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山东地区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山东巡抚毓贤镇压不力，帝国主义便压迫清政府撤换他，并指名任命袁世凯领武卫右军前往镇压。十二月初，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由小站调往山东。袁世凯在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拼命扩充实力，于次年三月间把山东原有勇营三十四营进行裁并训练，改编成步骑炮兵二十营，称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几达一万四千人。接着，袁世凯又把山东其他地方的旧营改编为新军，这就使袁世凯成为拥兵二万余众的军阀。这是袁世凯新军的一次大扩充。
袁世凯
光绪二十六年，武卫右军在袁世凯的直接指挥下，对山东全境的义和团展开了血腥大屠杀。据《光绪朝东华录》不完全记载，当年二月，骑兵营前队领官王开福、哨长阎风鸣，在诸城县扬庄与东字前营、左营联合，在茌平、博平、高唐一带冲散义和团大股部队。三月，步兵管带雷震春等率部在东昌府一带屠杀团民，“所有坛场一律焚毁”。四月，骑兵营左队哨官吕长顺与山东地方部队配合，在禹城与义和团王立东、李传和部展开激战。六月，骑兵营右队领官孟恩远驱散盐山义和团部队。至此，山东境内义和团几乎都被镇压下去，其主力只得由山东转入直隶。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袁世凯的新军却从来没有对外开过一仗，反而百般谄媚。袁对侵略者“待以公诚，握手欢唔，案到则随到随结，外人倚公若长城，言无不从”;而对待义和团则“阳言劝诫，而阴饬部吏严捕”。武卫右军在山东地区焚掠扰民的暴行，受到另一些清朝官吏的多次参劾。他们揭露：“冤惨之状，行路欷歔”；“我国家岁费数千万金钱，豢养战土，不以御外夷，而以残百姓，岂练兵之本意哉！”统治阶级内部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袁世凯及其反革命武装的反动作用，它已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别动队，镇压人民的刽子手。
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占大沽，闯入华北，义和团和一部分清军，同侵略军进行浴血奋战。清政府曾多次要袁世凯出兵增援，入京防卫。面对这一难题，在荣禄的支持下，袁表面上稍作应付，并声称他的队伍尚不足以防卫山东，但为了执行“圣旨”，他还是答应要派遣三千人（新近整编的）入京防卫，而随后又以训练不足为借口，压下了自己的命令，实际上他是按兵不动“抗旨剿匪”。袁世凯决不愿命令他的新军赴京，受联军和义和团夹攻而毁灭，相反，他暗中派人与青岛的各国领事相勾结，并达成协议，保护教堂，保护侵略者，伙同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
戊戌六君子
袁世凯这种巴结洋人甘为走狗，杀起自己人来倒是毫不手软的无耻行径，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他以前曾经背叛过革命党，出卖过谭嗣同；以后又窃取了革命党的胜利果实，成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复辟登基称帝，留下了八十三日皇帝的笑柄，无怪乎要被孙中山先生评价为独夫民贼，被后世人称为窃国大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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