意无意地违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要求。要真正防范系统性风险、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所能奏效的不是过去驾轻就熟、做起来很顺手的“一刀切”——什么都防范、都控制、都加强管理，应区别对待、优化结构，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实际生活中存在“两难”：要去杠杆，这是一个总量指标，宏观上讲的杠杆，以M2(广义货币供应量)可以衡量；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企业的杠杆，具体可以看它的负债率。但在这去杠杆的同时还要有稳增长，如果需要比较明显地在总量指标上把它压住，那么后面稳增长所要求的优化结构的区别对待怎么处理?
防控风险离不开供给侧改革
笔者感觉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还是要紧密结合供给侧改革如何深化这个命题。这也就是说，处理好供给侧改革这一主线，必然是要把结构问题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管理处理总量问题的同时，更多地要聚焦怎么样找到合理、有效的可持续的区别对待的机制。这个区别对待的机制才是优化结构的好机制，它是配合着总量上过去已经有经验的需求管理，更多地要创新地解决供给管理的问题，完成好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这个供给管理、优化结构，最根本的是要顺应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使市场规律+必要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等。政府一定要让创新的不确定性这个弹性空间里能“自调节”，并有法治化公平竞争机制保障，而且这方面应特别强调的是政府该做的事——保护产权和方向上的引导，还有就是采取事前、事中、事后区别对待的一些鼓励措施，看不太准的东西可放在事后作鼓励。这是供给侧改革里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守正出奇。
既要遵循市场规律，还要出奇制胜。政策性金融跟产业政策显然是配套的，但要想处理好它，让它真正能够达到意愿，可存在着挑战性难题，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系统工程问题。因而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绝不能“一刀切”地解决问题。否则，名为控风险，实际上会适得其反，不能优化结构消解风险，反而可能制造风险。
什么才是“有效投资”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几年曾经专门强调过“有效投资”概念，笔者所在的研究群体也特别关注“选择性的聪明投资”。如何以合理机制形成有效的投资供给，是最关键的。
投资空间客观存在，如中国一百多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升级换代的需求看得很清楚：今后几十年是做不完的。北京这些年在拼命发展地铁，在建第二机场，在做其他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其他很多的城市会大同小异。
北京市限制购买机动车，中签率是1900多比1。这是从较早人们说的轮盘赌的40 :1概率，又迅速抬升了好几十倍，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一个典型，其实它同时也表明发展潜力和解决问题的投资空间。这种有效投资，怎么让它可持续地提供出来?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就是规模大周期长，如资金链一断，会形成半拉子工程，如果处理好则一气呵成，超常规创新发展。中国的文章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好。
这种有效投资要说小的事情，可再举个例子：有关部门说全中国缺少大概5000万个停车位，(主要讲城镇区域)，北京市缺差不多300万个，深圳缺差不多200万个，建一个停车位静态算账10万块钱的话，这就是5万亿的投资，十几年内做这5万亿是不是该做？基本上如此，不会很精确，但这个事情肯定是要做的，那么怎么做？政府没那么多的钱，还得控制自己的负债率，但有PPP。停车位、停车场还要配充电桩，还要立体化，以少用地皮，这方面企业的智慧和能力恰恰是它的相对优势，而只要这个停车位一用，就有现金流，那正好对应PPP机制。
PPP和地方债务
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这些事情，都需要有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方面的出奇，处理不好就是一塌糊涂，大家都得“拉关系”；处理得好有法治化、有规范化、有不断总结经验往前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路就越走越宽。
所以从PPP来看，现在财政部在努力推进的过程中是要稳一稳，要控制风险，但是又刚刚发布了第四批入库项目，发展取向与示范仍然十分清楚，绝对不是要叫停，而是要点刹车稳一稳，继续让它健康发展。
笔者观察这方面PPP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推出更高层次的法律依据，形成法治化、规范化的依据，应尽快把PPP法或条例提供出来。PPP必然有一个资产负债这方面处理风险的问题，笔者以为在认识框架上不可能让地方政府与PPP负债完全撇清关系，地方政府是跟企业一起合作来做这些公共工程，怎么可能所有的负债都在企业这边，完全不在政府这边呢？至少政府这边有财政的或有负债问题吧？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规范化，不会是由此在这方面阻碍PPP发展，恰恰是来更好地指导、引导，在大家感觉对防范风险机制更有信心的情况下，激励PPP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文发表于《招标》2018年第18期，责任编辑：武文卿）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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